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写作特点

第九节《左传》的写作特点教学目标分析《左传》在叙事、人物描写和行人辞令方面的特点，使学生在在了解这些特点的同时，进一步把握《左传》细密详赡、微婉蕴藉的总体特征。

重点难点分析1、关于《左传》叙事方面的成就和特征，要能结合具体作品加以说明，还要重点掌握它在战争描写上的特点。

2、关于《左传》行人辞令的特点，不仅要能说出其具体表现，还要联系时代特点说出其形成的原因，例如春秋时代对礼的重视，对贵族的文化修养的重视等等。

教学内容《左传》虽是采自旧史料，但经过精心的加工整理，全书具有统一的风格，其散文艺术比《尚书》、《春秋》乃至《国语》都有很大发展。

晋代范宁说它“艳而富”（《春秋谷梁传序》），唐代刘知几称“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刘大櫆则称赞它“情韵并美，文采照耀”（《论文偶记》）。

概而言之，《左传》的文章细密详赡，富于文采，给人以具体生动之感；同时又微婉蕴藉，意味深长，使人寻绎不倦，二者有机地统一在一起。

无论是叙事、写人，还是记言，都显明得体现出这一特点。

精彩细密的叙事《左传》向以叙事精彩见称。

作者在记述历史事件时，总要具体而微地展示其发展过程。

书中出现了引人入胜的情节、生动逼真的细节和场面，大大增强了故事性。

有时，作者通过铺垫、照应、追溯、插叙等手法，把有关事实巧妙地安排在一起，形成完整而严谨的篇章。

例如，鲁宣公二年，晋灵公被赵穿所杀。

《春秋》仅用“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一句话来叙述此事，不仅语焉不详，而且把弑君者说成赵盾。

《左传》则详细交代了事件的来龙去脉，讲述了一篇具体而完整的故事。

文中先叙述晋灵公“不君”的种种暴行，再述赵盾“骤谏”，晋灵公想除掉他，第一次派鉏踶去行刺，鉏踶被赵盾的恭敬所感动，不从君命，触槐而死；第二次想在酒宴上杀他，又被赵盾的卫士提弥明发觉，提弥明舍身卫主，格斗而死。

就在这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刻，作者掉转笔锋，插入当年赵盾在桑翳救灵辄的往事，然后写灵辄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保护赵盾脱身；接着又叙赵穿杀灵公，赵盾因出奔未越境而被史官书为“弑君”，并引孔子的话表示惋惜。

文中有曲折的情节，有惊险的场面，波澜层出而又脉络分明，虽是编年叙事中的一段，却完全可以独立成篇。

当然，作者如此安排，不仅是追求扣人心弦的艺术效果，而且意在说明：赵盾恭敬仁厚而得人心，所以能转危为安；而灵公被杀，实在是咎由自取。

作者并不赞成“弑君”，但他通过深切著明的叙事，展示了事实真相，寄托了鲜明的爱憎。

又如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一节，也是通过完整曲折的故事，生动再现了统治者家庭内部为争夺全力和财产而骨肉相残的斗争。

作者对这种礼制败坏、人伦沦丧的现象极为不满，文中详写郑庄公和大臣的几次对话，借以向读者暗示，庄公对段早有防范，只是故意纵容，以促成其毁灭。

这就暴露了他蓄谋害弟的险恶居心。

后面写庄公母子在大隧中相见赋诗，渲染所谓的“其乐融融”、“其乐泄泄”，更是具有讽刺意味。

象这样生动明了而又深具匠心的文章，代表了历史散文的新成就。

《左传》的叙事成就更突出体现在战争描写方面。

书中出现了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很多著名战争都写得曲折完整，精彩动人。

在描写战争时，作者不仅写出纷纭复杂的战争过程，而且注重交代与战争有关的政治、外交等活动，具体揭示战争的背景及胜负原因。

例如僖公二十八年的晋楚城濮之战，前后历时三年，卷入者达十一国之多。

作者围绕晋楚争霸的主要矛盾和两国在政治、军事上的优劣得失展开叙述，先交代了楚国向北扩张，侵扰中原小国，晋国抗拒楚师，企图建立霸业的背景；又详述晋文公如何“教民”如何任帅，如何展开外交活动，孤立楚国；而楚国一方其主帅子玉如何“刚而无礼”，君臣间如何意见不一；在此基础上又写了晋国在交战前的反复磋商准备，以及王子玉的请战和晋侯的回答；最后，以极简略的笔墨叙述了晋国的战术措施和战斗过程。

如此头绪纷繁的战事，写得有条不紊，前因后果历历分明，体现了举足若轻的叙事功力。

在作者看来，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力量的强弱，更与政治的好坏、民心的向背与策略的得失有关，他在叙写战事时往往以此为着眼点去取舍材料，谋篇布局。

即使写一些较小的战事，也能体现出这种深切用心。

如庄公十年叙齐鲁长勺之战，竟用几乎一半的篇幅详述战前准备，表现鲁国采纳曹刿的建议，取信于民；至于战斗过程，则着墨不多，只是交代鲁国一方的正确战术；最后又让曹刿对胜利原因作了总结。

文章简洁明了，叙次井然，既有真切的描写，更寄寓了深刻的战争经验。

书中也不乏生动逼真的战争场面。

例如成公二年的齐晋鞌之战，就写得精彩传神，惊心动魄。

在交战的前一天，齐国高固单车闯入晋军挑战，“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其垒，曰：‘欲勇者，贾余余勇！’”可见其士气高昂，勇不可当。

战斗开始前，齐侯又狂妄地宣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竟然未给马披上护甲就开始冲锋。

晋军奋力迎战，郤克被箭射伤，血流至足，仍击鼓不停，但终因伤势过重，大叫：“余病矣！”张侯手臂中箭，鲜血染红车轮，他斩断箭杆，继续驾车，在这关键时刻，他一面与郑丘缓一齐鼓励郤克，一面又用左手执辔，腾出右手帮助击鼓，战马狂奔不止，晋军紧紧跟随。

于是“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文中对齐军的骄傲轻敌，晋军的勇敢顽强以及战斗的紧张激烈，都写得历历在目，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如此精彩的战争描写，在以往的作品中还未出现过。

当然，作品写得这样详尽生动，又是为了具体揭示双方胜负的原因。

个性鲜明的人物由于重视人的作用，《左传》在叙事中注重描写有关的各类人物的活动，在刻划这些人物时，又往往着眼于政治的兴衰，努力表现他们与之相关的思想、品质和性格。

书中出现的有姓名的人物近三千，相当一部分人物个性突出，形象鲜明，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主要采取随事写人的方法。

作者在历史事件的发展中，通过主人公的所作所为，逐步展示其个性特征，使其形象渐渐鲜明和丰满起来。

同一人物的事迹虽散见于分年记事中，但又互相联系；如果合在一起，是构成相对完整的人物形象。

例如郑国子产是书中着力描写的主要人物，作者通过一系列典型事件，写他早年便显示出卓著功绩，刻划了一个开明有为，受人爱戴的政治家形象。

如果把有关子产的描写放在一起，就很像一篇人物传记。

作者运用这种方法，通过不同史实的叙述，展现了人物性格的各个方面。

例如作者笔下的秦穆公，当年平晋乱、定晋军，又不记前嫌，在荒年向晋国输粟，初步展示了这个未来霸主的雄心和气度；后来与晋围郑，听了烛之武的说辞而独自退军，则表现出他精于利害，绝不愿厚人薄己；此后又不听蹇叔之谏而发兵攻郑，暴露出利令智昏，刚愎专横的一面；兵败之后，勇于自责，不替孟明，终于报仇雪耻，成就霸业；而死后以三良为殉，又极为愚妄自私。

从这些有关史实的记载中，人们看到了一个性格丰富，血肉丰满的春秋霸主的形象。

有时，作者随着叙事的展开，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

例如僖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写重耳出亡，就表现了他由一个胸无大志、性格暴躁的贵公子，备尝艰辛，最终成长为成熟老练的大国之君的过程。

如果把这些记载和后面克楚称霸的事迹连在一起，也酷似一篇晋文公传。

运用随事写人的方法，作者把主人公放到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场面和对话，展现不同人物的性情和心理。

文章笔墨俭省，故事性强，人物之间互相映衬烘托，在动态中凸现了各自的个性特征。

对一些次要人物，作者在情节推进中仅用寥寥几笔，写出一两个富于特征的细节，便受到形神毕肖、声情并现的效果。

例如僖公三十三年写晋襄公应文嬴之请，放走了俘获的三名秦帅，大臣先轸为此勃然大怒：先轸朝，问秦囚。

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

”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请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雠，亡无日矣。

”不顾而唾。

几声斥责，一个动作，就使其怒气勃勃之态，跃然纸上。

此类细节，在书中往往而出，对于刻划人物，起到了画龙点睛，颊上添豪的作用。

微婉巧妙的辞令春秋时期，贵族文化高度发达，社会盛行重礼尚文的风气，大夫进谏，行人应对，都讲究辞令之美。

因此，《左传》中便记载了很多文才斐然的辞令。

这些辞令的共同特点是委婉巧妙，典雅从容，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包藏着锋芒。

即使是敌国交战，在兵戎相见之际，也不失温文尔雅之态。

例如齐晋鞌之战前夕齐侯与晋人的这段对话：齐侯使请战，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

”对曰：“晋与鲁、卫，兄弟也。

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

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

”齐侯曰：“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

若其不许，亦将见也。

”齐侯的态度极为强硬，晋国也不示弱，但双方的辞令又委婉谦恭，尽力表现出文雅安详的风度，使人难以相信这是面临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

当时很多出色的外交家都善于在谦恭有礼的形式下据理力争，机智巧妙地挫败对方。

例如晋国子产即擅长于此，他多次凭借辞令之妙，使大国不敢对郑非礼。

襄公二十五年，郑伐陈，子产向晋献捷，晋人三次责难郑国，都被子产巧妙地顶了回去，就连晋国赵文子也说：“其辞顺，犯顺，不祥。

”对郑国给予礼遇。

书中记孔子对此发表评论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

”这里所谓“文”，即是指辞令的优美巧妙，它体现了礼的精神与深厚的文化素养。

这是《左传》辞令的普遍特点。

在论辩方式上，《左传》中的辞令又往往援引典章，依礼而论，用道义的力量使人折服。

例如僖公二十六年，齐国伐鲁，鲁人展喜以“犒师”的名义与齐孝公进行了一番对话：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君子则否。

”齐侯曰：“室如悬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

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

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

’载在盟府，太师职之。

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

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鄙夷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

’恃此以不恐。

”展喜抬出先王之命，表示鲁国有恃无恐，实为指责齐国“弃命废职”，违背礼义。

其辞令优游婉顺，不卑不亢，而又绵里藏针，内含讽刺。

于是，齐侯自知无理而撤军。

这番辞令所以产生这番效果，主要还在于道义的力量。

春秋时期，违礼行为虽屡见不鲜，但在正式场合，礼仍是规范人们行为和国家关系的公认准则，违礼失信就会冒天下之大不韪。

因此，援引先王之命，揭示礼义所在，自然是有力的武器。

前人称《左传》“婉而多切”，就在于它不仅有彬彬有礼的外表，更具有以理服人的力量。

《左传》中也有些辞令直率有力，以鞭辟入里的分析见长。

例如，僖公三十年，秦晋两国围郑，郑大夫烛之武向秦穆公分析利害，便讲得坦率而深入，有力地打动了秦伯。

它如桓公二年的臧哀伯谏纳郜鼎、僖公五年的宫之奇谏假道，也都有严谨细密，娓娓动人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