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崇高”与“优美”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崇高”与“优美”

一朵娇艳的小花是美的，座座气势雄伟的崇山峻岭也是美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固然能引起我们的喜悦的感情，令我们陶醉；而“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崇高景色，也会激荡我们的感情，使我们心旷神怡，也达到了强烈愉悦的审美效果。正如惊涛骇浪与叮咚山泉，崇高和优美都属于审美的范畴，是两种不同的美的形态，即美的两种不同种类。

崇高又称壮美，是一种雄壮的美、刚性的美，通过对象的粗犷、博大的感性形态，劲健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雄伟的气势，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使人惊心动魄，产生敬仰、赞叹的情怀。优美与崇高相对，又称为秀美、纤丽美、阴柔美，典雅美等，它是美的一般的形态。

从根本上讲，崇高的核心在于“冲突”。崇高体现在主客体矛盾冲突中，经过尖锐激烈的对立，主体战胜客体并且终于从痛感转化为快感，粗砺强劲，雄奇怪涎，令人惊心动魄。审美主体所受到的挑战越严重，遇到的冲突越激烈，斗争的历程越险恶，就越能激发和显示人类自身的本质力量，也就越能令人感到崇高。而优美的本质就在于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和谐统一。优美的核心之所以是和谐，其实质就在于它体现出主体和客体的和谐统一，体现出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也体现出理智与情感的和谐统一。优美引起的审美感受是一种单纯的、平静的愉悦感，玲珑小巧，娇柔透剔，令人舒心惬意，各种审美因素趋向平和统一。

在我国古代，通常把崇高称为“大”“阳刚”“气势”“风骨”等。孔子曾说过：“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列子·汤问》中记载钟子期对于伯牙鼓琴的两次回答：“善哉，峨峨兮若泰山！” “善哉，洋洋兮若江河！”这种音乐的内容，也是令人心潮澎湃的，也可以称之为“崇高”。这种崇高不仅仅指崇高的这一种形态，更主要的是气势。我认为，作为审美主体的我们，所欣赏对象的气势比起形态来，更容易让人体会到“崇高”，心灵的震撼相对于视觉的感受更容易令人领会、感悟。

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撤以闲雅，说炜晔而谲狂”。虽然陆机并没有指出“优美”到底是什么，但他对这些文体风格的概括，已经包含了优美的本质。而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将文章风格美分为八体：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其中，典雅、精约、新奇就是与优美有关，而远奥、繁缛、壮丽则与崇高有关。

在我国古典诗歌艺术中，这两种形态各异的美比比皆是。

比如，唐代词人张志和的《渔歌子》是首脍炙人口的杰作，千百年来，人们盛读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优美迷濛的意境，折射出迷人的艺术光辉。词是这样写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西塞山前，白鹭展翅飞翔，不时俯头探望河中游鱼；山上，漫山遍野桃花盛开；山中，微风吹拂，桃花瓣飘零，随波逐流；山脚，烟波浩淼，游鱼蹦窜；岸边，烟波迷濛处，一位披蓑戴笠的垂钓者正凝神专注地垂钓，他陶醉于眼前的空濛山色和柔美风光，竟怡然自乐，不想回家了。多美的画面，岂止是“烟波钓徒”张志和沉缅于山光水色，我们品味吟咏，又何尝不是深深地痴迷于词人所描摹的山水风情呢？显然，这里意境纯美、柔和、宁静、高远；色调斑斓绚丽，欢快明朗；构图精微考究，细腻逼真；情趣高雅恬淡，清爽宜人。这一切充分展示了词人热恋山水，厌恶官场的情趣，显示了艺术领域里的优美范畴的审美特征。

相反，李白的诗作《望天门山》恰恰给我们揭示了一种雄奇壮阔的崇高美。“天门中断楚江天，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诗人贮立舟头，极目远

眺，随着湍急的江流，他于如箭飞舟之中，顿感天门山突兀险峻飞扑眼帘而来，倍感欣慰自豪。两岸青山相对挺出，绵延逶迤，峥嵘多姿。脚下，江水一泻千里，汹涌澎湃，卷起滔天巨浪。身后红日，冉冉升起，给这激荡狰狞、粗砺苍劲的画面投上一层粉红的色调。听，江流奔腾咆哮，势不可挡，惊心动魄，吼声如雷贯耳，掀起内心情感的狂澜巨波。李白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诗人，他志向远大，生性狂傲不羁，反映在诗歌中，他常常是描绘那些奇险怪涎，惊世骇俗的事物。这首《望天门山》就是他“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苍海”的豪壮情怀的喷吐。显然这里意境雄奇壮阔，孕大含深；气势汹涌奔腾，吞吐山河；色调热烈醒目，催人奋发；构图粗野苍劲，风格豪迈超俗，狂放不已。凡此种种，无一不显示出作为美学范畴的崇高的审美特征。吟颂此诗，当令人心荡神摇，倍感振奋。

一般来说，崇高的对象常常是体积巨大，力量雄伟和气势磅礴的。如在自然界中的鹰隼搏击于大海长空的雄姿，山风中万顷林涛澎湃的声响，宋代豪放派词人苏东坡、辛弃疾的豪迈词作等等。杜甫在《望岳》中描写雄伟的泰山：“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通过描绘泰山雄伟磅礴的气象，热情赞美了泰山高大巍峨的气势和神奇秀丽的景色，流露出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表达了诗人不怕困难、敢攀顶峰、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以及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再如苏轼的《百步洪》：“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更是气势宏大，体现着一种崇高的气势。而他的名作《念奴娇·大江东去》，则抑扬顿错、气势磅礴，就是体现崇高之美的杰作。而优美的对象常常表现出形体小巧，秀丽和柔和。比如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小荷、蜻蜓，看起来就令人产生一种欣愉的感受。秦观的“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优美的语言，美丽的景色，柔和的氛围，显示出一种令人不忍打破的幽静之美。元代作家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短小简练、构思巧妙，情感细腻纤弱，具有阴柔之美。另外，宋代婉约派的词大都很好地体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相对统一的凝静均衡、和谐的特点。

优美与崇高在作家的创作中也有体现。南宋余文豹在《吹剑续录》中记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这则小趣闻，通过柳永与苏轼词的比较，也显示出了优美与崇高的不同来。从作家的艺术角度来看，人们并不都千篇一律地创造或仅优美或仅崇高的作品。有人爱写“人闲桂花落”，也有人爱写“飞泉挂碧峰”。同一个作家，比如以豪迈著称的苏轼，也能写出“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哀婉之作。甚至在同一作品中，如司马迁的《项羽本纪》，既写了项羽的叱咤风云，也写出了他别离虞姬时的儿女柔情。优美感和崇高感并不是彼此完全分割孤立存在的。

总之，优美与崇高同为美的形态范畴，前者以悦耳怡神的感应力量作用于审美主体，陶冶人的情操，使人的心灵在愉悦平和中得到净化，在优美的审美活动中，心情是悠游闲适的；后者以惊心动魄的感应力量作用于审美主体，提高人的精神境界，鼓舞人的意志，使人产生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在崇高的审美活动中，心情是紧张热烈的。两者特征不同，美感作用也大不相同。但优美和崇高作为美的两种基本形态，尽管它们所引起的心理反应不同，但两者共同都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两者并不是互相隔绝的，而是互相联系的；同时优美感和崇高感也不是彼此完全分割孤立存在的。就人的审美需要来说，既需要奋发兴起的崇高感，也需要轻松活泼的优美感。刚柔相济，有张有弛，互相补足结合，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复杂而多样的审美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