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继柏医生和彭坚医生的学徒生涯

熊继柏谈中医读书（一）：苦抄与背诵

丹道养生中医书友会公众号熊继柏2015-05-20 10:16

文/熊继柏

讲讲中医从什么书读起，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有人曾采访过我，问我是什么派的，我说我既是学徒派，又是学院派；问我是什么文化水平，我说我就是学徒出身。

我记得二十年前，我校的彭坚教授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湖南中医应该研究熊继柏现象。”确实是学徒出身，我倒不在乎什么研究我的现象，也没有谁研究过我的现象，我一直在考虑的是中医的教育问题，我不讲规律，我就讲讲我是怎么读书的。

苦抄与背诵：打好中医基础

《医学三字经》成为熊继柏学医的启蒙

学中医之初，虽然有着师傅的指导，但是打好基础主要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我用的方法是苦抄与背诵。

第一本书——《雷公炮炙四大药性赋》，我四个早上把它背完，一个早晨背一个药性，寒、热、温、平，就四个早上背完了，白天我就玩，没事干。

背完了接着就是《药性歌括四百味》，当时背了，但现在我不一定还记得。四大药性赋我还能背，要我写我还能写下来。《药性歌括四百味》我就写不下来了，连接不起来了。这就是第二本书。

第三本书——《医学三字经》。要说明的是，我读的书都是抄来的，不是原版的。第一，没有书买；第二，买不起。都是抄师傅的，抄了有错别字，师傅给你改正，改过来后再教一遍，让你去读，就这样的。

《四大药性赋》师傅没讲，《药性歌括四百味》也没讲，《医学三字经》讲了，讲得似懂非懂。“医之始，本岐黄”，岐伯和黄帝，就这么讲，那时我哪知道岐伯、黄帝是谁啊？“灵枢作，素问详”，灵枢是什么，素问又是什么，那时全不知道。“难经出，更洋洋”，“难经”是什么不知道，现在知道了。那时《医学三字经》全背。现在如果谁要我抄，我可以一个晚上给抄出来，不仅不要书本，而且绝对没错。这是第三本书。

第四本书是《脉诀》，包括《王叔和脉诀》和《濒湖脉诀》两本脉诀，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诊断学。这是第四本书。

第五本书是《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讲的是诊断学。

归纳起来，我当初苦抄和背诵下的中医基础分为中药学、三字经、诊断学三类。

师傅领进门：学习方剂与内科学

和解藿香正气汤，苏叶白芷共藿香

打下这三类书的基础后，我开始学方剂。首先是《局方》。《汤头歌诀》读完了，读陈修园的《时方歌括》，这两本书的方剂歌括我全能背，比如藿香正气汤：“和解藿香正气汤，苏叶白芷共藿香，陈半茯苓大腹草，厚朴桔梗引枣姜。”这是《金鉴》的。“藿香正气白芷苏，甘桔陈苓术朴俱，夏曲腹皮加姜枣，感伤岚障并能驱。”这是《时方歌括》的。这两本方剂书我都能背。

读完方剂后开始读内科学的书。内科第一本书是陈修园的《时方妙用》。“中风……风者，主外来之邪风而言也。中者，如矢石之中于人也。”像这样的话都要背，这就是接触内科学。

接触内科学以后，老师就开始跳跃式地教我了，这是我的第一个老师，胡岱峰老师，他是清朝秀才，古文功底好得不得了，他的古文真是学究式的。他说我能读书，不能跟大家一起读，要开小灶，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一个班。让我开小灶就是学习《伤寒论》，读的是《伤寒论新注》。开始是读原文，老师的标准就是背。

背的同时也讲，比如给我讲猪肤汤，我问过一个问题，我问老师：猪肤是不是就是猪皮，老师回答说是，我说：“那是不是随便哪里的皮都可以？”“哎呀，你怎么问这样的问题呢？”老师说：“你怎么问这样的话，你问得出奇呀。”他感到奇怪。

又比如“五苓散，白饮和服”，我问“白饮”是什么，老师说：“白饮就是米汤啊。”就问这些东西，都是当时读书的灵感，所以永远都记得。就这样《伤寒论》我背下来了，背下来后就觉得这书读得差不多了，这样的书都能背下来，而且是搞不懂的书。我为什么现在始终念念不忘我这个老师，就是因为我这个老师引我入正门。如果没有这样的老师，我对经典不可能读得这么好。

《伤寒论》读完了，接着就是《金匮要略》，又是要求背。我一年内把这两本书背完，半年背一本，其中《金匮要略》好背，就是《伤寒论》不好背，尤其是太阳篇，把人背得晕头转向。这两本书读完后，赶上1958年开始“大跃进”，我就当医生去了。

本文摘自熊继柏著《一名真正的名中医——熊继柏中医真谛访谈录》，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由腾讯道学整理发布。

【听】一位中医的学徒生涯（感人肺腑，字字珠玑，必转！）

2015-07-04彭坚

▶中医书友会第659期

每天一期，陪伴中医人成长

第二节中，能体会到二伯和彭老师无所保留的分享，对于有志于毕生学医行医的同道，值得反复听。

作者/彭坚⊙主播/曹易伦⊙编辑/王超

一、家学渊源

我出生于中医世家，却并非书香门第，祖上是农民，原籍湖南岳阳彭家大院。清朝道光年间，曾祖父彭银樵不满包办婚姻，从老家出走，一担青菜挑进长沙，成了城里的打工仔。有一次，看到钉马掌的工匠在削马蹄皮，突发奇想，他将削下的马蹄皮放在新瓦上焙枯，调上冰片、麻油，试着用来治疗臁疮：一种当时劳动群众最常见、最不易治愈的小腿胫部溃疡，俗称“烂脚杆子”病。岂知真的有效，一炮打响，由此起家，俨然当起了“外科医生”。当然，按大清律例，现时标准，只能算作“江湖郎中”。从此，彭氏医生的招牌在长沙市白马巷64号一挂就是70余年，直到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烧起为止。

祖父这一辈，有5人行医，业务涵盖了中医各科，以大伯祖父的名气最大。他老人家专攻叶天士的学说，一部《临证指南医案》，读得滚瓜烂熟，用得出神入化。上个世纪30年代，湖南省政府主席、军阀何键的父亲得了病。老爷子从乡里头次进城享福，不到半月，一病不起，高烧不退，群医束手。伯祖父以上等高丽参一枝烧炭、加保和丸煎汤，一剂而热退身凉。明明是一个消化不良引起的“滞烧”，用几分钱一帖的打滞药就可以解决问题，偏偏就难倒了众多名医，不知如何既能照顾到病情，又能照顾到大人物的面子，让善于玩“脑筋急转弯”的伯祖父捡了个便宜。经何键一褒奖，伯祖父于是乎就“饮誉三湘”了。

我的父亲行四，学医的是二伯、三伯。二伯彭崇让生于1902年，家境贫寒，只念了4年私塾，全靠博闻强记，苦读成才，青年时即医名鹊起。20世纪50年代初，本拟调中国中医研究院，恰逢得了肺结核，未能成行。后来入聘湘雅医学院，担任中医顾问，教授，1959级西医学习中医班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