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读书报告

时代背景：

1956年初，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转移。社会主义建设，从1953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已有3年多的实践经验。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也逐步有所了解。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戒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已经提到了中国共产党面前。

1956年2月后，毛泽东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汇报的内容主要是有关经济建设问题的调查研究。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几次讨论，由毛泽东集中概括出来的。同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内容摘要：

全文主要讲述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改造的十大关系，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是个关系都是矛盾，但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感想及联想：

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关系，可以分为经济建设改革和政治建设改革两部分。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支撑重工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提出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分清敌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是非关系问题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要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

在整篇文章中，毛泽东多次提到鉴于苏联的经验而提出十大关系，可以知道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苏联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在论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毛泽东说“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因而要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苏联工业化道路是以重压轻，以重挤轻，用剥夺农民的办法，通过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来发展农业，结果造成重工业的片面发展和农业、轻工业的落后。（剪刀差：是指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苏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在当时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战中显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处理三者的关系上，建国初期没有犯原则性错误，但是毛泽东还是提出提高轻工业和农业比例的战略，这一点对于

50年代国内物价和货币的稳定是有一定贡献。

在处理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毛泽东痛批苏联的义务交售制。义务交售制是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开始实行的苏联农产品收购的主要形式，是国家从农业取得资金和粮食的重要手段。苏联在30年代上半期提出了《关于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向国家义务交售谷物的决议》，以义务交售制代替预购合同制。这一制度的特点是国家半无偿或近乎无偿地占有集体农庄的大量农产品，方法是通过不等价的交换，因而大大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为此，毛泽东提出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按照正常的价格统购农产品，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要逐步有所增长。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在之后提出接班人的要求也有体现：他们（接班人）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处理好个人利益的问题，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具体体现。

而对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毛泽东说：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当年苏联的是由国家行政手段调节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在战争时期，这个体制取得了很好地效果，但是战争结束后，分配和上交的数量都由国家决定，不给予地方一定的积极性，在管理学上来说，这是不利于发挥下一级的优势以及整体长远发展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很好地把握了度的问题，“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并且可以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合适经验。

在对待汉族和少数民族问题上，毛泽东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提出要“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这一点，也是鉴于苏联在处理俄罗斯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关系上的教训。在苏联时期，俄罗斯族人占大多数，还有德意志、鞑靼、乌克兰、楚瓦什、巴什基尔、白俄罗斯等一百多个少数民族。当时苏联国内总共对少数民族进行过三次迁移和放逐：二战爆发前、二战全面爆发后以及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但是没有很好地处理好这个问题，例如迁移之后不关心少数民族的生活，少数民族在新聚居地不被接纳等，这些问题使苏联国内民族问题日益严重。在中国国内民族众多，毛泽东指出同样要注意这个问题。

在处理党与非党问题上，苏联一直没有有关民主党派的参政机构，甚至连管理民主党派的相关机构都没有，只允许共产党的存在，在中国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一九五六年还继续存在。毛泽东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因而才会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出现。

最后，在论述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毛泽东特别指出学习外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问题。毛泽东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所以毛泽东认为在苏联国内失败的经验要否定，在苏联国内成功的经验也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在对待自然科学问题上，由于中国当时太落后，科学技术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因而只能采取努力向国外学习的办法。

在阅读的过程中，其实更多的是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了解苏联的历史。例如当谈到民族问题时，就要查阅有关苏联在一九五六年之前的一些民族问题的资料；在谈到国防建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