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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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
目录
印的概述 (2)
发展简史 (3)
印的种类 (5)
印的鉴赏 (6)
印的忌讳 (7)
专题探究——2008北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 (8)
序言
印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文化,是一种特殊的信息载体,它从多角度反应了我国从古到今人民的生活变化,即便是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印仍然在文化传播的各个方面担当起重要的一环,值得我们研究。
印的概述
印章,用作印于文件上表示鉴定或签署的文具,一般印章都会先沾上颜料再印上,不沾颜料、印上平面后会呈现凹凸的称为钢印,有些是印于蜡或火漆上、信封上的蜡印。制作材质有金属、木头、石头、玉石等。
秦以前,无论官,私印都称“玺”,秦统一六国后,规定皇帝的印独称“玺”,臣民只称“印”。汉代也有诸侯王、王太后称为“玺”的。唐武则天时因觉得“玺”与“死”近音(也有说法是与“息”同音),遂改称为“宝”。唐至清沿旧制而“玺”“宝”并用。汉将军印称“章”。之后,印章根据历代人民的习惯有:“印章”、“印信”、“记”、“朱记”、“合同”、“关防”、“图章”、“符”、“契”、“押”、“戳子”等各种称呼。先秦及秦汉的印章多用作封发对象、简牍之用,把印盖于封泥之上,以防私拆,并作信验。而官印又象征权力。后筒简牍易为纸帛,封泥之用渐废。印章用朱色钤盖,除日常应用外,又多用于书画题识,遂成为我国特有的艺术品之一。古代多用铜、银、金、玉、琉璃等为印材,后有牙、角、木、水晶等,元代以后盛行石章。
发展简史
中国的雕刻文字,最古老的有殷的甲骨文,周的钟鼎文,秦的刻石等,凡在金铜玉石等素材上印雕刻的文字通称“金石”。玺印即包括在“金石”里。玺印的起源或说商代,或说殷代,至今尚无定论。根据遗物和历史记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出现,战国时代已普遍使用。起初只是作为商业上交流货物时的凭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印章范围扩大为证明当权者权益的法物,为当权者掌握,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
战国时期,主张合纵的名相苏秦佩戴过六国相印。近几年来,出土的文物又把印章的历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也就是说,印章在周朝时就有了。
隋代继秦代之后,开启了中国古代印章制度与风格的又一新的历史阶段。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简牍早巳全面退出日常生活,纸张在政府公文等方面的普遍使用,公印不再局限于简牍上所能取得的狭小平面,边长从2.3厘米左右(秦汉一寸)猛然增大到5.4厘米左右(约合隋二寸)。由于印体加大,公印不像秦汉时代那样刊刻职官名而发给官吏本人佩带,而是转为发给以官吏为代表的官署,完成了由职官印向官署印的转变。公印不再佩带而变为匣装,置诸衙署。
其次,由于印章不再钤抑封泥而转为钤于纸帛,封泥时代结束,钤朱时代到来。印泥(一般为红色)出现了。同样出于追求醒目的实用目的,公印也由秦汉的阴文转为阳文。
第三,秦汉印主要分铸、凿两种,故所用缪篆平正谨严。隋代公印是用薄铜片盘曲成印文再焊于印面上,故又称蟠条印。其印文盘曲,多为圆曲笔道。后世为将宽大的印面填满,更将文字笔画任意重叠折绕,发展为九叠文。
第四,秦汉时代,官印从不署款。从隋代开始,官署印有了刻款的习惯。有印款隋公印凡见三例,皆刻铸造时间,如“观阳县印”,背部凿款“开皇十六年(596年)十月十五日造”。
唐代公印主要继承了隋印的特点而略有发展
首先,出现了“宝记”“朱记”等新的印章自名。
其次,唐初印章钮式从隋代接近汉魏的鼻钮向宋以后的橛钮又跨进了一步,鼻钮升高,钮穿渐向竖长方形发展。唐代后期印穿已消失,完全演化为橛钮,如西安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唐“千牛府印”。
第三,印背多刻楷书印文,如唐“武夷县之印”背款刻“武夷县之印”5字,不再像隋公印印背凿刻造印时间。
第四,出现了新的印章门类鉴藏印和斋馆印。
宋初百废待兴,官印一度袭用五代旧印。不久重铸公印时,印文多嵌“新”或“新铸”字样,以区别于五代公印,如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东关县新铸印”等。百官印一律用铜铸造,大小依官阶高低而有所区别。
宋早期公印印文与印边粗细相若,以后印边逐渐加宽,如989年铸“拱圣七都虞侯朱记”印边已比印文宽近1倍,达0.1厘米。到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铸“嘉兴府金山防海水军统领印”,印边已宽达0.3厘米。
宋公印印文不再如隋印那样用蟠条法制造,而是直接铸造,印文笔画间已不似隋唐印疏阔。方长形柄钮已不见穿孔。
两宋时期,与中原汉族政权对峙的皆为少数民族政权,北方有辽,西北有夏,东北有金。后来辽为金灭,后来居上的蒙古人又毫不客气地收拾了西夏、金,最后灭宋建立了元朝。这四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和朝代,在公印制度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宋朝公印制度的影响,但又创造了自己一些别具一格的特点,在印文上出现了有趣的现象。西夏公印用西夏文,辽、
元公印有的用汉文;有的用契丹文或八思巴文,金公印则全用汉文。
元朝(1271—1368年)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其公印有汉文印和八思巴文印两类。前者行用于八思巴文颁行以前的了元代早期,如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辽中京大名城遗址出土的至元二年(1265年)“武平县尉司印”,印文即为标准汉文九叠篆。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命令国师八思巴创立拼音文字一—八思巴文,即所谓“蒙古新字”,以后汉字九叠文公印就越来越少了。八思巴原为西藏喇嘛教萨逊派法王,他创立的新字不像辽、金、夏文字皆与汉字有一定渊源,而是从藏文发展而来。其八思巴文印吸收了宋印九叠文的特点,极为匀称整齐,棱角分明。元八思巴文公印的一大特点就是背款皆为汉字,这也是今天我们识别八思巴文的最重要依据。
明代(1368~1644年)皇帝、王府之宝用玉箸篆玉印。这种篆书“笔画两头肥瘦均匀,末不出锋”,乃“篆书正宗也”(清?陈沣《摹印述》)。御宝舍两宋九叠文而直溯唐以上之玉箸篆,意味着九叠文禁锢公印的冰山已经松动。
此外,明代内阁印用玉箸文银印,直钮,方一寸七分,厚六分;将军印用柳叶文,平羌、平蛮、征西、镇朔等将军印用螭鼎文,皆银印虎钮,方三寸三分,厚九分;其余百官印都用九叠文,铜印直钮,这类印比重最大。如故宫博物院藏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造“朵颜卫都指挥使司之印”。
明代直钮已由两宋长方形板状钮变为上小下大的椭圆柱状,加高到8厘米左右,形成后世俗称的“印把子”。明代官印背款皆凿年款及编号。
应该指出,两宋之时,九叠文中所谓的“九”是—个概数,极言其多,不一定确有九叠,也可能只有五叠、七叠,叠即一字中横画的层数。但明代九叠文中绝大多数确有九层横画。
清代百官印等级区分同样十分严格,印章普遍有所增大。其字体有蒙古文楷书、满文、汉篆等。最常见的是汉满文对照同时出现在印面上,这也是清公印的一大特点。其中汉篆中,九叠文不太兴盛,出现了玉箸篆、悬针篆、柳叶篆、芝英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