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为人宽厚、恻隐为怀，对中国社会及陋俗有透彻观察;两度游学欧洲、亲炙文艺复兴后的科学精神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潮。他提倡民权与女权，倡导自由思想，致力革除“读书为官”的旧俗，开科学研究风气，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及附带的世界观、人生观、美学教育。[10]

梁漱溟曾说，蔡元培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这是十分正确的。正是因为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脚之地，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11]

蔡元培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界的卓越先驱者，其著名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观点，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过重要的影响。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不仅成为他主持北大教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也是他所坚持的办学原则。此思想提出后，一批具有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人物进入北大，北大因此而成为中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因此，“兼容并包”思想在接纳新文化、反对封建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2．办学原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这一办学原则。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是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现在对待学说和教员两方面，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待教员方面。蔡元培聘请教员，最重要的有无专门学问。只要由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员。反之，如若学术水平低，则不管什么人，坚持辞退。而对于教员的政治见解，学术派别，只要不妨碍

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当然，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是主张对新旧思想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恰恰相反，其本意在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化。

（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高等教育思想这是蔡元培提出的改革北京大学的原则，成为他发展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他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的第一次演讲，就明确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5]次年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又强调：“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6]他认为，大学各种学术派别“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7]。直到晚年，他总结一生办教育的经验时还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他还对“学”与“术”作了严格区分。他说：“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础，两者并进始可。”[9]对中国来讲，更重要的是需要研究学理，若一国内，练习技术的人很多，而研究科学的人却很少，那样的技术也是无源之水，发展是有限的。因此，他主张“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应”[10]。根据“学术并进相应”思想，他主张学科沟通与融合，反对拘泥保守的课程与学习观。蔡元培以上述思想为指导，对旧北京大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首先，聘请有学术造诣的各派人员到北大任教，到校不久就聘请了《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请在学术上有突出造诣的胡适、马叙伦、李仲接（四光）、任鸿隽、马寅初等到北大任教。以后，李大钊、鲁迅也在北大兼课。还留用了有业务专长但思想保守甚至反动的人，像积极拥护袁世凯但学术上与章太炎齐名的古文经学家刘师培、以复辟为己任蓄留长辫子但又精通英语把《四书》译成英文的辜鸿铭。其次，将工科调北洋大学，努力把北大办成以研究高深学问、培养高级综合型人才为中心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再次，改革系科、专业、课程和教法。打破文、理、法三科界限，变科为系，取消学长制，改设系主任；改年级制为选科制；组织各种学术团体，开设各种学术讲座，鼓励学生专精与博涉相结合。

（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对大学的理解是“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这是他宏大气度和开放心态的充分显示，，他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只要有学问，不问她身世背景，属于那种党派，持何种政治观点，都可以为他所用。正是他的这种气度，当时鲁迅、胡适、严复等人构成了北大校园的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师资队伍，在其师资队伍中，有革命派，更有保皇派，他们的思想相互激荡，形成了北大丰富多彩的文化，校园里这边在讨论革命救国，而在另一个角落却有人在摇头晃脑的背诵八股文，这边都已经是短发，那边却依然有人梳着长辫，相信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在民国时期的北大才能看见这样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的交融。正是这种文化氛围，是的北大的学术得以繁荣，成为中国人人向往的最优秀的高等学府。蔡元培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上不大自然淘汰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并开了女子入大学的先例。当然，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是主张对新旧思想采取相同的态度，相反，他想打破

封建专制思想文化的束缚，发展资产阶级先进文化，只是他认为那是自然趋势，人们会在他们的矛盾斗争中逐渐认识到新文化的价值，旧文化会自然退出历史舞台。大学管理问题上，他主张“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方式，这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关键，大学作为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本应该是知识分子发挥主导作用，过于多的行政化必定会对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产生限制，使他们难以发挥作用，学术的地位自然会受到影响，于是出现了现在大学轻学术的现象。蔡元培主张“教授治校”，“让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大学”。这不仅体现了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更体现了教授在大学管理中的作用。而中国的大学教育更是存在很多问题，大学不再注重学术，但是，也没有技能，大学的教育跑到哪里去了，大学的作用是什么，蔡元培说大学是服务社会的，而我们的大学现在能为社会做什么，我们没有技能，学术水平又不够，毕业后不但不能能满足社会上对高技能人才或者是高深学问人才的需要，大学生失业，更是为国家和社会增添了负担。大学生失业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是一个社会中的大学普遍存在的问题，这引起我们对大学的反思，我们的大学究竟该做什么，怎样管理，怎样定位。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我们大学的目的是研究高深学问，如果我们把这一点做好，我们的大学不愁办不好。大学失败的原因，是他们并没有把学问放在第一位，很多毕业的学生并没有真正的学问，大学也没有给学问足够的重视，大学的学术并不自由，学的思想和教授的教学的行为都受到限制，学校的行政化风气严重，教授没有绝对的自由，没有权利，学生平时几乎见不到校长等重要的领导。而蔡元培领导的北大，是教授治校，并且学生可以直接见到他并向他提出要求，是他的明智和宽容，救了北大，让北大从此名扬中国，成为中国第一高等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