启蒙运动时期的英国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讽刺大师乔纳森.斯威夫特一、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概述在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哲学逐渐占据意识形态高地的条件下，18世纪出现了全欧性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但是带有更强烈、更明显的政治革命的性质。

在这样的条件下，文学也必然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

这一时期尽管各国启蒙文学有各自的发展进程和特点，但它们仍具有一般性的特征：1、（比文艺复兴）更强烈的政治性和民主精神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家大都是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把文学创作作为宣传自己思想和理论的有力工具。

2、启蒙文学具有鲜明的哲理性和政论性。

以法国的哲理小说成就最大。

3、扩大了文学艺术反映、描写的范围。

即启蒙文学的主人公不再是上层阶级、皇室、贵族等，更多的是对资产阶级一般平民的描写。

4、创造了新的学体形式。

启蒙作家打破了自古以来诗体文学独尊的局面，平等地广泛采用小说、诗歌、戏剧和文艺性的政论等各种文体，开创了文学史上的散文时代。

二、启蒙运动时期英国文学总述18世纪前半期，以启蒙理性主义为核心的新古典主义思潮统治英国文坛。

所谓新古典主义就是提倡理性、贬抑情感，强调创作时要模仿自然和古希腊罗马的经典大师和文学作品，要求行文条理清晰、典雅工整，运用巧智和讽刺，同时强调文艺作品的道德和教育功能。

这一时期，英国文学的最大成就是现实主义小说。

这一时期英国启蒙文学的特点是由于英国的启蒙运动是在英国革命后出现的，其间还经历了“工业革命”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

因此，英国启蒙文学的任务不是召唤革命行动，而是以“理性”为武器，反对封建势力的参与。

同时，在一些最先进的作家的作品中，也批判了新制度建立起来所暴露出来的种种不合理的东西。

发展到18世纪中后期，感伤主义成为发展主流。

三、讽刺大师-乔纳森.斯威夫特（一）人物简介：（1667-1745）英国18世纪前期最优秀的讽刺作家和政论家。

斯威夫特做过私人秘书、乡村教师、报刊编辑等。

其创作以讽刺政论为主，作品多用讽刺、夸张，文笔简洁质朴，于对比中刻画形象。

相比较启蒙运动时期的其他作家，反对封建主义和讴歌资本主义，斯威夫特对资本主义本质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二）文学生涯：早期：（1667-1710）斯威夫特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父亲是英国约克郡一位律师，随兄长戈德文迁往爱尔定居。

但是不幸的是他父亲在他出生几个月后就去世了，而他母亲抚养他到3随后，只身返回了英国，所以斯威夫特是跟着他的伯父戈德文长大的。

1686年，毕业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获得了学士学位。

1688年，“光荣革命”，而他的伯父也在这一年辞世。

刚刚毕业不久的斯威夫特只好前往英国投在母亲的远房亲戚邓波尔爵士门下，任他的私人秘书，并在那里居住了十年。

邓波尔是个辉格党外交家和散文作家。

在此期间，他负责教导伯爵家中的小女孩艾斯特·约翰逊，艾斯特·约翰逊后来成为了他最亲密的朋友。

斯威夫特的一些传记作家认为，几年后他们有可能秘密成婚了。

这一段经历对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在任秘书的先后十年，他始终没有得到赏识。

所以为了找一份更满意的工作，斯威夫特两次返回爱尔兰。

第二次回去时（1694–96年），他担任了英国国教会教士之职，并赴爱尔兰任基尔鲁特教区的牧师。

1969年，他再度被召回摩尔庄园为邓波尔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创作了《书的战争》和《一个木桶的故事》，这两部作品于1704年同时发表。

当1699年邓波尔去世后，斯威夫特返回爱尔兰，并成为都柏林附近拉若卡地区的教区牧师。

艾斯特随同他迁往都柏林，和一个女监护人在一起，一直到去世。

虽然她与斯威夫特关系密切，但据说没有一次两个人单独见过面，女监护人总是不离左右。

对他们的奇特关系有各种猜测，但普遍认为那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

之后斯威夫特成为了伦敦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也成为辉格党宣传者约瑟夫·阿蒂森和理查德·斯蒂尔的朋友，并开始为斯蒂尔的期刊《闲谈者》写作。

到此时为止，斯威夫特一直是拥护辉格党的。

《书的战争》是一部戏仿英雄史诗的作品，全称为《上星期五在圣詹姆士图书馆里古代和现代书籍交战的详尽及真实报道》。

1692年邓波尔发表一篇叫作《论古今学术》的论文，他推崇古代作品《伊索寓言》和伯伊尔编注的《法拉利斯书简》，认为远非近代作品所能企及。

引来了威廉·渥顿著和本特利的批评，他们认为时代进步，今人作品胜古人，况且《法拉利斯书简》系后人所伪托。

斯威夫特受邓波尔之命予以还击，写成《书战》。

《书战》一开始，主张现代学问优越的一派意见要求古典著作让出他们一直占据着的文坛顶端地位。

在这种舆论影响下，图书馆书架上的现代书籍就要着手行动来抢占地盘。

但在一场混乱真正到来之前，图书馆一角内的一只蜘蛛与被它网住的一只蜜蜂争执起来。

伊索为它们作了结论，他指出蜘蛛就像现代派，它们从五脏六腑里往外抽丝，编织他们的学问，因此造出的都是粪土和毒素；而蜜蜂就像古典大师，他们走向自然，取花中的蜜和蜡，为人类带来甜蜜和光明。

伊索的话激怒了现代书籍，于是一场激战开始了：一边是荷马、品达、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率部，邓波尔统率同盟军；另一方则由弥尔顿、德莱顿、笛卡尔、霍布斯等为首，他们的盟军是爱挑错的“嘲弄之神”墨莫斯和持自然神论的“恶毒批评先生”。

斯威夫特以初出茅庐的热情把这场战斗描写的绘声绘色、滑稽不堪。

比如双方激战中，亚里士多德瞄准培根射出一支箭，却射中了笛卡尔；荷马把龚狄伯尔打翻在地；维吉尔与翻译他诗歌的德莱顿交手，后者迎战不迭，因为头上戴了顶九倍大的头盔十分碍事。

当然斯威夫特没有忘记他的辩护任务，批评邓波尔的渥顿和本特利败在伯伊尔手下。

改属停在休战会谈上，对争执双方谁胜谁败没有得出结论。

本书虽然预示了斯威夫特后来的讽刺寓言的路数及风格，但却是不成熟的作品，加之是为主人张目，因此批评中夹杂了偏见。

但是作为认识18世纪文化的资料，他还是很有价值的，特别是让我们体味一下当时文坛对古典和当代学问看法上争执的激烈。

《一只木桶的故事》是斯威夫特更为成熟、也更严肃认真的一部佳作。

在该书的前言里，作者介绍说航海在海上遇到鲸鱼，水手们经常抛出一只空木桶，把鲸鱼的注意力引开，免得他撞船。

1651年在霍布斯发表了它主张集权、谈论国家政治和体制的哲学著作《利维坦》。

在书中，他提出教会不应分权，而必须受政权的统领和控制。

斯威夫特用这个标题明显的讽刺了霍布斯和那些他认为利用了教会和政府弱点的人，把他们比作攻船的鲸鱼。

他把自己的故事比作水手掷出的木桶，目的就是将这些人引开，来保护教会。

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个十分简单的寓言故事。

一位老人即将死去，临死之前，他给三个儿子每人留下了一件外衣，还附有不准他们改动外衣的遗嘱。

开始三个儿子没敢违背父命。

然而逐渐的大儿子彼得（代表罗马天主教廷）就在外衣上加缀了许多花里胡哨的装饰，并镶上金边，把外套搞得不伦不类；小儿子杰克（代表约翰.加尔文、清教和持不同观点的教派）把外衣的袖子和下摆任意剪短，弄得面目全非；只有二儿子马丁（代表马丁.路德金和英国国教会）没有对衣服做多少改动。

由于意见分歧，马丁和杰克先同彼得吵翻，接着又两人反目。

全书的讽刺锋芒主要针对彼得，也把杰克好好嘲弄了一番。

马丁代表的斯威夫特所在的英国国教会得到了比较正面的描述。

斯威夫特总体上讲是拥护宗教上的中间道路，但是实际上书里包含了大量对教会诸多行为尖锐、严厉的的结论，还有对三兄弟理解遗嘱词句时的诡辩招数的讽刺，以及对神学观点的讽刺。

书中运应了文字游戏、夸张、反讽、含沙射影和揶揄等手法。

而那种尖刻的嬉笑怒骂则预示他在后来《格利佛游记》里表现出的对人类的极度失望和愤恨。

斯威夫特这次把矛头指向教会，同时对于当时贫乏的学术、浅薄的文学批评和社会恶习也予以抨击。

他通过三兄弟的形象淋漓尽致地讽刺了天主教会、英国国教和加尔文教派（英国清教徒）。

他讽刺这些教派都自认为是基督教的正宗，遵照《圣经》的指示行事，事实上却阳奉阴违。

虽然斯威夫特本人是英国国教的牧师，他却能大胆地批评基督教徒的虚伪和无耻。

《桶的故事》是英国启蒙主义者批评教会的重要作品之一。

中期（1710-1714年）1709年他赴伦敦为爱尔兰的英国国教会请求支持和援助，被那些同情清教的辉格党首脑拒绝了。

由于托利党支持了他在爱尔兰的教会职业，斯威夫特转而投向托利党的怀抱，卷入了党派的斗争，很受托利党首领的器重。

1710年托利党人上台执政后，他担任了拖利刊物《考察报》的主编。

托利党人为大土地所有者，战争对于他们是没有好处的，因此他们为了迎合英国人民厌恶战争的心理，猛烈攻击辉格党人的好战政策。

斯威夫特写了许多揭露辉格党人的贪婪和反对战争的小册子，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是《同盟国和前任内阁在发动和进行这次战争的行为》（1711）。

辉格党人在18世纪初叶执掌内阁政权，推行反人民的战争政策。

英国和荷兰、瑞典同盟对法国进行长期的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战争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却给资产阶级带来巨额利润。

斯威夫特的小册子唤起英国人民反对战争，坚决要求统治集团和法国缔结和约，对反对战争的英国舆论起了重大影响。

斯威夫特当时所写的政论虽然是为托利党人服务的，但他反对几个殖民主义国家统治阶级争夺权益的战争，却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

他这一段政治经验使他对英国统治集团的贪污腐化和资产阶级的丑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这期间，他结交了一批托利观点的文人朋友。

这也是斯威夫特一生最快乐得以的时期。

并与亚历山大.蒲柏、约翰·阿巴斯诺特以及约翰·盖伊创办了斯克里布莱拉斯俱乐部，轮流写讽刺文章，批评学术领域中的弊端和人世间的虚伪。

在写给艾斯特的信中，他对这段伦敦生活做了逐日的详尽报道。

但是斯威夫特对托利党的贡献，并没有使他获得向往已久的处在英格兰的英国国教会的职位。

由于安妮女王的恶感，1713年，托利党党魁哈利只能任命斯威夫特为爱尔兰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主持牧师。

是个打击。

而且1714年托利党政府倒台，断绝了斯威夫特返回英国政治舞台的最后希望。

斯威夫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爱尔兰度过。

晚年（1714-1745）他后半生定居在爱尔兰，并成为捍卫爱尔兰民众权利、反对英国对爱尔兰盘剥和压迫的坚强战士。

1720年发表了《关于普遍使用爱尔兰货物的建议》，号召抵制英国货，维护爱尔兰发展民族工业的权利；《布商的信》（1724年），这是以系列信形式发表的抵制英国滥造爱尔兰钱币的文章。

这篇文章令英国统治者又惊又气，悬赏300英镑捉拿作者。

很多人都知道作者是谁，但没有一个人告发，英国政府被迫取消了伍德的专利，斯威夫特成为爱尔兰民众心目中的英雄。

（爱1723年英王的情妇肯德尔公爵夫人获得了在爱尔兰铸造半便士铜币的特许状，又把它卖给了英国商人威廉·伍德，赚了一万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