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编辑始末
书籍装帧史
亚洲民族元素在书籍装帧中的运用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形式历经简策、帛书卷子装、卷轴装、经折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的演变，这既与书籍的制作材料、生产技术的发展变化有关，又与古人书籍保护的理念不断强化紧密相关。
本文仅就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形式的演变与书籍保护的关系，略加剖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简策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始自简策。
在纸发明之前，甚至在纸发明以后数百年间，也就是从商周到东晋的数千年中，中国古代书籍主要载体是竹木。
简策意即编简成策，古人将竹木加工处理成狭长的简片，把若干简用绳编连起来即为策。
竹简在制作过程中还要经过“杀青”这一道工序，亦即烤干竹内的水分。
新竹水分大，易腐朽生虫，保存时间短，因此制竹简时要用火烤干竹内水气，竹子随着水分的减少由青而黄，故称之为“杀青”，正如古人所云：“杀青者，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谓汗简。
”竹木简编连方式主要是用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普通者上下端编两道绳即可，若是长简，为牢固耐用，则需编三四道绳。
根据考古实物，既有先写后编的情况，也有先编后写的情况。
最常见的编绳为麻绳，也有少量的丝绳。
古人为保护正文少受磨损，开头两根常为空白简，称作赘简。
赘简背面上端竖写篇名，便于检索；下端题书名，便于归类保存。
简策一般卷起存放，以最末一简为轴，从左向右卷成一束，这样篇名、书名就露在外面，类似于今天的封面。
把卷起的简策捆扎之后，或装在“帙”、“囊”里，或盛在筐箧中，以免散乱。
简策是中国最早的书籍装帧形式，它所体现的书籍保护理念对后世影响颇大，不断地被继承和发扬。
如，赘简演变成护封、封面和扉页，“帙”、“囊”演变成“函套”等等。
二、帛书卷子装中国蚕桑丝织业起源很早，王国维认为“至迟亦当在周季”缣帛即作为书籍的载体，与简牍并行。
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帛书是战国中晚期的长沙子弹库“楚缯书”。
帛书与竹木简长期并行，虽然二者质地绝然不同，但帛书的装帧形式却在简策的影响下出现卷子装。
国际敦煌项目(IDP)第六次会议综述
国际敦煌项目(IDP)第六次会议综述
林世田
【期刊名称】《敦煌学辑刊》
【年(卷),期】2005(000)003
【摘要】国际敦煌项目是促进敦煌文献保护、研究以及数字化的国际合作组织.自成立以来,曾先后在英国萨塞克斯、法国巴黎、德国柏林、俄罗斯圣彼得堡、瑞典斯德哥尔摩分别举办过五次国际会议,在敦煌遗书的修复、保护以及数字化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05年4月22～25日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第六次会议,会议以敦煌遗书的保护与修复、敦煌纸张分析、敦煌文献数字化以及古籍修复等四个方面为主题,必将推动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向更深入的层次迈进,并结出硕果.
【总页数】4页(P165-168)
【作者】林世田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北京,10008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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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基本知识
古籍基本知识古籍定义：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定级标准;、修复技术规范古籍版式定义：古籍版式指古籍版刻的样式按：即指一块书版内所刻出的模式,反映在书中,就是一张书叶中所看到的样式;包括版面、大小题名、版框、界行、天头、地脚、行款、字数、鱼尾、象鼻、书耳、书牌、条记、句读、插图等等;版面：原指按一定行款字数并以边栏、界行、版心、鱼尾等形象为装饰而雕刻或排拣活字形成的平面;后世即指一版一版印纸;版框：书叶正面图文四边的围栏,一般指印刷的书;修复技术规范;也称边栏,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常见的术语有四周单边四周只印一道粗黑的边线、四周双边四周粗黑线内侧再刻一道细黑线、左右双边仅左右粗黑线内侧有细黑线;界行：也称界格,指在版面内分割行字的直线;行款：又称行格,指正文之行数与字数;通常以半叶计算,叫做“半叶×行×字”,有的直接称“×行×字”,若每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是为大字正文做注解,叫做“小字双行×字”;同一种书,不同时期有不同刻本,行款也往往不同;故行款可以作用鉴定版本依据之一;天头：图文或板框上方余幅;修复技术规范,即版框外空白纸的上方;地脚：图文或板框下方余幅;修复技术规范,即版框外空白纸的下方;也称下角;版心：也称中缝,通常指一版印叶的中心比较窄的一行空白行,是书叶对折时的标准;唐末五代,书的装订形式由卷轴装向册叶装发展,雕版出现了两个半版,北宋和辽时期,两个半版间出现了两道线,在两线之间的空白处,常常刻上书的题名通常是简书名、卷数、叶码、本叶的字数、刻工姓名或者刻书单位的名称;因为这一行居于两版的中心,所以称为版心;书口：又称版口,就书版或者书叶而言,它是版心;对于以包背装或线装的方式装订起来的书籍而言,这部分为书可以翻阅的开口,故称书口;蝴蝶装无书口与书背相对,可翻叶展阅的开口;修复技术规范;其含义已经扩大了;鱼尾：版心中间图形,因其酷似鱼尾,故名;刻于距版心上边大约四分之一处,有时版心上下都有鱼尾;只有一个鱼尾,称单鱼尾,两个鱼尾称双鱼尾有对鱼尾、顺鱼尾,个别有三鱼尾;花鱼尾：鱼尾刻印出花样的;鱼尾的作用是用来标示中缝线,作为折叶的标准;象鼻：鱼尾上下到版框有一条线,叫象鼻;这只是一种说法;李致忠先生提出另两种说法,一是我们暂且采取第一种说法,主要说明什么是黑口、白口象鼻为一条细黑线的叫细黑口或小黑口,象鼻为一条粗黑线的称为粗黑口或大黑口,无象鼻即无黑线者为白口;书耳：版框外左上角的空格,里面刻有简单的篇名,因为形状象书的耳朵,所以称书耳;其中的题名叫耳题、耳记;书牌：又称牌记,与现在的版权页类似,常常刻有书名、作者、镌版人、藏版人、刊刻年代、刊刻地点等;明清时期的书牌作用多为表示特色和所有权,而明清以前后则更多的是刻书题记,讲刻书缘起,选用底本,校本,甚至多少具有广告宣传作用;大题：指一种书的题名;小题：指一种书内各篇各卷的题名;墨钉：又称墨等;指版面上常有文字般大小的黑墨块,形状似钉帽;出现的原因是文稿雕版时未定的文字,等待校勘后写上去再印;朱丝栏、乌丝栏：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見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亏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用不同颜色界栏笺纸抄写的古籍,通常直接著录为红格、黑格、蓝格、绿格等等;古籍的结构单叶装订成册,就成为一部古籍;而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 ．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书名叶：位于护叶准确的说应该是书衣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又称封面、封、面叶、内封面;．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 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书脊：又称书背,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 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关于书口,在版式中已提到,是一部书可翻叶展阅的开口．书首：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 又称为书头;．书根：修复技术规范;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古籍的内容一部古籍通常由封面题名、序、目录、凡例、正文、跋、卷首、卷末、附录、牌记、笺、注、疏等内容组成;封面题名：即前面所讲书名叶也称封面时所提到的古籍封面通常题有著作责任人、刻印者、藏版者、刻印时间、版刻次第、附刻等内容;序：是一部书的序言,有的是作者自己写的,也有刻书人、合著者、注释人以及作者的朋友作的;作者的自序多叙述家世、活动,阐明著作宗旨;他人作的序主要介绍作者的生平及书的内容、价值;刻书人的序则说明书的流传过程、刻印经过、目的等;一部书刻印的次数越多,序文往往越多;古代指早期如卷轴装时多列于书末,后一般放在书前;目录：一部书正文之前的篇章名目,称为目录,或目次;它是一书的纲目,反映了一部书的章节体例;读者可以由此了解这部书的大致轮廓,分多少卷、多少章、多少节、多少回,各部分各自是什么类别,有哪些篇等等;古书最多是分卷à的;受卷轴装的影响,一篇即一卷轴,后来即一部分完了,就定为一卷;注意,卷数不等于册数;一册中可以有一卷,也可能有多卷;册与装订有关,卷与内容有关;目录中所题的卷数是我们著录的重要依据之一;较早的古籍目录多放在序文后面,一般印在卷首之前;大部分的书有时除去卷首有总目录外,名部分还有分录;一些有前后集的古籍,目录多分散在各部分;凡例：说明书的著述内容和编纂体例、编制原则的文字,多列在目录之前;还一些凡例题有凡例作者的姓名;正文：全书的主要部分,是书的主体;按照实际内容容和篇幅划分卷次,每卷的开头称做卷端,卷端题有书名首行和著者姓名、校注者姓名在首行后数行,低字等内容;而一部书的正書名大题一般按正文首卷卷端所题书名著录;通常大题在卷端首行上端,但由于受到竹木简书的影响,古书也有将小题即篇名放在卷端上方卷端上题,而将大题放在卷端下方卷端下题,就是所谓“小题在上大题在下”的格局;这种形式,到北宋仍被沿用,形成北宋雕版书在版式上的特点;因此在著录书名时,要注意卷端上题是否为正书名;跋：又称后序、后记;内容多为叙述版本源流或刻印经过;多放在正文的最后,少数也有放在正文之前这主要是装订的问题了;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跋,是刻印排印在书上的,原书的一部分;跋文中所涉及的刻书情况与版刻年代、刻版主持人、刻版地等等有关,而跋文作者与收藏者的批校题跋著录要有所区别;卷首、卷末、附录：正文以外的内容,如序、跋、作者传记、目录、凡例等;另做起讫,单独分卷,放在正文前称为卷首,放在正文后称为卷末,也称为附录;书中有时刻有其它篇章的内容,或者本书内容的附加材料,也称为附录;笺、注、疏：对书正文的解释,一般分列在各句下;注容易理解,至于笺,汉语大词典解释：后世把注释古书,以显明作者之意为笺; 宋洪迈容斋五笔·经解之名：“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傳義,他書無用此字者;”疏也是如此,指阐释经书及其旧注的文字;笺注疏者一般要在书名责任者著录,依次排在第一责任人后;著作方式：附带提及一般依规定著錄,特殊情况可依原書所题著錄;撰：著述的著作,如卷端下题：“学”、“述”、“著”等；编：将多种著作整理、编排为一种书一般指丛书；輯：收集他人的著述或零散文字,汇集为一种书；如修、纂：主要指官修书的著作方式;主持其事者为“修”,实际编写者为“纂”;如地方志,主持的官员为修,编写者为纂；注：對一书的内容、文字进行解释；如果卷端下题直接作“××笺”或“××疏”,则著作方式亦直接作笺或疏,等等;即特殊情况可依原書所题著錄；譯：将一种文字翻譯成另一种文字；繪：插图、画谱的创作；書：指书法作品的创作；篆刻：玺、印的创作;古籍的装帧简策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始自简策;在纸发明之前,甚至在纸发明以后数百年间,也就是从商周到东晋的数千年中,中国古代书籍主要载体是竹木;简策意即编简成策,古人将竹木加工处理成狭长的简片,把若干简用绳编连起来即为策;竹简在制作过程中还要经过“杀青”这一道工序,亦即烤干竹内的水分;新竹水分大,易腐朽生虫,保存时间短,因此制竹简时要用火烤干竹内水气,竹子随着水分的减少由青而黄,故称之为“杀青”,正如古人所云：“杀青者,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谓汗简;”古人为保护正文少受磨损,开头两根常为空白简,称作赘简;赘简背面上端竖写篇名,便于检索；下端题书名,便于归类保存;简策一般卷起存放,以最末一简为轴,从左向右卷成一束,这样篇名、书名就露在外面,类似于今天的封面;把卷起的简策捆扎之后,或装在“帙”、“囊”里,或盛在筐篋中,以免散乱;简策是中国最早的书籍装帧形式,它所体现的书籍保护理念对后世影响颇大,不断地被继承和发扬;如,赘简演变成护封、封面和扉页,“帙”、“囊”演变成“函套”等等;帛书卷子装中国蚕桑丝织业起源很早,王国维认为“至迟亦当在周季”缣帛即作为书籍的载体,与简牍并行;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帛书是战国中晚期的长沙子弹库“楚缯书”;帛书与竹木简长期并行,虽然二者质地绝然不同,但帛书的装帧形式却在简策的影响下出现卷子装;卷子装的帛书一般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文字从上至下,由右至左;为使文字整齐,大致根据简的宽度用墨笔或朱笔划上界行,后来则用朱丝或乌丝织出,是为乌丝栏、朱丝栏;卷首仿照简策中的赘简,留下一段空白,保护正文不被磨损;卷尾粘以二三厘米宽的竹片作为轴心,将帛书像简策一样从左向右卷成一卷;这便是后来卷轴装的雏形;写在整幅缣帛上的帛书,卷收不便,只能折叠存放,天长日久,折处极易断裂,故这种方式不甚流行;缣帛作为书籍的载体,优点是质地柔软,洁白易着色,可以随意折叠卷起,份量轻,便于携带,然而因为价格昂贵这一致命缺点,所以很难在民间通行;因此,考古发掘中竹木简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帛书;以上两种缺藏卷轴装纸作为书籍的载体可能始自西汉末年,与简帛并行使用数百年;由于纸张价廉物美,携带方便,逐渐取代了简帛的地位;东晋末年桓玄下令以纸代简,简牍和帛书才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早期的纸书像帛书一样卷成一束,经过长期的发展,从书写到制卷形成一整套完备制度,即为两晋南北朝至五代时期—最为流行的卷轴装;存世的敦煌遗书,绝大多数都是卷轴装;卷轴装书籍每纸的高度仿照竹木简的高度,纸上下划两道横线,然后均匀地划上乌丝栏;标准的写卷每纸行,行字;比较讲究的书抄写之前纸张要“入黄”,防止虫蛀;梵夹装是伴随着佛教一起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也是十九世纪中国引进西方书籍装订技术之前唯一引入的一种外国的书籍装帧形式;修长硕大的贝多树叶为古代印度的书籍提供了很好的载体,把表面光滑的贝多树叶裁成长方形并晾干,将写好的书叶按顺序排列,一张张摞在一起;晒干后的贝叶容易碎损,因此上下需要夹板保护;为确保书叶前后顺序不致混乱,在中间或两端连板带书叶穿一个或两个洞,穿绳绕捆;这种装帧形式传到中国,称为梵夹装;在印度梵夹装的影响下,中国僧侣尝试着将汉译佛经制作成梵夹装形式,例如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思益梵天所问经是目前所知敦煌文献中最典型的梵夹装,并且存有夹板和绳子;据此,我们可以知道采用梵夹装的佛经基本保持印度原貌;经折装经折装是中国古代佛教信众借鉴印度传统装帧方式的优点,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进,佛教信徒受印度梵夹装的启发,将原来卷轴装的佛经按一定行数和宽度均匀地左右连续折叠,前后粘加书皮;书皮一般用硬纸板或木板制作,用以保护书叶;这种装帧大量应用在佛经中,故称经折装;经折装与梵夹装相较的诸多优势,注定了其很快取代梵夹装,而成为佛经中最为通行的装帧形式后来道教信徒也使用这种装帧形式,甚至现在很多寺院印制佛经仍然采用这一形式,其生命力之强,可见一斑;旋风装旋风装长期以来一直是书史界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没有实物材料佐证,专家学者根据文献记载里的蛛丝马迹,各呈臆说,聚讼纷纭,向无定论;年,李致忠先生调查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于年发表了古书旋风装考辨第一次把实物材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认为旋风装是在卷轴装盛行的唐代,为解决书籍的翻检方便,对卷轴装实行改进而形成的一种过渡的装帧形式,并没有形成规制;此后不久,书史研究者从英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中发现易三备,并公认其为旋风装的固定形制;我们对该藏品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分析研究之后,认为旋风装它不是固定的装帧形式,而是为了携带和翻检的方便,将原有卷轴装断成数纸,在纸头左端加装木条固定有的是在卷子中间粘连,再以木条为轴,统一卷起来的装帧形式,是一种偶然的、随意的装订,不能视为一种已经形成规制的装帧形式;但这种偶然的形式中蕴含着必然的因素,就是为满足人们使用和携带的方便,而从卷轴装中隐约出现了册叶装的萌芽,所以它是中国书籍装帧形式过渡的一个例子,不能称为旋风装的固定式样;旋风装的装帧方式或许受到梵夹装的影响,试图突破卷轴装的形式,尝试创立一种全新的装帧形式,将所有的单叶按顺序摞起来,并装订粘连在一起,如同现代书籍一样,每一页都可以翻动,这样可以很容易翻检所需内容;然而它仍然无法摆脱卷轴装的影响,保留了很多共同的特征;旋风装是根据自身特点而形成的一种不固定的、比较随意的装帧形式,因而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它是书史发展的一个环节,一旦出现更适用的装帧形式,旋风装便退出历史舞台;蝴蝶装简称蝶装,发端于唐末五代,盛行于印刷术普遍应用后的宋、元;其装帧方法是将抄好或印好的书叶,以有字的一面对折,背面向外、折口向右集齐作书背,形成书芯;书背用浆糊粘连,再用一张厚纸作为书皮包裹书背;书叶的形状,以及开合的样式,非常像蝴蝶的翅膀,因此这种装帧形式被形象地称为蝴蝶装;蝴蝶装起源于写本时代,敦煌遗书即发现多种抄本蝶装书籍;由于蝴蝶装的纸张要折成两页,适应了雕版印刷术的特点,故能广泛流行于宋、辽、西夏、金、元;然而其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两页空白,同时蝶装书脊全用浆糊粘连,易于脱落,造成书叶散乱;针对蝶装的这些弱点,急需一种既便于翻阅而又更加牢固的新的装帧形式;包背装包背装是针对蝴蝶装书籍不便阅读、容易散开的弱点而创造出的一种装帧形式;其方法是一反蝴蝶装倒折书叶的方法,而将印好的书叶正折,字面向外,折口向左集齐作书口,在书脑余幅靠近书背处打眼订捻,形成书芯;书皮的装法同蝴蝶装书籍;包背装在南宋——完全取代蝴蝶装,流行时间很长,对现代书籍的装帧影响很大;包背装用与蝴蝶装相反的折叶方法,空白页折在里面,装订后即无法看到,彻底解决了蝴蝶装每隔两页就有两个空白页的缺陷;使用纸捻穿订代替蝴蝶装所使用的浆糊粘贴,也解决了蝴蝶装容易散乱的不足;线装线装和包背装相似,区别只是前后书皮分开,各用一纸,用线和书芯装订在一起;这是为适应书籍的生产高度发展、提高工作效率而创造的一种装帧形式;线装从明代中叶以后成为我国书籍装帧的主要方式,不但式样美观、方便阅读,而且装订牢固,不易损坏;线装书籍在明代后期盛行,然而它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很早;毛装：凡装订成册,而未加工裁切的书;魏隐儒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再具体的说,毛装在折叶方法上与包背装、线装没有任何区别,仍以版心为轴线,合叶折叠;集数叶为一叠,戳齐书口,然后在书脊内侧打两眼或打四眼,用纸捻穿订,砸平;天头地脚及书脊不用剪齐,也不用加书衣;在流通的古籍中,毛装不能算是一种独立的装帧形式,但在实际中确实存在;李致忠古书版本鉴定古籍的分类古籍常用的分类法为四部经、史、子、集分类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分类为五部分类法即经史子集,再加上丛部,其主要类目为：经部：总类易书诗礼：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共六种乐春秋：汇编、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春积总义共五种孝经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总义共五种群经总义小学：汇编、训诂、字书、韵书共四种史部：纪传：汇编、通代、断代共三种编年：通代、断代共二种纪事本末：通代、断代共二种杂史诏令奏议：诏令、奏议共二种传记：总传、别传、年谱、日记、家传、宗谱、杂录、贡举、职官录共九种史抄时令地理：杂志、山水、专志、游记、外纪共五种职官：官制、官箴、政纪共三种政书：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邦交、考工、科举、公牍、档册、杂录共十一种目录：汇编、公藏、家藏、知见、地方艺文、杂录共六种金石：总、金、石、玉、陶、钱币、玺印共七种史评子部：总类儒家兵家法家农家附兽医医家：丛编、医经、本草、诊法、方论、针灸、养生、史传共八种天文算法：天文、历法、算书共三种术数：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术共七种艺术：书画、画谱、篆刻、乐谱、棋谱、杂记共六种谱录：丛编、器物、食谱、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共五种杂家：杂学杂说、杂考、杂记、杂品、杂纂共五种小说：笔记、短篇、长篇共三种类书释家：大藏、译经、撰疏道家集部：楚辞汉魏六朝别集唐五代别集宋别集金别集元别集明别集清别集总集：丛编、通代、断代、地方艺文、家集共五种诗文评词：丛编、别集、总集、词话、词谱、词韵共六种曲：诸宫调、杂剧、传奇、散曲、俗曲、弹词、宝卷、曲选、曲谱、曲律、曲韵、曲评、曲话、曲目共十四种丛部：汇编辑佚地方家集自著中国古籍总目编纂中,新加了一类新學,专收鸦片战争以来受西方影响而著录的书籍;此次尚未接触,暂且不论;以上分类可以给大家作为参考;古籍工具书古籍编目工作中,无论何人,都会或多或少地遇到各种问题,比如对某个人名、室名别号、地名、年代、职官、藏书印等不了解,尤其是从事该工作时间不长的人员,更会经常遇到此类问题,这时,就需要查索资料来解决问题;那么,应从何处入手查资料呢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图书馆古籍工作中的一些基本工具书或参考书;一古籍辞典、简明古籍辞典胡道静主编齐鲁书社统类、体例、分类目录、版本、人物、要籍、藏书处、附录————简明扼要、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瞿勉良编著齐鲁书社版刻名词、刻工、刻抄书家,以及有关版本学的专著、书目、题跋二查人名、中国人名大辞典臧励龢：最基本地查找古书人名的工具、中国文学家词典谭正璧、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张撝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上海古籍版另外还有其他各种传记资料：、宋代传记资料索引、元代传记资料索引、二十五史纪传人名索引上海古籍版、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三十二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明清進士题名碑录索引朱保烱ǒɡ、谢沛霖上海古籍有籍贯,中进士年份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姜亮夫有生卒年,商务对于我们填写申报表及普查表格而言,还会接触到古书的刻工和收藏者,查找这方面资料有：藏书家、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王河主编同济大学出版社、藏书纪事诗叶昌炽、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伦明、广东藏书纪事诗徐信符、续藏书纪事诗吴则虞、续补藏书纪事诗王謇刻工、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王肇文、明代刊工姓名索引李国庆三查室名别号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杨廷福、杨同甫编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增补本杨廷福、杨同甫编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陈玉堂编著浙江古籍出版社四查职官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张政烺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吕宗力主编北京出版社宋代官制辞典龚延明编著称谓录梁章鉅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龚延明编著上海辞书出版社,年以上简便实用历代职官表清黄本骥编清季重要职官表、清季新设职官表钱实甫编五查地名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臧励龢等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词典魏嵩山广东教育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六查年代、中国历史纪年表方诗铭,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编辑、出版;该表是辞海所附中国历史纪年表的修订本;由于出版较晚,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改正了他种纪年表的错误,内容简要,使用方便,是同类纪年表中较好的一部;末附按笔划编排的年号索引;、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方诗铭、方小芬有时某些具体纪年的年末已经跨入公元纪年的次年,标注公元纪年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此时可查该书;、二十史朔闰表陈垣查月朔;、中西回史历日陈垣、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四国历史年代对照表公元前年—公元年山西省图书馆编七查藏书印、中国藏书家印鉴林申清上海书店、明清藏书家印鉴林申清上海书店,、日本藏书印鉴林申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藏书纪事诗叶昌炽等八古籍书目查考先秦至清代著述,了解历代图书的存佚情况,可以利用正史和通志、文献通考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历代其它官私书目;、史志目录。
《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研究述略
《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研究述略作者：王侃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15期摘要：由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编撰的《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是敦煌汉文遗书编目史上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进行明确分类的汉文遗书馆藏目录，该书在敦煌遗书编目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文章对上世纪以来国内相关学者围绕是书的相关研究情况予以了梳理和介绍。
关键词：翟理斯；敦煌遗书；目录作者简介：王侃（1981-），男，河北石家庄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敦煌佛教文献、佛教与社会文化、民间信仰。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2由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编撰的《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以下简称《翟目》）是敦煌汉文遗书编目史上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具有明确分类的汉文遗书馆藏目录，是书在敦煌遗书编目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迄今为止，国内外对《翟目》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著作为数寥寥，主要有白化文、杨宝玉两位先生合著的《敦煌学目录初探》[1]、白化文教授撰写的《敦煌文物目录导论》[2]以及笔者硕士论文《评述》。
白化文、杨宝玉在书中有关《翟目》部分，从编者简介、收录范围、分类情况、编号系统、著录情况、附录以及《翟目》的补苴工作及其它七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
文本选取两个比较重要的部分进行介绍：关于该书的分类，两位先生分析了翟理斯的可取之处。
如：款目以类相从、佛教遗书部分分类较细，入藏部分已查出经名者按《南条目录》[3]编排。
与此同时，作者也点明《翟目》在分类中存在的问题。
如：将印刷文书与佛教、道教、摩尼教和世俗文书并列，违背了“非本质属性义项不兼容”的分类原则；正规佛教典籍中列入一些常被敦煌学家移往别类的非正规佛教文献；道教遗书部分不恰当地列入了占卜、医药、历法等文书；世俗文书部分的分类极其混乱，存在着四大问题：其一，纳入一些本不属于该部分的文书；其二，在同一级类目中使用了两种分类标准；其三，诗赋韵文词曲部分、故事及传记部分、杂集部分存在很大问题；其四，某些具体文书归类错误。
王卡搜集整理敦煌道教文献轶事
王卡搜集整理敦煌道教文献轶事尹岚宁内容摘要：本文记载了王卡搜集整理敦煌道教文献的几件轶事。
关键词：王卡敦煌文献作者简介：尹岚宁，王卡夫人，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员。
王卡生前多次提示我：“以后要为我写回忆录哦。
”我想借此文，说几件王卡在搜集整理敦煌道经的过程中，令我印象深刻并感同身受的事情，也算是回忆录中的小片段吧。
一鉴定国图藏敦煌道教文献残片，不计报酬王卡作为专门研究道教文献的学者，研究课题中包括敦煌道教文献。
在他发表的研究论文中，多次提到“曾受方广锠先生之托，帮助鉴定国图藏敦煌道教文献残片”。
我记得王卡当时说过，方先生在国图担任善本部副主任期间，在任继愈馆长的大力支持下，直接促成了修复整理国图敦煌遗书工作的开展。
王卡去国图帮助鉴定敦煌道教文献残片，我印象中大约是2003年至2004年。
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太清了，但王卡那时的兴奋劲儿我至今记忆犹新。
王卡鉴定敦煌道经残片时，国图给他的条件就是让他能接触敦煌原件，没有一分钱报酬。
那时我笑说，社会上的鉴宝专家们都赚得盆满钵溢的，你们社科院的专家学者就只讲奉献啊！他给我的回答是，“只要能让我亲眼看见敦煌卷子的原件，我就求之不得了。
要不然，我哪能进到国图深藏的善本库啊！”他说，方广锠先生当初就是为了能查阅国图珍藏的善本资料，不惜辞掉社科院的工作，调至国图善本部任副主任，把国图的宝贝都寻到了，真的是聪明之举。
事实上，王卡在鉴定敦煌道经残片期间，并没能看到国图藏的完整敦煌道教经卷，因为比较完整的敦煌经卷都已入藏，他看到的仅是一些破碎的残片。
他说那些残片污秽不堪，虫蛀、鸟屎，什么污渍都有，甚至粘连在一起，是国图工作人员无法辨识的小残片才让他辨认鉴定。
王卡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学术知识和经验，协助国图鉴定了道经残片，有的只有几个字的残片他都找到出处并给以还原。
他回家非常得意：“啊哈，什么叫专家，本人就是货真价实的专家！”不仅如此，他在鉴定残片时还从中发现了新的研究论题，写出了新的论文。
敦煌资料
在祖国广袤的西北大地上，介于青藏高原北部边缘的祁连山脉与内蒙古高原南缘的走廊北山（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之间，绵亙着一条由东南延向西北的长达千余公里的形似走廊的地带，这即是著名的河西走廊。
在这条走廊的最西端镶嵌着一块如翡翠般的绿洲，这就是被誉为丝路明珠的敦煌。
敦煌虽然面积不大，位置也较偏僻，但分外引人注目：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她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前进基地和西域门户；对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来说，她是著名的古丝绸路上的咽喉枢纽；对于艺术家与佛教信徒来说，她是令人神往的艺术殿堂和佛门圣地；对于文人学者来说，她又是墨香芬芳的文化宝库…… 她的历史笼罩着神秘而耀眼的光环，她的名字也随之而熠熠生辉。
敦煌，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曾为古丝绸路上的国际文化交流和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建树过不朽的丰碑，今天又由于她保存着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遗迹而驰名于世界。
1900 年，随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第 17 窟）中珍藏的大批古代文书文物的出土，引起了世界许多国家学者的瞩目，敦煌的名字响遍了全球，敦煌学遂应运而生。
历经百年的发展，今天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地地道道的国际性显学。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有一段名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诚如其言，位居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为东西交通的喉襟和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交汇之地。
东汉应劭解释“敦煌”之名：“敦，大也；煌，盛也。
”唐人李吉甫又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
”敦煌得名的本身就与丝路交通的开辟息息相关。
《汉书· 西域传》记，出敦煌玉门关往西域有南北两道。
曹魏时增至三道。
《魏略· 西戎传》：“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
”即新增敦煌径通高昌（今吐鲁番）以至龟兹（今新疆库车）以远的新北道。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五大贡献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五大贡献郝春文由任继愈先生任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编纂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以下简称《国图遗书》），学界期盼已久。
它的出版，是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程，更是敦煌学界一件功德无量的盛事。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敦煌遗书，与殷墟甲骨、居延汉简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被列为上世纪初我国的四大文化发现。
而敦煌遗书又是四大发现中最重要的发现。
由于历史原因，敦煌遗书大部分先后流散到英、法、俄、日等国。
现在，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是收藏敦煌遗书的主要藏家。
敦煌遗书的分散是我国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也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不便，多数研究者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学者很难有机会到世界各地直接阅读敦煌遗书。
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看不到原始材料是阻碍我国学者真正了解、充分利用敦煌遗书的主要原因。
如所周知，敦煌遗书具有文物和文献双重价值。
如果要了解和研究其文物特性，自然是非亲睹原件不可。
但如果只是了解和研究其文献内容，通过阅读原件的缩微胶片或影印图版则可解决绝大部分问题。
所以，自敦煌学兴起之时，各国学者就通过拍摄制片和影印图版的方式为读者提供研究资料。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和中国国图都曾将所藏敦煌遗书的主体部分制成缩微胶片，到七十年代，法国也将其收藏的敦煌遗书制成缩微胶片，为读者了解和利用敦煌遗书的文献内容提供了方便。
1981年至1986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了黄永武依据上述三家公布的缩微胶片编纂的大型敦煌遗书图录《敦煌宝藏》（以下简称《宝藏》）。
这些利用新技术印制的敦煌遗书图版不仅印制精良，图版文字的清晰度也比以往的图版和缩微胶片大为提高。
自1990年到2005年，敦煌遗书四大藏家中的三家即《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都已陆续出版。
与此前出版的《宝藏》等书相比，《国图遗书》在以下几个方面都有很大进步。
其一是定名准确。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编辑始末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10册）于2011年9月xx问世，此后陆续在2013年3月和12月推出了11-20册、21-30册，今后亦会相继出版，直至将英国所藏的14000余号敦煌遗书全部出版，以飨读者。
该项目有幸获得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而且获得了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
我作为这个项目的责任编辑深感荣幸，同时也深知其中的艰辛。
准备素材英国所藏敦煌遗书为斯坦因第二次、第三次中亚探险获得。
斯坦因到敦煌时，藏经洞还没有遭受大规模的扰动，而且斯坦因又是第一个大批得到敦煌遗书的人，他一次性成捆、成包地攫取了藏经洞中约三分之一的遗书。
所以，英国收藏的敦煌遗书具有数量多、质量高、文献种类丰富等特点，不少遗书还附有当年斯坦因的原始现场记录，对研究藏经洞内敦煌遗书的原状、藏经洞敦煌遗书的性质具有特殊的价值。
虽然此前亦有部分英国藏敦煌遗书出版，但效果并不如人意。
所以我们在准备出版英国所藏敦煌遗书时，希望能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做到最好，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经费多次前往英国，核对敦煌原卷外观形态、尺寸、二次加工情况等细节。
为了能向读者展现最为清晰的敦煌遗书图版，英国图书馆吴芳思博士想方设法找到了一份从未用过的缩微胶卷母版，配以当前最新的技术手段，终可以达到理想效果。
制定方案所有准备工作完成了，十几箱胶卷摆在了编辑的面前，喜忧参半。
喜的是终于可以进入出版流程，为学界尽点绵薄之力了;忧的是如此大量的图版，以何种形式呈现给读者才最好，每一号所配的条记目录如何排版，条记目录紧随图版抑或置于全册之后，成书是左翻好还是右翻好，等等。
实干胜于争论。
我们静下心来，对全部胶卷扫描出的电子图版进行逐一审读，了解原卷的外观情况，最后协同美术编辑针对图版和条记目录进行版式设计，对美术编辑给出的方案经过了否定、否定、再否定的过程后，我们感到了压力，这种压力源于我们希望将最好的资料以最完美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书带给人的不仅仅是知识与智慧，还有美的享受。
国家图书馆古籍编目
国家图书馆古籍编目、整理与研究工作报告谢冬荣、田晓春国家图书馆现收藏各类珍品特藏达227万册件，其中绝大部分为古籍文献。
因此，围绕古籍而开展的编目、整理与研究工作，是国家图书馆业务工作的重要内容。
一、古籍编目1、编目规则的编撰与修订编目规则是实现编目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的前提。
1987年，国家颁布了《古籍著录规则》（GB3792.7-87）。
该国家标准依据GB3792.1-83《文献著录总则》，并参考《国际标准书目著录（古书）》而制订。
国家图书馆作为主要执笔人参与该标准的制定。
此后，国家图书馆基本上以《古籍著录规则》为准开展古籍编目工作。
1996年的《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以《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和中国文献著录国家标准为依据，并参考《英美编目规则第二版》（AACR2）1988年修订版，力图在修订、完善各类型文献著录标准的基础上，将各类型文献著录规则融为一体。
2005年，该书编委会又依据ISBD最新版、GB3792.1最新版以及AACR2R/2002最新版重新加以修订。
《古籍著录规则》国家标准也将于近期参照第二版《中国文献编目规则》进行修订。
国家图书馆目前正在进行的古籍书目数据整合工作将主要参考第二版《中国文献编目规则》而展开。
1987年在《古籍著录规则》颁布之前，《地图资料著录规则》业已颁布；1996年的《中国文献编目规则》除古籍、地图资料外，还增加了“金石拓片”的编目规则；2005年的第二版《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又增加了“手稿”一章。
总体来说，近年来国家图书馆的古籍编目规则紧随国际编目规则的发展而进行及时的修订，力图反映国际编目界的最新成果与未来发展趋势；同时，各类型古籍的编目规则也越来越细化，确保实践过程中的可操作性。
2、书本式目录的编辑出版书本式目录是图书馆揭示馆藏的途径之一。
国家图书馆十分重视书本式目录的编辑出版。
早在民国时期，即已出版各种善本、普通本以及专题书目。
近年来，又先后出版了《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等书本式目录，从而方便读者更好地了解馆藏。
敦煌写本蒙书两种校释
敦煌写本蒙书两种校释王金娥【摘要】《新集严父教》与《崔氏夫人训女文》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两种重要家训类蒙书,二者不仅内容通俗浅近,而且形式上都采用了口语化的歌诀体,具有现实性,也表现出敦煌民间启蒙教育的特点。
尤其是《崔氏夫人训女文》一文,是我国现存古代专门训示临嫁女儿的最早的女训之作,具有婚俗礼仪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文章对两种蒙书做了校录和详细的注释,试图为深化研究奠定基础。
【期刊名称】《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7(033)006【总页数】5页(P93-97)【关键词】敦煌写本;蒙书;家训;《新集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作者】王金娥【作者单位】[1]兰州文理学院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870.6校例1.两种蒙书录文所选底本和参校本随校记出。
2.录文据原卷文字释录，若与校本有异文者，则做以下处理：凡原卷文字文义可通者，为保持文献内容的原始形态，则以原卷为准，将校本之异文附于校记，以资参考；原卷文字明显误者，则径直改过，在校记中对原卷文字情况加以说明。
原卷中的通假字、异体字和俗字，尽量保留原文，在校记中说明理由。
3.校释中有参照各位前辈的观点，一一说明。
大量出自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者简称“郑本” ，其他参考观点所本随各篇校记出。
4.符号的使用：原卷残缺，在残缺位置用[前缺][中缺][后缺]表示。
所缺文字用□表示，一字一□。
凡不能确定所缺字数者，上缺表示，中缺用▭表示，下缺用表示。
凡原卷有残字，能据校本或上下文辨识，或疑为某字者，则将所补之字外加□表示，如若不能辨识或补足者，从缺字例。
凡原卷中脱文，或缺字，可根据校本或上下文补足者，将所补之字止于( )内，并在校记中加以说明。
原卷中有衍文者，径改之，并在校记中说明。
5.原卷中有倒文符号者，径改之；有删除号、重字号者，校记中说明。
6.文中涉及的敦煌文献，使用学界通用的英文缩写，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斯坦因(Stein)编号：[S.]；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伯希和(Pelliot)编号[P.]；出自写卷背面者，则于该卷号后面加“V”表示。
英藏敦煌汉文文献“蒋孝琬目录”编纂始末
英藏敦煌汉文文献“蒋孝琬目录”编纂始末作者：王冀青来源：《敦煌研究》2017年第04期内容提要：根据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日记、账簿等原始档案资料，对斯坦因秘书蒋孝琬于1908年在新疆和阗为斯坦因所获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1318件汉文文献编写纸条目录的全过程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认为“蒋孝琬目录”是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第一个目录，也是中国人最早为敦煌文献编写的目录。
虽然该目录在收录文献数量和编目质量上均显不足，但在敦煌考古学术史上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蒋孝琬目录”后来去向不明，本文呼吁英国敦煌文物收藏界应尽早寻找到这份目录的下落。
关键词：敦煌；文献；目录；斯坦因；蒋孝琬中图分类号：G256.1；G25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4-0118-07On the Compilation of Jiang Xiaowan’s Catalogue of Chinese Manuscripts Acquired from Dunhuang by Aurel SteinWANG Jiqing（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Abstract：On the basis of Aurel Stein’s diaries， accounts， and correspondence preserved in Britain， France， and Hungary， this article explicates the whol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Jiang Xiaowan’s Catalogue containi ng 1，318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acquired by Aurel Stein during his second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 The author stresses the point that as it is the first catalogue of Chinese manuscripts to be found in the British Collection，Jiang Xiaowan’s Cat alogue may be of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from the viewpoint of academic history. The author further appeals for an early search for the lost catalogue.Key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s； catalogue； Aurel Stein； Jiang Xiaowan一本文所称“英藏敦煌汉文文献”，指英国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于1907年先后在中國甘肃省敦煌县、安西直隶州获取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古代汉文写本。
敦煌学之三1
利用斯坦因资料S编号的研究
1、矢吹庆辉（1879-1936年），1916年、1922 年两次调查，撰写了《三阶教之研究》。 2、1936-1937年，向达观看了五百件写本，著有 《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 3、翟林奈1919年开始整理，著有《敦煌六世纪 ：英国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的汉文写本简记》， 1944年伦敦出版。
第三章: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原因
敦煌藏经洞原来是唐朝和尚洪辩的影窟。 唐大中年间，张议潮在沙州起事，和尚遣 弟子一同入长安，后被唐政府授予“京城 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咸通三年（862年） “掷钵腾飞”。藏经洞有和尚的塑像，告 身敕牒碑。藏经洞即洪辩和尚的纪念室。
1、藏经洞封闭的原因—避难说
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伯希和在 《敦煌石室访书记》中说：“藏经洞所藏的卷本 所题年号，其最后者为宋初太平兴国（967～983 年）及至道（995～997）年间，且全洞卷本，无 一作西夏字者。是洞之封闭，必在十一世纪之前 半期，盖无可疑。以意度之，殆即1035年西夏侵 占西垂是也。洞中藏品，至为凌乱，藏文卷本、 汉文卷本、绢本画幅、缯画壁衣、铜制佛像及唐 大中之丰碑，均杂沓堆置，由是可见藏置时必畏 外寇侵略而仓皇出此。”此后，罗振玉、姜亮夫 等人均持有此说。
1980年，阎文儒在《莫高窟的创建与藏经 洞开凿及其封闭》一文全面阐述了该观点。 认为1035年西夏占领瓜、沙地区时，敦煌 藏经洞已经封闭了。 持避“西夏入侵说”最主要的根据是在藏 经洞中藏文和汉文文书，没有西夏的文字 和文书。
2、宋绍圣说
谭真《从一份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谈到了 藏经洞封闭的时间，提出了“宋绍圣说” “敦煌遗书P3810《呼吸静功妙诀》有养生 神仙粥食方，其中有山药一名。”山药， 原名薯蕷。宋人顾文荐《负喧杂录》云： “薯蕷，因唐代宗名豫，，避讳改薯药， 又因宋英宗讳暑，改为山药。既然山药名 称在宋英宗登基以后，并认为藏经洞封闭 的上限在1064年，下限在1116年。”
敦煌写本《四分律》与字书编纂
212020年第9期总第699期MODERN CHINESENo.9General No.699现代语文敦煌写本《四分律》与字书编纂金双平（淮阴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3）摘 要：《四分律》是律藏代表作之一，其口语性特点非常鲜明，是文献校勘、汉语史研究、佛教史研究乃至文化历史研究不可多得的材料。
依据敦煌文献目录索引，查阅相关敦煌遗书，简要概述敦煌文献中《四分律》的现存情况。
敦煌写本较好地保存了《四分律》原貌，其中的用字情况自然而真实，可以为字书辞书编纂补充或提前例证，也可为部分字词的考释提供释义补正。
关键词：敦煌写本；四分律；辞书编纂；文献校勘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敦煌写本《四分律》用字研究”（19FYYB026）作者简介：金双平，男，淮阴工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一、敦煌写本《四分律》简介自石窟之门打开以来，敦煌石室珍藏的大量文献也随之问世。
这些文献在年代上要早于现存刻本，具有较强的文献校勘价值；同时，写卷保存了大量当时的具体字形，自然而真实。
对其用字的探讨，有助于管窥汉字的演变机制，还能完善字书的某些不足。
我们系统搜集有关《四分律》的卷子，全面考察其中的用字，以期完善大型字书的编纂。
《四分律》是律藏代表作之一，律藏是佛教“三藏”之一。
佛家所说的“三藏”，即经藏、律藏、论藏，经藏就是佛所说的经典，律藏是佛所制定的律仪，论藏是对佛典经义加以论说。
近些年来，佛教文献备受学者们关注，但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经藏方面，因为经藏描绘了许多故事，通俗易懂、富有情节性，研究文学的学者可以探讨其中的故事情节、表现手法等，研究语言的学者可以着眼其中的口语词汇、语法与修辞等。
其实，除经藏外，律藏的价值也不容小觑，其价值除了佛学方面的以外，还表现在汉语史的研究方面，正如郭在贻先生所说：“三藏之中，除‘经’而外，‘律’藏蕴含口语词汇资料颇丰，值得注意。
”[1]（P431）律藏传入中国的有《五分律》《四分律》与《十诵律》等，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则非《四分律》莫属。
敦煌文献与中古社会研究——纪念敦煌石室遗书发现百年
世人咸谓，上个世纪之交，史学界有四大发现：曰甲骨文，曰汉简，曰敦煌遗书，曰明清档案。
百年过后的今天，我们回顾上述四大新史料的研究成果，不能不承认，尽管殷商甲骨、汉晋简牍、明清档案的整理和历史学研究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中最具有国际声誉和影响的恐怕要推敦煌石室遗书的整理和研究。
百年来敦煌文献的整理从1900年6月22日敦煌文书重见天日算起，敦煌文献的搜集、整理、刊布、研究，经历了百年沧桑。
先是英国人斯坦因于1906年从看守千佛洞的王道士手中连哄带骗地收买了大批经卷（有人估计在15000 卷左右），其后法国人伯希和于1908年也来到敦煌弄走大约6000多卷遗书。
到清朝学部1910年下令把敦煌遗书运回北京，还有大约一万多卷。
接踵而至的还有日本人、俄国人，又收集到一批散落在民间的卷子。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在千佛洞土地庙新发现一批文书，丰富了敦煌文献的内容。
目前估计敦煌遗书写本总数达五万卷之多，还有少量木刻本。
它们大多数为汉文文献，也有其他西域文字，内容除了大量佛经外，还有许多世俗文书，如契约户籍、儒道经典、诗词曲赋、医术方志之类。
它们是研究四至十一世纪中古社会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敦煌学是史料学，当今学科分类中，敦煌学属于历史文献学的范围。
敦煌资料从敦煌学专家到历史学者手中，依赖于敦煌文献整理的进展。
百年来敦煌文献的整理成绩斐然。
无论是目录的编制，还是录文刊行，乃至影印出版，都有高水平的成果问世。
最初，罗振玉、王仁俊、蒋斧等人只能把从伯希和那里抄写的文书或者伯氏寄赠的卷子照片编辑公布于世。
罗福葆《沙州文录补》（1924）、刘复《敦煌掇琐》（1925）不仅主动辑录了英、法等域外敦煌文书，而且开始跳出四部书的范围，注重收录社会文书和民间通俗文学作品。
陈垣的《敦煌劫余录》（1931）编辑了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的目录，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6）从北图藏品中辑录出社会史、文学史和语言史资料，为世人了解和利用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敦煌文献提供了便利。
敦煌学 简介
30年，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先生编《敦煌劫余录》所作序中，概括了“敦煌学”的概念。
在此前后，英文中也出现了Tunhuangology这个新词。
敦煌学渐趋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研究对象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西部，历史上是中、西交通要道，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西文化汇集之地，印度佛教最早由此传入中国内地。
从366年始建莫高窟至1227年西夏灭亡，敦煌一直是佛教徒朝拜的圣地。
历代地方长官都在敦煌修建寺庙、珍藏文物。
这些是研究中国中古历史文化、敦煌学中亚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珍贵资料。
敦煌地区保存、发现的丰富历史文献和文物，是敦煌学研究的基础和对象。
敦煌学一词由史学家陈寅恪在1930年提出。
当时的含义主要指整理和研究敦煌发现的文献资料（敦煌遗书）。
经过演变发展，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有所拓展。
具体包括5个分支领域：①敦煌石窟考古主要考订各个石窟的建造年代、分期和内容，为石窟艺术和其他分支领域的研究奠定基础。
②敦煌艺术对敦煌彩塑、壁画、书法、音乐、舞蹈和建筑艺术进行考察研究。
③敦煌遗书主要整理研究藏经洞所藏各类写本和刻印本书籍。
这是敦煌学研究的最大领域，包括天文、地理、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许多方面。
④敦煌石窟文物保护包括敦煌小区域气候观测，流沙治理，窟内、外温、湿度控制，壁画、塑像病害治理，壁画色彩褪变化验与研究等。
⑤敦煌学理论主要包括敦煌学的概念、范围、特点、规律的研究，敦煌学在人类文化和学术史上的价值，研究敦煌学的现实意义，敦煌学发展史等等。
对于敦煌学研究对象的宽度与广度，学术界有不同意见。
国际上有广义敦煌学与狭义敦煌学之说，但不论研究范围的宽泛或狭窄，敦煌学是一门以地名学为基础，内容广泛，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学科，这个特点是没有疑义的。
发展史（1938～1978年）抗日战争期间，西北成为国防重地，交通较为便利，大批学者、艺术家前往敦煌考察，对敦煌艺术的研究热极一时。
关于敦煌文献的“数字化”问题
关于敦煌文献的“数字化”问题作者：荣新江来源：《敦煌研究》2024年第04期内容摘要：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经过一百多年的整理和研究，大多数已经有了标准的录文本。
目前，中国古代文献已经进入数字化阶段，但敦煌的数据库基本上都是图片，而不能检索文字。
文章从图片、编目、电子文本、检索四个方面，探讨敦煌文献真正数字化的途径。
关键词：敦煌文献；敦煌文献数据库；IDP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4）04-0092-05On the“Digitization”of Dunhuang DocumentsRONG Xinjiang（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Abstract：Having been collated and studied for over one hundred years， most of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found in the Library Cave at Dunhuang have already been copied into standard transcripts; at present， these ancient manuscripts have now entered a period of digitization. However， the current databases for the Dunhuang documents consist mainly of images， the text of which cannot be retrieved.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truly digitize th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including studies on various aspects of images， cataloguing， digital texts， and document retrieval methods.Keywords：Dunhuang documents; Dunhuang documents database; IDP（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包括佛经、道书、四部典籍、公私文书等各类文献材料，其中典籍部分有些有文本传世，有些则是佚书，而公私文书则是独一无二的。
大英图书馆东方部收藏品中四件未公布过的敦煌绘画作品
大英图书馆东方部收藏品中四件未公布过的敦煌绘画作品韦陀;魏文捷
【期刊名称】《敦煌研究》
【年(卷),期】2001(000)002
【摘要】本文就大英图书馆以前未登记、未发表过的四幅佛教麻布画作品进行了相关探讨.
【总页数】5页(P162-166)
【作者】韦陀;魏文捷
【作者单位】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甘肃,敦煌,736200;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甘肃,敦煌,7362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7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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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10册）于2011年9月付梓问世，此后陆续在2013年3月和12月推出了11-20册、21-30册，今后亦会相继出版，直至将英国所藏的14000余号敦煌遗书全部出版，以飨读者。
该项目有幸获得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而且获得了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
我作为这个项目的责任编辑深感荣幸，同时也深知其中的艰辛。
准备素材
英国所藏敦煌遗书为斯坦因第二次、第三次中亚探险获得。
斯坦因到敦煌时，藏经洞还没有遭受大规模的扰动，而且斯坦因又是第一个大批得到敦煌遗书的人，他一次性成捆、成包地攫取了藏经洞中约三分之一的遗书。
所以，英国收藏的敦煌遗书具有数量多、质量高、文献种类丰富等特点，不少遗书还附有当年斯坦因的原始现场记录，对研究藏经洞内敦煌遗书的原状、藏经洞敦煌遗书的性质具有特殊的价值。
虽然此前亦有部分英国藏敦煌遗书出版，但效果并不如人意。
所以我们在准备出版英国所藏敦煌遗书时，希望能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做到最好，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经费多次前往英国，核对敦煌原卷外观形态、尺寸、二次加工情况等细节。
为了能向读者展现最为清晰的敦煌遗书图版，英国图书馆吴芳思博士想方设法找到了一份从未用过的缩微胶卷母版，配以当前最新的技术手段，终可以达到理想效果。
制定方案
所有准备工作完成了，十几箱胶卷摆在了编辑的面前，喜忧参半。
喜的是终于可以进入出版流程，为学界尽点绵薄之力了;忧的是如此大量的图版，以何种形式呈现给读者才最好，每一号所配的条记目录如何排版，条记目录紧随图版抑或置于全册之后，成书是左翻好还是右翻好，等等。
实干胜于争论。
我们静下心来，对全部胶卷扫描出的电子图版进行逐一审读，了解原卷的外观情况，最后协同美术编辑针对图版和条记目录进行版式设计，对美术编辑给出的方案经过了否定、否定、再否定的过程后，我们感到了压力，这种压力源于我们希望将最好的资料以最完美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书带给人的不仅仅是知识与智慧，还有美的享受。
我们没有理由气馁，因这一份执着，我们终于看到了我们想要的版式，就是现在呈现给读者的：全书以影印形式还原敦煌遗书真容，开本为八开，图版右翻装订，一册中所有图版的条记目录集中在一起左翻装订，每幅图版下置相同尺寸的灰底，图版标题于灰底间距相同且居左放置。
看似简单的版式却是经过了不下三次的调整，最终确定的版式既符合了图版内容竖排自右向左的阅读要求，又满足了条记目录横排自左向右的阅读习惯，各不相扰，视觉亦整齐划一。
内容编校
美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将重心移向了内容的编校。
图版是给读者研究使用的，一定要确保字迹清晰，所以我们仔细审阅图版，每个字的一笔一划都要清晰可辨，非原卷本身的东西不能保留，尽量一丝划痕也不放过。
因年代久远，有些原卷本身残破字迹漫漶不清的情况，我们尽量进行技术处理，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阅读研究的影响。
本书中的条记目录是国内敦煌学专家方广?先生潜心研究多年的成果，详细注明文书的名称、外观形态、年代、二次加工情况和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等，如每号敦煌遗书的简历一般，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们将条记目录中的信息对照图版仔细核对，与作者密切沟通，唯恐因一丝懈怠造成莫大的错误。
封面设计
封面是书的外衣，这件衣服不仅能“御寒”，还要体现其气质。
敦煌遗书一直以来是中国人心中隐隐的痛，而英国藏敦煌遗书的出版可以说是祖国文化瑰宝以另一种方式的回归，华丽而不张扬、沉稳而不凝重的古铜色正可以表达我们的心情，敦煌独有的花式经设计以压凹形式出现若远若近不失美感，最佳视觉的纸张克重恰到好处，正所谓设计以显其身份，用料
以显其身价。
在装帧的整体设计中我们还为其准备了一个“衬衣”，即打开书就可看到的具有恢弘气势的敦煌风景，为此，我们看了许多图片都不理想，正在考虑亲自去敦煌拍摄的时候，得知一位友人刚从敦煌旅游回来并拍摄了很多专业的图片。
最终我们在那里找到了心中理想的风景图。
回首整个编辑过程，我从中学会了如何编辑运作大型项目，如何与作者、美术编辑、技术编辑合作，以及如何处理摩擦与繁复事务等，这不是所有项目都有的机会。
此中虽偶有碰撞，相信那也是我们走向成熟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