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我国古代蒙学教材

小议我国古代蒙学教材特点牛莹[摘要]蒙学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机构，蒙学使用的教材就是蒙学教材。

本文旨在研究我国古代蒙学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分析蒙学教材在内容和编排上的特点，提出古代蒙学教材对我国今天的儿童启蒙教育读本的编写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我国古代蒙学教材蒙学，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机构。

我国古代的蒙学，大致相当于我们现今的小学。

蒙学教材，指的就是为实现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目标而编成的各种读本。

我国的蒙学教育大致始创于奴隶社会的夏朝，在秦汉时期得到不断发展，唐宋以后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程序。

古代的蒙学教育承担的教育目的不仅是对儿童进行读书、习字、作文的教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儿童进入官学、书院学习以及日后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

我国古代教育传统十分重视儿童的启蒙教育，很多著名的教育家和文学家都参与过蒙学教材的编写，这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蒙学教育的发展，也保证了蒙学教材的质量。

我国古代蒙学教育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蒙学教材的种类繁多，大约有二千种左右，古代很多蒙学教材为我们今天编写儿童教材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借鉴，研究古代蒙学教材的价值，对我们现今儿童启蒙教材的编写是有极大帮助的。

从发展状况来说，我国的蒙学教材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

第一时期是周朝至唐朝。

这个时期的蒙学教材内容上主要以识字为主，同时进行道德教育，并包含了多方面的综合知识。

周朝是我国蒙学教材出现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我国最早的蒙学教材是字书《史籀篇》，是周宣王时用来教学童识字的。

由于我国早期的儿童教材特别重视儿童识字和写字的教学，所以我国最早的能够蒙学教材，主要是字书一类的读本。

秦代的蒙学教材最重要的是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爰历篇》和胡母敬的《博学篇》，这三个教材都是以识字和写字为主的，是在《史籀篇》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

汉代时，这三种书被称为“三仓”是主要的蒙学教材。

汉中时，闾里书师将这三种教材编为一集，取名《仓颉篇》。

汉代是古代蒙学教材繁荣的时期，很多文人编写了蒙学教材，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杨雄续写的《仓颉》（取名《训纂篇》）、贾鲂的《滂喜篇》、蔡邕作《劝学篇》等。

其中最有名的是《急就篇》。

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多种蒙学教材出现，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周兴嗣的《千字文》，这本读物流传很广，后来的很多人做了它的续编和改编本。

唐代时，除了继续使用前代的教材如《急就篇》，还出现了一类教材，用抄写名言谚语或者将典故编成韵语对学童进行识字教育和封建教育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太公家训》和《蒙求》。

第二个时期是宋朝至清朝中叶。

这个时期的蒙学教材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内容上出现分门别类编写的倾向，如道德教育、历史故事、典章名物、诗词歌诀等都各有专门的教材。

宋代时期，由于理学的兴起产生了很多知识分子，很多有名的文人、教育家参与了蒙学教材的编写，如宋代大学者王应麟编写的《三字经》、朱熹的《小学》和《童蒙须知》、吕本中的《童蒙训》等。

这些知识分子编写的教材，质量优秀，繁荣了蒙学教材的编写。

随着各种分类教材的出现，宋代的蒙学教材在内容上也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这个时期的教材既注意对儿童进行基础的识字写字教育，也注意结合儿童日常应用的知识进行教育，很大程度上扩充了儿童的知识领域，陶冶了儿童的情操。

到了明清时期，除了继续使用传统蒙学的教材，如《三字经》《千字文》等，也出现了很多其他形式的教材。

首先，在内容上，出现了妇女教材，比较有名的是《女儿经》和《闺范》；其次，在编辑形式上出现了几种蒙学教材的合编本，学生学习一本书就可以接触到广泛的知识，大大扩充了学生的知识面。

第三个时期是清朝中叶至民国初年。

清朝末年，由于新学的兴起，这时的蒙学教材，出现采用旧形式介绍声、光、电等新内容的课本，也有改写的蒙学教材问世。

清朝末年，随着新学的兴办，很多自然科学知识内容在蒙学课本中出现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推徐继高的《算学歌略》和张士瀛的《地球韵言》，这些新知识的出现，极大地充实了蒙学教材的内容，也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纵观我国古代的蒙学教材，按其内容侧重点的不同，可以分成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综合类教材。

这类蒙学教材既教儿童识字、掌握文字工具,同时又介绍一些诸如历史知识、名物常识、人生哲理等知识，在内容上呈现出综合性较强的特点。

这类教材有《史籀篇》、史游的《急就篇》、服虔的《通俗文》、王应麟的《三字经》和《小学绀珠》、钱塘老儒的《百家姓》、周兴嗣的《千字文》、黄佐的《小学古训》等。

其中后世流行最广泛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被称为“三、百、千”。

二是伦理类教材。

如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程端蒙的《性理字训》、朱熹及其弟子编著的《训蒙绝句》、朱熹的《童蒙须知》、万斛泉的《童蒙须知韵语》、陈淳的《训蒙雅言》等。

这类教材侧重于向儿童传授伦理道德知识及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准则。

我国古代教育十分重视伦理道德知识的传播，在蒙学教材中体现为重视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宣传儒家思想。

但是这类教材除了对封建统治阶级伦理道德的说教外，还有一些诚实、忠信的道德教育，这些优良的传统道德，到今天，仍然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三是历史类教材。

这类教材影响较大的有《十七史蒙求》、《叙千古文》和《小学》等。

这些教材传授历史知识，记载历史人物的言行，在对儿童进行历史教育的同时最重要的目的是宣传正统的历史观念如“忠君”思想等，但是其“以古为鉴、可知兴替”的意思还是可以采纳的。

第四类是诗歌类教材。

这类教材以《千家诗》和《神童诗》为代表。

在形式上采取诗歌的方式，琅琅上口，符合儿童学习的需要，也为儿童日后的文法、辞章的学习打下了基础。

五是名物类教材。

《名物蒙求》、《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和《兔园册》都属于此。

这类教材涉及范围很广，包括天文、地理、器用、技艺、鸟兽等方面，扩大了儿童的知识面。

六是工具类教材。

如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周宇的《字考启蒙》、朱光家的《字学指南》、梅膺祚的《字汇》、朱宗文的《蒙古字韵》、孙枝秀的《百体千字文》，还包括了《字学举隅》、《文字蒙求》和《声律启蒙》等。

这种教材充当了相当于今天工具书的作用，对儿童学习的帮助很大。

蒙学教材的撰写形式则主要有三种,即韵文短语形式、散文的形式和诗歌的形式。

我国古代的蒙学教材编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些做法对我们今天的教材编写仍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从古代蒙学教材的整体来看，它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第一、集中识字，注重实用。

古代的蒙学教材都很重视识字和写字的教学，也重视文字的工具性作用，所以在编写中很注意让儿童在短时间内掌握日常生活常用的文字。

《急就篇》和《百家姓》就是这类教材的杰出代表。

《急就篇》共有34章2144字，据清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统计，重复的字只要335个，生字密度很大。

《百家姓》同样是集中识字的典范教材，在其中，共收录了499个姓氏，其中还包括了69个复姓，它不但让学童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认识1986个姓氏的2168个汉字，在封建社会重视族姓的时代，也显示有助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交际中使用。

第二、句式简短整齐，讲究押韵对仗。

我国古代蒙学读物的编写不仅注重教育的内容,而且非常注重语言的通俗、浅显、明了，讲究行文的节奏和韵律，易于学生诵读。

《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五字鉴》等均具备这个特点。

《三字经》全书1248字，三字成句，或三字倍数成句，句式简短，隔句用韵，结构整齐。

《千字文》全文125句，1000字，四字为句，没有重复字。

《急就篇》“用三字、四字、七字句，句式整齐而又不呆板。

三字句和四字句隔句押韵。

七字句每句押韵。

《千字文》是每两句为一组,每组双句均押韵。

《神童诗》《千家诗》《三字经》《弟子规》等教材都是句式整齐而又押韵，读来琅琅上口，便于学童记忆。

第三、内容丰富，知识面宽。

古人在编写蒙学教材的时候，很重视蒙学教材在内容上的多功能性。

一本教材，既作为语文识字教材，也是历史教材，还是知识教材及德育教材。

被人们誉为“袖里通鉴细目”、“千古一奇书”的《三字经》，全书仅1280个字，所包含的内容却非常广博丰富。

首先讲教与学的重要性，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其次讲礼教规范，如“融四岁，能让梨”；再次介绍数目、四时、五行、六谷、六畜等基本名物及“小学”、“四书”、“六经”等基本常识；然后讲述历史及朝代更迭;最后勉励孩童勤奋好学，奋发有为。

“包括品类，错综古今”(颜师古《急就篇注叙》)的《急就篇》，全书仅2144字，却能把当时各种有用知识的词语汇集起来，它的内容包括了姓氏100多个，器物名称400多种，动植物名100多种，疾病药物名称70多种，人体器官名称60多种，还涵盖官名、地理和法律知识，真可谓是一本小百科全书。

古代蒙学教材这种注重识字、知识教学和培养伦理道德规范的密切结合的特点，体现出教材功能的统一性、复合性。

这样可以避免教学目标的单一，有利于节省时间，增强学生兴趣，提高学习效率。

第四、重视伦理道德教育。

蒙学教材作为我过封建社会的儿童教育，从不放松它为封建政治服务的要求，在教材中体现为注意培养儿童符合封建社会的伦常道德的思想品质和行为习惯。

蒙学教材中最重要的道德规范教育是“明人伦”的教育。

《孝经》《论语》《小学》等教材都是宣传这种思想的主要教材。

其中，《小学》是传播很广、影响很大的儿童教材。

朱熹自己就说这本书的编写目的是“授之童蒙、资其讲习”，使儿童“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以达到“有补于风化”的目的。

在内容编写中，这本书以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为纲；明伦一篇又以父子之亲、君臣之亲、夫妇之亲、长幼之亲和朋友之亲为目，表现了浓厚的封建说教色彩。

我国古代的蒙学教材流行的时间很长，很多教材传播到朝鲜、日本等国，这说明古代的蒙学教材有其可取之处，从我们今天来看，蒙学教材能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年龄结构、知识程度，将识字教育、基本知识教育及伦理道德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较好地体现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即“文道合一”。

其次，蒙学教材在编写形式上采用整齐押韵的形式，文字简练，句式简短，通俗易懂，便于记诵。

这些经验对我们今天的儿童启蒙教材、读物的编写仍有积极的作用，重视对传统蒙学教材精华的学习，对我们今天的教材编写无疑是有帮助的。

[参考文献][1]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2]张承明:“中外语文教育比较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7[3]颜佳琪：“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J]，辽宁教育研究，2001年第9期[4]胡德忠，王斌：“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学科特征”[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3.1[5]钱加清：“我国古代蒙学教材特点简析” [J]，语文学刊，2001年第4期[6]秦海霞：“谈我国古代的蒙学教材”[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2[7]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J]，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云南师范大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