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主义和物种主义

种族主义和物种主义

对普罗伍德（Plumwood）来说，这些主张同时扩展了环境和动物行动者的队伍，因为她声称“我们（集体）在生态意义上对待人类社会的主要形式（已经）和我们在伦理意义上对待非人类的方面都是失败的，并且非人物种的境况在继续恶化”（2001:2）。因此，“霸权主义”不仅要对环境种族主义负责，而且也引发了那些体制化的物种主义，物种主义是“至少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的人类中心主义或理性中心主义”的派生物，它使得殖民者对于他者（动物和被视作动物的人）的剥削仍具合理性。（2001:8）正如普罗伍德所说，西方对人性的定义曾经取决于（现在依旧是）“非人”的存在：野蛮人、动物和具有兽性的人。欧洲对侵略和殖民的合理化辩解正是出于这个基本原则，他们把非欧洲的大陆以及动物视为“空白”（spaces）、“未被利用的、未被充分利用或者空的”（unused、underused or empty）（2003:53）。正是这种欧洲殖民意识形态使得人类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密不可分，同时由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欧洲中心主义被用来为欧洲殖民主义的观点辩护——他们视“殖民地本土文化为‘落后的’、不合理的、并且是接近儿童的、动物的和自然的文化。”（2003:53）

在许多文化中——不仅仅是西方文化——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长期以来被视作习惯。某一个物种的利益高于沉默的大多数物种，这种绝对优先权仍然被视为理所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通过这种对自然的迎合使得对其他动物和环境时常被排除在人类的特权等级之外，也使得他们成为被剥削的对象。

正如卡里·沃尔夫（Cary Wolfe）援引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说的：

人性概念的主观性与语篇和物种主义的制度是息息相关的，这种制度有赖于默契的接受——人类的全面超越以动物以及具有兽性的人的牺牲为代价，相应地，这使得建立一种象征性的经济制度成为可能，在这种秩序中我们才能够进行一种“非刑事死刑”，正如德里达所述，不仅是动物自身，而且还有人类也在促使他们成为动物。（1998:39）

这种物种话语的有效性是“适用于任何一种社会他者的”，它依赖于“理所当然的物种主义机制；依赖于系统的、制度化的对非人的他者的杀戮的伦理接受”。（39）换句话说，如果人类和人类利益的自然优先权是高于地球上的其他物种的话，那么从全球范围讲，我们都在形成或者重复帝国主义影响之下的种族主义思想意识。为了构建一种基于真正的后帝国的、环境的社区概念，那么，为了对自然中的人类处所进行重设与重构，我们需要对自身类别进行审问，同时审问与自然相背的建构自身的方式——伴随着建构所暗含的生命形式的分级，这种建构方式从帝国统治到当代以来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剥削仍然是沆瀣一气的。

后殖民主义研究开始涉及环境议题,不仅仅是作为欧洲征服和全球统治的核心课题，而且是作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这些问题在历史上长久地依附于此——内在的意识形态。他者化的人不仅往往被当作自然的一部分——并且因此被当作动物一样加以利用——而且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迫或逐渐形成了西方式的环境观，因此，殖民地即

使想要恢复原有的文化与环境，也是很困难的。一旦殖民者完成侵略和定居，或者至少行政制度一旦建立，西方有关人类“在世存在”的观念就会受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在欧洲殖民统治下对动物、植物和人有意（或无意）的流通得以促进和加强，从而使得影响深远的生态系统在不平等的强权制度之下发生显著变化。

在总体的英语研究中，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的研究，近年来生态／环境批评的研究的进展把物种的界限和环境问题当作中心议题；研究自然与文化、动物和人类之间的联系的需求是迫切的，并且这种需求从未比现在更相关。毕竟，后殖民主义所关心的征服、殖民、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问题，连同它在殖民土著与移民社群、土著人与侵略者、社会与文化的关系的理论建设，同样是动物和环境研究的中心议题。另外，正如美国环境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所说，正是由于物质的实践与思想关系的错综复杂——尤其是在跨文化的语境中——才使得日常的生活具有活力、未来可以掌控：实践和思想与描述的问题是不可分割的——这个问题将会在本书中探讨清楚。

在艾尔弗雷·克罗斯比（Alfed Crosby）的历史专著《哥伦比亚大交换》（1973）和《生态扩张主义》（1986）中，他认为在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物质与思想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得到了交换，甚至是背景。在被占领的殖民地，这些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的彻底不平等和交换看起来是最明显的——至少在最初的时候，同时在定居者殖民地，正是环境帝国主义所造成的结果才最直接了当。“在世存在”的概念长期以来通过处在殖民主义境况之下的个人和群体的改变而发生改变：东方的宗教在几个世纪以来吸引着欧洲人，同时太平洋岛屿和非洲的口头文化也引起了西方人的兴趣和钦佩。但是在澳大利亚、北美洲、新西兰和南非，对殖民地本土文化、哲学和宗教抱有真正好奇心和尊重的人还是少有的，甚至是那些最具好意的传教士定居者以及管理者往往设想自己是向这些无知的异教徒授予（或者强迫）文明的馈赠，相反他们很少或者没有兴趣接受这些异教徒的哲学馈赠。

定居者带来了谷物、家禽和牧群，他们清理土地，破环了当地的生态系统。于此同时，来自“新”世界的人、动物和植物样本被带到欧洲，这些样本数量很少且通常在形式上并不活跃。（有趣的是，从殖民地带到欧洲的人、动物和植物，无论是野生的还是家养的，都没有造成欧洲生态系统大规模的破坏。）另外，它们没有成为欧洲传统农业和田园实践的一部分，也没有得到社会标准的认可；相反，它们成为了被隔离的外来物：

印度人在皇家法院前列队游行；如同在笼子里的火鸡和鹦鹉，这种无知的他者符号……他们是外来的，没有体系的，除了所展示的文化所强加的意义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

（沃瑟曼 1984:132）

从另一方面来说，欧洲向新定居的殖民地输入的人、动物和植物被视作一种对殖民当地的灌木丛和荒野的一种必要的、“自然的”的干预，或者说替代；即使这些入侵物种起初很难存活或者难以适应当地环境，不过很快因为天敌的消失，它们在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