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文典事件看民国教育

从刘文典事件看民国教育

摘要：刘文典是“中华民国”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他在教育方面的功绩世人皆知。尤其是他怒骂蒋介石为此还进了一个星期监狱的事件更让人津津乐道。以此事件为依托，探究当时知识分子敢于和最高领袖动手在制度方面的原因，可以加深对民国时期的教育制度的了解。

关键词：刘文典；民国教育；教育制度

1922年是壬戌年，这是一个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变革年份。这一年，经过各方教育人士、民间知识分子自下而上的实践、讨论、争论，形成了以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为主的三段教育学制。其七条指导思想拿来指导今天的教育完全契合：适应社会进行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胡适评价：“新学制的特别长处，在于它的弹性。”由此时开始，民国的新式教育拉开了帷幕，中国的现代教育事业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向民国教育学习是否不符合“历史潮流”，是否是对当代教育的不认同？笔者认为，敢于承认一切优秀的精神遗产，不仅代表着“政治正确”，更代表着大胸襟与大气度，是成熟与自信的表现。当年的民国教育是一种很大的格局，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之风，又有赖于一大批民国学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毕一日之力可以抵达。回溯这个时代，这批学者的教育理念以及教育方式，至今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

一、刘文典事件

刘文典生于1889年，安徽合肥人，字叔雅，原名文聪。因为父亲以经商为业，所以家境很好，从小就被送到教会学校接受了良好的外文教育，通晓英德日等多种语言。后在当时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于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17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安徽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因为学问高深，为人狂傲但不失赤子之心而闻名学界。他曾自我评价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

1929年，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长，恰逢学潮。蒋介石经教育部下达的文件，“责难”他纵容学生闹事，“责令”他交出肇事学生，并“传唤”刘文典到南京悔过。刘竟不称“蒋主席”，竟敢当面叫他“新军阀”。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动了粗，当众打了他两个嘴巴。刘文典不甘示弱，也动粗还之，当众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蒋捂着肚子，疼得脸上直流汗。蒋介石让左右把刘五花大绑拿下，以刺杀领袖未遂定罪把刘校长关进大牢，还扬言要“解散安大”。此事轰动一时，风传学界，刘文典被视为敢作敢为的民族英雄，声震天下儒林。鲁迅为此在《知难行难》一文中指出：“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因为他曾是孙先生的秘书，又是名气很大的国学大师，国民党的元老，消息传出后，安大师生立即组成“护校代表团”，与安庆多所中学的学生400余人，聚集在省府前请愿，要求释放刘文典，收回关押、开除学生的

成命。同时，安大教职员代表和皖省各界贤达联名致电教育部长蒋梦麟以及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刘文典夫人张秋华又去南京晋见蔡元培。所幸，蔡、蒋、胡分别致电蒋介石，历数刘文典为人治学及任《民立报》主笔时宣传革命的功绩，劝蒋恕其一时语言唐突，并“力保其无他”。一说陈立夫也从中斡旋。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重压之下，蒋介石最后放了人，但附前提——迫令刘文典“即日离皖”。

这次事件有两个非常精彩的亮点：旧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权势面前，是何等的尊严，即使明知这尊严要以牢狱之苦为代价，他们也绝不丢弃；另一个则是大学是做学问的文化殿堂，是知识精英谈经论道、教师们教书育人的地方。在这里，只承认高尚的道德和渊博的学问而不承认权势；即使是最高权势者，也无权到大学来指手画脚、耀武扬威。究其原因，除了知识分子自身崇高的人格外，还应该有民国的教育制度使然。

二、民国教育的特点

1.教务独立

首先民国的教育制度给了校长极大的自主权。北洋军阀时期请蔡元培回任校长。蔡回应三条：一是提高地位，由简任改为特任。二是经费独立，由教育部指定经费来源，由大学自己管理，其他不得过问。三是大学校园内一切学术活动完全自由，政府不得借故干预。为保证，大学自设校警。此三条为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所接受。同时也被其他大学所效仿。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

2.经费独立

除上述之外《教育宪法》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业内人士可以对照60年前的这个标准算今天的账，看看有没有差距。民国时期的教育除受战争影响之外,经费短缺可以说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造成教育经费短缺的主要原因有社会整体经济水平低下,巨额的军费开支,中央政府的言行不一以及各级政府的侵吞挪用。面对教育经费短缺的事实,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并不是视而不见,而是采取经费独立、专款专用、立法和奖励社会力量捐资兴学等措施来保障教育经费,这些措施对我国当前走出暂时性的教育经费不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经费的独立使政府不是学校的奶妈，因此学校也可以不必仰仗政府鼻息，这也是刘文典敢于在蒋介石面前大呼：学校不是衙门，“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

比如说教师待遇。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400元，副教授400～260元，讲师260～160元，助教160～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20世纪40年代的《教育宪法》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资料显示，

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要远远超过县长。民国时期对教师待遇的重视和投入让今人望尘莫及，汗颜不已。教师待遇决定了他们可以不必为五斗米折腰，保证他们崇高的人格和专心的教学。

比如说教育理念。民国以来，不少教育者是留学国外或是受到国外自由思想影响的。他们崇尚西方的民主和自由，蔑视专制和强权。在教学中，他们敢于担当，勇于实践。当时教育者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活跃在基础教育的第一线。他们有理想，有独立的人格，有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教育家办学，因此在当时教育规模不大的情况下，反而能够人才辈出。

比如说教材。民国教科书的编纂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民间性，民间在编纂教科书上有较大的自主权，只报教育部审核即可；二是它的编纂者都是具有现代思想的第一流的教育家，如胡适、舒新城、郭秉文、朱经农、黎锦晖、廖世承等，由他们来商定给小学生编课本，自然也就体现了民国教育的基本理念。1938年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长，企图控制各高校的课程。便颁布必修课程，或由教师按排定次序讲课。但各高校均嗤之以鼻。“部长部令得到贯彻，仅有他自己的支持者和朋友。”

比如说多样化的教育格局。当时的中国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存，形成了一个参差多态而又富有弹性的“差序格局”。南开中学就是私立学校。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比起来有灵活自由的优点，当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