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思想

五千年灿烂的中国文化孕育了许多优秀的管理思想，而把握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脉搏则是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管理创新的有益尝试。

一、中国古代百家思想中的管理精华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在浩如烟海的文史资料中蕴含着及其丰富的管理思想。

这些思想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

（一）顺道
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对自然界来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管理·形势》），其运行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他看来，“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管理·形势》），只能“因之”而不能抗拒。

因此，管理者必须能辨道（辨识客观规律）和顺道（根据客观规律的要求来组织管理活动）。

（二）重人
重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得众而不得其心，则与独行者同实”（《管子》）。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诸葛亮《前出师表》）（三）求和
“和”强调的是人际关系的融洽、和谐。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孔子也提倡“礼之用，和为贯”。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是谓“无私者容众”，切不可“以爵禄私所爱”以至“党而成群者”，而是要“循公而灭私”（《管子》）。

（四）法治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源于先秦，其后不断发展、完善，包含了一下三条基本原则：第一，明法。

是法的公开性原则，“法必明，令必行”，“上有明法，下有常事也”；第二，一法。

是法的统一性和平等性原则，“权度不一，则循义者惑”（《管子·君臣上》）、“罚不畏强大，赏不私亲近”（《战国策》）；第三，常法。

是法的稳定性原则，“执者固，固者信”，“法判有常，则民不散而上合”（《韩非子·五蠹》）。

（五）守信
信誉是国家和企业的生命。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言而不可复乾，君不言也；行而不可无再者，君不行也。

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六）预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无过在于度数，无困在于预备”（《中庸》），“以虞待不虞者胜”（《孙子·谋政》）“惟有道者能备患于形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朴素的“预谋”思想也有相当精彩的论述，如：“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等。

二、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
中国近代民族企业诞生于鸦片战争之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在夹缝中求生存，但是既便如此，它们在经营活动的过程中不但为自身创造了财富，还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因此，近代民族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宝贵的经验和隐藏在其背后的企业管理理论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一）洋务派的努力和清政府的破产
洋务派企业管理理念是在当时那个特定的背景下，在中外文化的相互碰撞、融汇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超越与变异。

洋务派企业主要代表人物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等，其指导思想是主张“经世致用”、“自强求富”、“师夷长技以制夷”，其管理思想的主要特征有：封建性、腐朽性、对西方的依赖性等。

（二）维新派的救亡图存
维新派管理思想的理论本源主要是西学，其中作为灵魂和核心的则是西方资产阶级进化
论和天赋人权学说。

主要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

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皇帝，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目的是“富国”和“养民”。

富国之法包括钞法、铸银、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邮政六项纲领；养民之法包括务农、劝工、惠商、恤穷四项纲领。

梁启超主张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振兴实业，同时，他对当时中国股份制公司的发展也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

（三）革命派的朴素资本主义救国思想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引进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同时，又引进了西方的现代科学管理思想，同时与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相融合，从而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行政管理思想。

革命派管理思想侧重于宏观的国家管理，如孙中山“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和行政管理思想，廖仲恺的新国家建设思想（发展铁路交通是其核心内容），朱执信的土地国有思想（实行“土地国有”、“铁道国有”，以避免垄断，给全社会以福祉）等。

革命派经营管理思想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包含了朴素的资产阶级思想。

（四）民族实业家的倡导
鸦片战争清政府的失败也导致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控制的放松，由此逐渐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民族实业家，其中以张謇、穆藕初、荣氏兄弟、刘鸿生、卢作孚等为代表。

张誉提出建立岗位责任制，实施奖惩制度和建立考工制等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穆藕初认为经营者应尽一切努力以最少的投资获取最大的利润。

荣氏兄弟在企业开拓扩展的过程中，实施借款办厂的战略，主张并购，重视市场需求、市场价格、原材料、劳动力。

刘鸿生则提倡先做调查研究工作，注意规避战略风险，分散投资策略。

卢作孚主张企业的经营日的不是纯为赚钱，而是要将其运用到社会上去。

这些代表人物显然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思维方式。

三、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没有经济责任，管理只是一种封闭的生产型管理部分吸收西方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

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可以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之后，由科学家和工程专家倡导，开始大规模引进与创新西方的科学管理理论。

这一时期，我国还进行了管理思想的经验探索与理论创新，如鞍钢宪法、工业七十条、大庆经验、企业多种经营等。

四、新时期：30年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经济体制改革时期。

经济管理总的指导思想是“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和“简政放权”，实行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统一。

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指引下，（下转第84页）（上接第82页）为了加快企业管理现代化的进程，总结我国的管理经验和大胆吸收、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理论与方法。

（一）新复古主义思潮
有相当一批管理学界和业界的人士崇尚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博大精深，认为当今的中国式管理就应该是中国古代的精华管理思想的现代应用，从而挑起了“古为今用”这面大旗。

因此，诸如王道管理、仁义管理、中庸管理、修身管理、兼爱管理、无为管理、太极管理、无极管理、弱管理、柔管理、隐管理、简朴管理等等应运而生。

这些理念试图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去，力图给当下的中国企业管（下转第84页）（上接第82页）理提供纯正本土化的文化根基。

（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院派
社会主义学院派主要由高校教师和研究者组成，在这些学者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还要数以下两位：一是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及其建构的“东方管理学派”。

二是西安交通大学席酉
民教授及其创立的“和谐管理理论体系”。

“东方管理学派”形成了一套以“三学”（东方管理学、中国管理学、华商管理学）、“四治”（治国、治生、治家、治身）、“八论”（人本论、人德论、人为论、人道论、人心论、人缘论、人谋论、人才论）为主体的管理理论框架体系。

而“和谐管理理论派”则认为管理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遵循双规则，即用优化思路解决客观科学的一面以及用减少不确定性的思路解决主观情感的一面，并设法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提高组织有效性。

此外，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诸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丁栋虹等，也在经济学的框架之下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三）中国式管理实践学派
与学院出身的教授们致力于建构中国式管理的框架体系不同，这个派别基本由业界人士组成，他们更关注如何把古今中外的管理理论具体化为各种适应本土情况的操作模式。

刘光起提出的“A管理模式”、成中英提出的“C管理模式”、郭咸纲提出的“G管理模式”等等。

其中该流派中集大成者自然要数号称“中国式管理之父”的台湾学者曾仕强的““M理论模式”，他认为中国式管理的“M理论模式”有“三大主轴”：以人为主、因道结合、依理而变。

由于实践中的各种管理模式更具操作性，因而这些独特的模式得到许多经理阶层的认可。

五、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发展所面临的任务
结合上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当前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所面临的任务至少应该包括两个辩证方面：
（一）博古通今，承前启后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几千年的文化沉淀和民族特性必然反映到我国企业管理实践中。

我国的企业管理实践中所创造出的许多管理思想、方法和手段，有许多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对其作理论上的总结，既是对我国企业管理事业的贡献，更是对企业管理理论的贡献。

对我国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地概括和总结，为21世纪我国企业管理改革和发展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是我国企业管理学界的重要任务，而本文就是立足于此的一个有益尝试。

（二）博众所长，去粗取精
虽然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最早是由西方发展而来的，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要求我国企业在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和经验的同时，应当以我国企业所处的环境为基础，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本国的问题。

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出现必须考虑本土文化的特点，发掘中国文化的有益成分。

通过总结自己的和外来的经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