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东西方的比较

在社会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的20世纪中，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的半个世纪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按照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林·费切尔所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许多国家已不再只是工人阶级政党制定政策和开展政治活动的理论基础，而是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它成了对世界发展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力量。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自苏联东欧剧变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又一次面临着新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在前苏联东欧和西欧地区的部分衰退，使人们很容易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产生忧患和危机意识；同时，由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长期分野，也影响和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鉴于这样一种事实，正确认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分野的根源与原因、表现形态和内容的差异，大力倡导和实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互补，成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重要手段和任务，其理论与现实意义是巨大的。

一、分野的渊源与原因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条基本的线索：一条是着重反映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的列宁主义路线；一条则是着重反映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那么，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的理解和阐释，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运用，为什么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情况和结果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不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实践需要。

在东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革命领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他们面临的斗争实践相结合，阐发了一系列具有东方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形成了我们比较熟知的、由斯大林所概括的从物质观讲起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体系。

我们在这里不再赘述。

下面，我们着重分析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哲学思想的产生。

首先应当明晰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本世纪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表现出了复杂的态势。

戈尔曼曾在《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中称这种状况为“马克思主义的马骞克”。

但按照目前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主流的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区别于“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的一个概念，主要是反映20年代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思想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发展并于40-50年代已成雏形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本文所比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这样的概念出发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与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状况密切相关的。

佩里·安德森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传统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和在俄国之外的失败，以及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共同背景。

十月革命的结果，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等欧洲地区爆发的大革命浪潮却在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下相继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国际反动势力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包围，使它无法对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起义施以直接的影响；由于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不够成熟，它们对发动革命的主观条件认识和准备不足；等等。

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则在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力量十分强大、稳定，即使在面临严重的情况下，也仍比工人阶级占优势，这是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

实践上的挫折向人们提出了严峻的理论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曾断言，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西欧发达的、因而也是阶级斗争尖锐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

而事实却相反，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

那么，西方革命道路和前途到底如何，不能不迫使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进行独立的思考。

同时，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但是，无论在国内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中，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策略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斯大林都犯了一些不容忽视的严重错误。

尤其是肃反扩大化，使广大人民的人身自由受到威胁和损害；官僚主义和专制主义作风的滋长使社会主义民主遭到极大的践踏。

由此，实践上的这些错误加之理论上的某些僵化与教条主义现象，使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心存忧虑望而生畏。

对实践的严厉批评、在理论上的试图反思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成为他们研究的出发点和内容。

应当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最初与列宁一样，都曾把理论批判的锋芒指向第二国际理论家——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机构决定论”和宿命主义的庸俗化倾向。

然而，同样的批判、同样源于经典理论，却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和理解，进而产生了分野现象。

按照本·阿格尔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的分析，他认为，实际上列宁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都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机械论和决定论的解释。

而只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才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暴露了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

他还认为，由于卢卡奇、柯尔施围绕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发现的异化理论和创造性实践的思想，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黑格尔根源，并使之充满活力，因而就能恢复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的辩证法基础，而又不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变革理论唯心主义化。

相反，第二国际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一种自然科学式的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而在苏联却形成了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企图通过牺牲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强行推行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方式来“加速”历史进程。

从这样一种事实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在哲学上既反对第二国际的理论观点，也开始反对共产国际、尤其是布哈林等人的机械唯物主义；在政治理论上，则深受罗莎·卢森堡等人的影响，开始反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模式。

对此，它从一开始也就受到来自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苏联的批评和攻击，被视为“异端”和“修正主义”。

在经过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代人物之后，在德国又出现了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达到高峰的法兰克福学派。

他们阐发了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不同特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其具体原因有：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对无产阶级革命主观要求减低、革命意识弱化的现实，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意识、主体能动性、价值选择、社会心理结构、大众文化、本能冲动等主体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阐述了大量的关于主体性问题的哲学观点，试图寻求唤醒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途径。

这种探讨虽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但也走上了重主体性而忽视客体性的道路。

第二，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成功，无产阶级始终作为被统治者的条件下，以无产阶级理论和革命家自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的对立面，对资本主义持批判否定态度。

他们反对哲学理论体系化，反对把哲学作为意识形态僵化起来，坚持哲学理论的动态性，把哲学理论的阐发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结合起来，强调辩证法的否定性。

显然，这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肯定和维护性特点相比较，是有着较大差异的。

根本上，这是由于其哲学思想在两种社会制度中的地位不同所决定的。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异化现象严重的情况下，反对实证主义对现实所持的消极顺应态度，提倡高于实证的辩证思维，发扬超越现实的浪漫主义。

他们在理论上注重哲学思辨，反对实例的通俗化证明。

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哲学思潮的结合，如对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等哲学思潮的大量吸收，都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

这种理论思辨性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实证性又是不同的。

第四，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在受其革命实践特殊性决定的同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时期著作的重视与关注，也是其出现不同理解的重要原因。

概括地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基本上没有见到或注意研究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或手稿，他们的大部分哲学观点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中晚期著作中继承过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中晚期著作从偏重客体性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内容的界定，不可避免地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由此线索和内容出发，从而形成了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偏重客体性的特点。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是从1932年发表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发，来重新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作为批判地研究现实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

他们反对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看到社会发展的根据、规律、关系、结构等客体性问题，主张高扬哲学对象的主体性，从而形成了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的理论特色。

二、表现形态与内容的差异应当看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都高度重视辩证法，都曾把理论批判的锋芒指向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和庸俗化倾向，在揭露资本主义本质，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某种僵化模式等方面也是一致的。

但是，由于各自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的差异，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会形成各种不同的理解和应用。

从表现形态来看，东方马克思主义从列宁开始，经过斯大林、毛泽东的发展，形成了一元的、单线式的以领袖人物著作为代表的以意识形态为特点的思想；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却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派或思潮，它是一个包括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倾向和流派的混合体。

由表现形态的不同，也决定了内容的差异：第一，在历史观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人本主义为主流的派别，与东方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历史问题归结到生产力与阶级斗争上不同，它们往往把社会历史问题归结到人的本身上，强调从人出发，以人为重心；并且与列宁为代表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矛盾看成历史的推动力不同，它们往往把异化和异化的扬弃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基本推动力；第二，在革命观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般否认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它们强调总体性、全面性的革命，并更为注重阶级意识、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方式的革命；第三，在认识论方面，与列宁从不依赖于人的物质或客观实在出发不同，它们强调主、客体的同一，强调以实践为出发点与列宁把认识的本质规定为主观对客观的反映不同，它们认为主客体的同一只能合理地理解为社会历史的具体活动，即实践活动；对于认识与实践关系，与列宁的把客观实在看作认识的源泉、把实践看作检验认识的标准和认识过程的环节不同，它们往往把实践的概念提到首位，看作历史观与认识论相统一的基本范畴，因而把认识看作实践的一个环节；与列宁把概念认识的辩证法看作客观实在辩证的反映不同，它们一般否认本体论的自然辩证法的独立存在，而把辩证法当作主体性或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学说；与列宁把对立统一学说看作辩证法的核心与实质不同，它们把总体性范畴看成辩证法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