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务员培训综述

关于公务员培训综述

我国已建立了基本健全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每年都会有定量新鲜的“血液”注入到公务员的队伍中，但是这部分人员并不是进入就能立即发挥作用的，同时作为先进入的公务员由于社会环境的更新变化，原有的工作方式，职业技能等方面也会出现不足，因此就有必要提升公务员的执行能力。

王济萍认为，人是政策行为的主体。政府内部工作人员的能力强弱与政府执行力高低存在紧密的联系。要提升政府执行力，首要的是促进“政府人”能力的提升，这包括提升其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大局观念，防止和克服以权谋私，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强化职业道德，规范执行行为，自觉抵制以权谋私和弄虚作假。提高理论水平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善于辩证思维，战略思维，防止和克服短期行为；提高其业务素质，根据现代公共管理的要求，加大培训力度，拓宽知识面，调整知识结构【1】，而能力提升的的关键则在于培训。

国外观点

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很早就将投资于人的有用才能的价值作为资本看待。在19世纪末，许多经济学家(李斯特、马歇尔)也开始将人的技能和能力看作是一种资本，马歇尔指出“所有投资中，最有价值的投资是对人本身的投资”。但是对于当时的学者来说，对人才资源的开发才刚刚起步，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开始有了培训的概念。

培训理论最初起源于心理学与科学管理领域。美国古典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温·泰勒在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培训的理论。科学管理四大原则中的第二条就是“科学地挑选工人，并对他们进行培训、教育和使之成长”。泰勒认为，培训是进行科学管理应遵守的普遍原则。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也提出“官僚行政组织中的理想的组织模式中的一个特征就是“所有的组织成员都是依据经过培训、教育或正式考试取得的技术资格选拔的”。他认为作为理想的组织，组织成员必须要通过参与培训和考核，是有具备了必要的知识和技能的成员才能胜任岗位的需求，才有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

公务员培训作为公务员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公务员制度的产生而产生。而公务员培训作为一项完整制度的确立，是在20世纪40年代。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国外己形成了完善的培训机制。Engenijuschlivichas指出:法律条文确定着公务员队伍的地位、服务原则，应从公务员培训的制度层次来考虑公务员培训的机制问题。

当然，培训的形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像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班杜拉(A.Bandura)在二十世纪50年代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他指出人们通过观察周围环境中那些值得信赖的知识渊博的人的行为而进行学习，只有不断的充实自己，才能有效的应对职位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也可被视为培训的一种。

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B。F。Skinner)于1956年在《科学与人类行为》一书中提出了强化理论，他强调人们行为是依据这些行为过去导致的结果来决定的【2】。强化理论说明了企业要提高培训效果，让学习者获得知识，改变行为方式或调整技能，培训者要明确在受训者的态度中，哪些属于正向成果，哪些属于反向成果。虽然斯金纳的强化理论是基于企业的发展要求而产生的，但是原本公务员培训理论的开发研究就是建立在企业培训理论的基础上的，所以在公务员培训的研究中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在此期间，培训的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学者们才开始将培训作为一个系统，其研究内容涉及培训模式、方法、计划制定、结果评估等方面;弗农。汉弗莱的“集体培训理论”使公务员培训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他提出了从整个组织发展的角度去考虑的“集体培训”理论。他认为一个组织应从整个组织去考虑培训计划，集体培训的过程就是改变组织行为的过程。

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采纳了“终身教育”的概念。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教育局局长保罗·朗格朗(Paul。Lengrand)的《终身教育引论》问世以来，终身教育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逐渐成为各国改革成人教育和学校教育并使之一体化的基本指导理论。雷蒙德·A·诺依教授在《雇员培训与开发》一书中揭示了学习过程。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也是顺应当今经济全球化跟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而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管理组织，由此提出创建“服务型政府”。传统的政府理念已不再适用，而培训是对以往工作理念的更新，通过学习，使操作者与所从事的工作岗位相匹配，最有效的手段。

二十世纪后半叶，全球掀起了一股创建学习型组织的热潮，很多国家政府和优秀企业都积极投身于这次热潮中。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创建学习型组织已成为势不可挡的全球性潮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教授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中的全面阐述学习型组织。即依靠对成员的教育培训，使每个个体、组织以及整个社会在共同愿景的基础上，不断自我修炼、改善心智模式，修炼团队学习，进而掌握系统思考的真谛，最终走向学习型组织，实现培训、学习和工作的有效融合。

西方的国家公务员培训制度虽受各国国情、文化、政治制度的影响而不尽相同，但都非常重视对国家公务员培训和教育，并把培养高素质公务员置于重要的战略地位。马库德(Marquard。1996)在“新学习”概念中提到，今天公共组织管理者和公务人员面临的是一个快速变迁的社会，过去被动式的学习已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具备新的学习能力是公务人员人力资源发展的核心，培训亦进入全新的领域。正如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所说:“在这个时期成功的组织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把办公室与教室连在一起。”而且随着培训研究的深入与进一步的开发，关于培训的定义也越来越倾向于模糊传统上教育、开发、培训的分界，树立一种大培训的观念。比较认同的定义是:由组织提供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与学习，旨在改进雇员的知识、技能、工作态度和行为，从而使其发挥更大潜力以提高工作质量，最终实现良好组织效能的活动。

国内观点

《尚书》说：“任官惟贤才。”又说：“官不必备，为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以官不得其才，比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对照现在的环境背景，就是说政府组织挑选人才，不必一味追求人员的齐备，要是所用人才与岗位匹配适宜，那么即便是人数上少一些，取得的效果还是会很好的，相反要是用人不善，那么也只是浪费资源而已，可见古人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人员能力与职位的适宜程度对有效开展工作的重要性了。

在我国古代不乏关于对人才进行教育的思想，像孔子在论语中提到的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