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陕北民歌的历史演变看传统音乐的文化变迁

从陕北民歌的历史演变看传统音乐的文化变迁音乐与一切文化有着关联性，它自身的体验与多方面生活感受发生着关联。

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化，音乐的意义却也随着音乐活动特定的主题内容发生着大相径庭的变化，也在不断的丰富和更新。

将传统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是有利于传统音乐的研究与发展。

陕北民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流淌着陕北劳动人民的悲欢苦乐，表达了陕北人民的情感和追求。

作为典型化的西部文化之一，显示出与其他地区的民歌截然不同的独特价值和文化品格。

受到了国内外广大人民的喜爱。

比如陕北民歌《东方红》、《走西口》、《绣金匾》、《三十里铺》、《当红军队哥哥回来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等这些深情婉约的经典民歌，是人们难忘的天籁之声，仍然能回忆起陕北民歌的辉煌时代。

如今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音乐文化在多元文化聚集的现代社会中为了生存和发展也要寻求一种更为合适的发展之道。

本文将试图就陕北民歌的变迁、融合、演变、传承、发展为基点，欲求探讨传统音乐文化的可持续性。

一、陕北民歌的溯源当今著名的陕北民歌，与《诗经》中的古老民歌形成了遥远的呼应。

《诗经》与陕北民歌中，都存在以草本缠绕于术本比兴女子依附于男子。

例如《唐风·葛生》“葛生蒙楚，蔹蔓于野。

予美亡此。

谁与独处?”朱熹说：“妇人以其夫征役而不归，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蔹生而蔓于野'各有所托，而予之所美者，独不在是，则谁与而独处于此乎?”以葛、蔹蒙于楚、蔓于野反衬女子孤独无依的悲苦。

陕北民歌中也存在着这种情况。

如：“你是大树我是藤，你缠我抱分不开身”，模式一样只不过表达比前者更加直白露骨，少了含蓄浑厚的诗味，这与人们所处的时代及随之产生的观念变化有关。

但从本质上说。

二者殊途而同归。

不仅如此。

《诗经》和陕北民歌中都还有以“花果比兴婚育的例子”。

在《周南·桃天》中有明显的体现，“桃之天天，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首章便以桃花比新娘容貌的美丽娇媚，不过，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单纯的以花喻人的层面上，诗人以桃树的花、果实、树叶起兴，“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既是对新娘家庭幸福的祝愿，又是对其将来子孙兴旺的期望。

以“开花一结果”比兴男女婚爱的模式，在陕北民歌中的也得到了继承，如：洋烟开花结蛋蛋，哪一个女子不嫁汉?金稻黍开花结棒棒，有一个姑娘她好心肠。

马菇子开花结圪蛋，红军的婆姨不嫁男子汉。

均将陕北最普遍、生命力最强的植物的品质赋予女子，而以它们的开花结果隐含女子的生殖能力及两性的结合，俗野但不乏纯朴-散发着黄土地的味道。

总之，陕北民歌和《诗经·国风》在比兴手法的使用上具有明显的相承关系。

并且运用更加灵活。

这既是民歌本身创作和传播的必然要求，又与模仿有关。

一方面。

民歌是民间歌手在传统形式的基础上添加时代、地方特色创作而成的，必然遵循着传统诗歌创作的内在规律和外在模式，“比兴”这一手法，明显是继承了《诗经》的传统。

另一方面，则可能是模仿。

秦皇汉武派人在陕北修筑长城，那些修筑者就有可能成为《诗三百》等古老民歌的传播者，《诗经》的创作手法也很可能被陕北民歌学习运用。

所以，这一继承模仿恐怕并不是相隔几千年后才发生的，而可能是古代就有，并一直传承到现在的。

由于时间推移以及民间歌手的不断加工润色，陕北民歌的比兴内容、形式更为广泛灵活。

《诗经》和陕北民歌是在千载长空的两端，相映成辉。

二、陕北民歌的沿革以及传统音乐的文化变迁在旧社会产生的陕北民歌主要反映的是受尽压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高尚的纯真的爱情。

例如著名的陕北民歌《蓝花花》、《想哥哥》、《因推抱柴照哥哥)、《快刀斩不断我和你》、《嘴里不想心里想》、《探情郎》、《五哥放羊》等等浩如烟海的情歌都说的是陕北男女的恋情以及对真挚爱情的追求。

当然，这个时候的爱情民歌的背后又有广阔的社会背景，它们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反抗腐败现实、争取自由解放等内容。

陕北民歌与陕北人民的劳动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

如《揽工调》、《吃穿有安排》、《打马茹》、《打樱桃》、《迎春揽工》等这些民歌不仅仅限于对劳动情景的刻画。

也表现了陕北人民乐观自信的精神，很多《揽工调》在流露喜笑怒骂的同时，直接或间接地干预生活现实，更多是对命运的不满。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革命的风暴吹遍了祖国大地，而陕北高原成为了共产党的主要根据地，进行了伟大的革命斗争。

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劳苦大众的命运发生了根本变化，轰轰烈烈的闹红运动蓬勃展开了，也给陕北民歌注入了新的血液。

这一时期的陕北民歌，创作了反映他们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的以及对新社会热情赞颂的革命民歌。

与旧社会的传统民歌相比较。

在题材内容上有了很大的拓展。

在这剧烈变动的历史时代，陕北民歌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激昂向上，歌唱共产党，歌唱毛主席，歌唱新生活，就传统表现爱情的民歌也有了新旋律。

这时期的陕北民歌大多是运用了旧的传统民歌。

根据革命环境的需要填新词，经过一批音乐家的改编使大批在群众中流行的陕北民歌获得了新生，变成了为战争所需要的革命歌曲。

如《拥军花鼓》、《东方红》、《翻身道情》、《绣金匾》、《高楼万丈平地起》等等满山遍野，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陕北革命民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也插上了翅膀，飞到了祖国各地，出现了学习陕北民歌的热潮。

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更好地推广陕北民歌，建国以来整理出版了许多陕北民歌专集。

使陕北民歌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陕北民歌在五六十年代得到了空前的传播。

到了文革时期。

陕北民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传统民歌和革命民歌被列为禁止演唱之列，但不管道路是多么艰难，一些音乐工作者冒着危险，重新整理了陕北革命民歌，重新唤起了人们对陕北民歌的依恋。

陕北民歌重新又获得了解放，再次出现了演唱陕北民歌的新热潮。

传统音乐文化的产生、发展、变异是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逐步构成的，它自身都不同程度的存留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的沉积，既是当代的，也是历史的。

随着陕北民歌产生的时代背景的不同，它经历了发现、采集、整理、推广、禁止、又一次被整理推广的重大的社会文化变迁，陕北民歌是在这样的一种文化变迁过程生存和发展的。

文化变迁是各民族为适应现在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是所有社会文化的特征。

音乐作为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必然受到文化的影响。

音乐活动的存在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它产生的土壤，传统的音乐文化也是随着它所处的环境和时代背景发生变迁的，三、传统音乐在文化变迁中的可持续任何一种音乐品种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完善。

总是受到当时当地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民族心里、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民间风俗、以及语言等文化传统的多方影响，都处于一种恒常的历史变迁中，变迁实践的背景过程，是动态的，是各民族为适应现在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它不以一事一物的变化为终止，而是贯穿于整个历史实践背景过程中的发展史。

音乐是人类的精神文化创造，变迁是传统音乐因素与现在音乐因素互彈、整合的文化重构。

全球的多元文化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是有影响的，但他们是相互吸取，互相融合。

不是相互排斥的，是共生关系。

传统音乐文化中的各个品种，一方面具有自身的独立性。

另一方面这种类型性的模式化特征，又是各个不同音乐品种属性与风格色彩属性类归的重要依据，由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历史性的时代标志特征，一个古老的音乐品种往往含有多种模式结构特征，它是各个时代音乐文化融合的表露。

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许多传统的音乐文化在经历社会经济的发展中，都可能经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

人类社会正处于文化模式转型的进程中，即由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向全球化的文化模式转型，在此过程中，全球化与传统化的矛盾作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但并不意味着人类文化的趋同。

可以说这是其社会发展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历史上也曾对陕北民歌予以封杀，这只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进行的。

陕北民歌在传承中既要保持民族性更要注意先进文化的吸收，先进的文化只会强化本土音乐持续的发展，从陕北民歌自身来讲。

陕北民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奠定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根基，选择了最能代表本民族个性的审美趣味的文化发展模式，其文化传统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精神实质，是民族凝聚力的内核，这种传承中相对稳定的基因，一脉相承，正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历史演变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一个民族如果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但一味地追求传统，也会使文化传统趋于僵化和凝固。

传统文化随时都有新鲜的内容输人，与时代共进。

面对传统音乐文化与主流音乐文化的冲突，世人给予了关注，并施与人文关怀。

从中央到地方，采取系列措施来拯救渐渐失落的传统文化。

在专业和业余文化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各个地区的传统音乐文化得到搜集、整理和研究。

例如，经过几代传统音乐学者深入实地的考察，寻访陕北地区为数不多的民间老艺人，采集、记录即将失传的稀有乐种，将收录的音乐成果编纂成书、制成音像，方使一些即将失落的民间音乐成为有形的记忆载人档案。

此外。

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拉开序幕，为各民族的传统艺术的流传、保存提供了平台。

陕北民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会演唱这些民歌的民间艺人也得到相应的礼遇，成为“代表性传承人”。

例如。

陕北民歌的歌王李向荣。

柴根等都肩负着培养“接班人”的使命。

此外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歌传承人2E--妮。

陕北地区著名歌唱演员。

她纯美清澈的嗓音完美地表现了陕北人民的淳朴热情，展现出了陕北地区独特的文化风貌，得到全国无数观众的喜爱。

这一举措，无疑对陕北民歌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原来有音乐才能的族人进人团体，成为专业艺人，舞台展演为这些艺人提供展示自我的契机。

同时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给予他们以崇高的荣誉，使他们成为被关注的焦点，把他们抬到应有的艺术地位上。

这些聚集民间、默默无闻的民间艺人的社会身份由此发生了改变。

他们的表演被录音广播，他们的音乐被记录刊印，他们的形象被拍摄张贴，他们通过舞台将代代相传所形成的“集体记忆”呈现给世人。

可以说，各种规模的舞台展演，成为一种集发现艺术品种、挖掘艺术人才、探究艺术特点于一体的社会实践活动。

利用现代传媒的种种便利，传播视听资料，是保护传统音乐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

如何寻找民族音乐文化之根到如何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已然成为不同国家、地区和族群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

而如何用现代的文化理念去辩证的看待传统音乐文化的变迁、去衡量其传承中的得失，也是人们在进行传统音乐文化遗产保护中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