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晚年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杨度（1875—1931），湖南湘潭人，字皙子。王闿运门生。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留学日本，被选为留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与杨笃生等创刊《游学译编》。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辛亥革命爆发后，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副大臣，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任袁世凯政府参政院参政。次年著《君宪救国论》一文，并联络孙毓筠等组成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袁死后被通缉。此后向往革命，1922年起投向孙中山，为民主革命奔走甚力。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前后，他曾多方营救。晚年移居上海，参加中国互济会及其他进步团体。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

《辞海》里的这段话是大有来历的。杨度1931年病逝于上海，然而关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真相，直到1978年7月30日才被揭露，曾跟随周恩来总理从事秘密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撰文回忆前年谢世的周总理，文中提及此事：

亲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作为辛亥革命时期蜚声政坛的人物，杨度大半生都是为君主立宪而呼吁，而奔波，而筹谋，而失落。有过无限风光，也饱受国人痛斥的他，晚年为什么却加入共产党呢？这是他繁复多变的一生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难解的一个谜面。

最近有个流传很广的句子，是威廉·詹姆斯说的“人的难题不在于他想采取何种行动，而在于他想成为何种人”。这句话某种意义上同人们普遍接受的“性格决定命运”异曲同工。也许每个人的最终结局都和多年前的一个细节紧密相连，构成完整的因果关系。决定杨度一生的，就是21岁时，在1895年的一个夜晚，他聆听了恩师、近代大儒王闿运先生的一番振聋发聩的宏论之后。

唐浩明先生在巨著《杨度》里煞有介事地渲染了这个细节。王闿运问这个新学生，愿意学习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这三门学问中的哪一项？杨度选择了最后一项。王闿运实在是把帝王之学说得太神乎其神了：

“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达孙吴之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集古往今来一切真才实学于一身，然后登名山大川以恢宏气概，访民间疾苦以充实胸臆，结天下豪杰以为援助，联王公贵族以通声息……斯时方具备办大事的才能。再然后，或从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厕身廊庙，献大计以动九重，发宏论以达天听，参知政事，辅佐天子，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或冷眼旁观朝野，寻觅非常之人，出奇谋，书妙策，乘天时，据地利，收人心，合众力，干一番非常大业，以布衣为卿相，由书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标青史。”

我们可以想象甫听这一演说的杨度是如何地热血澎湃，就在这个冬夜，一团火的激情燃烧了这个青年。

正是“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和“名震寰宇，功标青史”这样的理想累了杨度一生。

杨度的理想不是做帝王，而是辅佐帝王，做帝王师。但他的君主立宪思想根本没有施展和落实的空间。杨度的抑郁不得志，在他给恩师王闿运写的挽联里展露无遗：

旷代圣人才，试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袁世凯曾亲自题写“旷代逸才”四个大字赠杨度，杨度也自认为是袁世凯智囊团中的头号王牌了，但他还是一直没受到重用，“帝王师”不是那么好做的。袁世凯临终倒是抱怨“杨度误我”，杨度百口难辩，只得在给袁氏的挽联中发泄出“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和“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的反问。

屡屡受挫、壮志难酬的杨度还要背负“帝制祸首”的耻辱。现实和理想距离的无限拉大逐渐使杨度心灰意冷。他埋头佛学，企图使自己不理乱世烟尘。但是“言为心声”，他却又在自己的文字里流露出了愤懑和不舍，如“成是侯王败匹夫，到头归宿总丘墟。帝师王佐都抛却，换得清闲钓五湖”；如“茶挡药臼伴吟身，世事苍茫白发新。市井有谁知国士，江湖容汝作诗人。胸中兵甲连霄汉，眼底干戈接塞尘。尚拟一魔筹建笔，书生襟抱本无根”。很多东西杨度是“抛却”不了的，因此才会发出“市井有谁知国士”的疑问。

从和老师王闿运见面畅谈的那个冬夜开始，“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和“名震寰宇，功标青史”的理想就在杨度的心中生根发芽了，帝王术与宪政梦根植在杨度的心田，在历经坎坷和挫折之后，用申公无忌“扒着门缝看历史”的眼光来说，杨度是“不认错的”，或者说，杨度始终是不甘心的。他仍认为君主立宪是最好的制度，只是苦于没人来实践他的理论。杨度死前给自己写的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念念不忘的，还是自己的“帝道”啊！

正基于此，才有人说杨度加入共产党是政治投机。其实在二十年代末勇于加入共产党，对杨度来说也是很有战略眼光也很冒险的一举，当然，其中也不乏“我用青春赌明天”的嫌疑。

杨度恩师王闿运认为，帝王之学必需有逍遥之学即老庄哲学做补充调剂，才不至于走进死胡同。“世事可为则奉行帝王之学，世事不可为则奉行逍遥之学。”本来心灰意懒的杨度要一心向佛了，但他的“名震寰宇，功标青史”的梦想之火，从来就没有熄灭过，他要成为帝王师的心魔，从来也没停止过。正是这股实现理想和抱负的欲望之火，才是杨度晚年要加入共产党的最大理由。

那么，杨度为什么选择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呢？近年来说法颇多，我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因为杨度与孙中山曾约定：“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杨度从来都不否则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自认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而已，所以，让他转身参加国民党，他是有难解的心结的；二是国民党内部会有人因为杨度的过去而对其理想转变持怀疑态度，杨度本人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也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于是，成立时间不长而且尚处“地下”的共产党，成了杨度权衡之后决定一投的赌注。说杨度受了李大钊的感染，抛弃旧知，寻求新生，是不符合杨度的性格的；而要说杨度加入共产党的初衷是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更是笑谈。当然，这不妨碍杨度晚年为共产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