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制简析

察举制简析

一、简介

夏、商、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到春秋战国时，统治阶层改革旧有制度，更为了富国强兵，破格任用一些地位低下而才干出众的人。战国时期出现「军功爵制度」，又兴起「养士」之风，招揽有才干、善言辞的人才，不论出身，为国君、诸侯服务。到秦代则以「辟田」和军功为选官依据。但这些都不是完备的选官制度。

到了汉代，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惠帝、吕后（二人执政时间为公元前194－前180年）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

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开始，他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

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随着考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到隋唐以后更发展成「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实行了1,300年之久，成为中国重要的选官制度。

二、察举科目

总述

汉代察举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断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为多，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这些科目，划一由皇帝确定。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时要求举贤良方正，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要求举孝廉，这都是察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如果按照四科标准分类，以「德」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为主的有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

1.孝廉

在汉代察举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亦得人最多，出了许多名人。「孝廉」之设，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显示「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重视，后来「孝廉」规定为岁举常科，才受重视，渐显重要。

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这是古时对官吏的普遍要求。汉代「孝廉」，大部分是通儒学的高官及富豪子弟。

举「孝廉」之后，前程远大，升迁较快。「孝廉」出身的官吏，更被认为是「正途」、「清流」，很被看重。起初举「孝廉」是以郡为单位。东汉时，和帝（公元89－105年）采纳丁鸿和刘方的建议，改以人口为单位；郡国人口不满10万三岁（年）举孝廉一人；不满20万二岁举一人，20万岁举一人；四十万举二人；上至百二十万六人。外围郡国则作适当放宽。后来又采纳左雄建议，限年龄40岁以上才得举。但此种「限年法」实行不久，就废除了。

2.茂才

察举岁科之一「秀才」，东汉时为避光武帝刘秀（公元25－57年在位）讳，改作茂才（茂材）。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下诏：「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这是此科之始。后来，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时均有诏令，举「茂才异等」。西汉时，茂才并不是岁举常科。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诏令：「三公举茂才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此后才为岁举，往往与「孝廉」并称，表明其重要性。不同之处是，「孝廉」为郡举，「茂才」是州举，所以数目是后者少、前者多，建武十二年总计岁举「茂才」才约有20人。

「茂才」多为现任官吏，如西汉的茂才萧咸是丞相史。这些现任官吏举「茂才」后，因本身资历高，多起用为县令（千石）。「孝廉」则多为郎官，六百石。还有不少人先举「孝廉」，再举「茂才」。「茂才」中有许多升至高位，成为汉代名臣。如东汉的周举（？—公元149年），官至光禄卿，为「八俊」之一。

3.察廉

「廉吏」是汉代察举岁科之一。「察廉」就是察举廉吏的意思，不是指「孝廉」。被举为「廉吏」者，多为低级官员，被举后，按原职升补；而举为「孝廉」者，一般皆入朝为郎官，这是主要区别。而「廉吏」与「孝廉」二者之间的具体差别，又可概括成以下四点：

（一）「廉吏」为长官报请上级迁补属吏优异者之科目，而「孝廉」则是郡国向中央「贡士」之科目；

（二）「廉吏」限于「斗食」至「六百石」之吏员，而「孝廉」则开放予所有吏民；

（三）「廉吏」一般根据本秩（职位）直接迁补，而「孝廉」一般要入三署为「郎中」；

（四）「廉吏」之「举主」范围广泛，包括郡守，而「孝廉」之「举主」仅限于郡守、国相。

「廉吏」一科，大约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之前就有了，之后逐渐明确，成为一种岁举常科。被举的「廉吏」，最初都是小官，大概他们忠于职守，特别是为官清廉，才被「举主」看中，作为察举的对象。

4.光禄四行

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春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据上述元帝诏书的内容，说明「光禄四行」的几项重点：

（一）从永光元年开始，才有推举「光禄四行」一科；

（二）质朴、敦厚、逊让、有行（或作节俭）是四种品行，也是「光禄四行」的选拔标准；

（三）「光禄四行」为岁举常科；

（四）「光禄四行」的举主为丞相、御史，被举者为光禄勋的属官；

（五）光禄勋每年依此科考核（「第」）他的属官。

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时，改「郎中令」置「光禄勋」，掌管宫廷宿卫及侍从之事，属官有光禄大夫、大中大夫、谏大夫、谒者等。具上述四种品行的，通常是一些忠厚质朴的人，他们老老实实任职，没有什么突出成绩，长时间也没有得到提升，所以设立此科，每年从他们之中选拔一至两人，予以升迁。

5.贤良方正

古代比较贤明的君主，往往希望有一些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的大臣，能指出自己的不足之处，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汉代察举制度设立「贤良方正」科，就是这个原因。

「贤良方正」是最主要的特科，始置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目的是「纳天下言」，即广泛听取对国政的意见。帝王们当时普遍认为，发生天地灾异，是自己犯了过失，即「人主（皇帝）不德，布政不均」。所以，这一科常常是在灾异发生之后举行。而「贤良方正」又多与「直言极谏」相连，这是皇帝「求言」的一种方式，所以称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汉代的皇帝大多开过此科。「贤良方正」科的「举主」很广泛，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诸王侯、三公、将军、中二千石、州牧、郡守等。皇帝很重视此科，被举者皆由他亲自主持对策，按等第授官，高者有为「九卿」者。

朝廷征求的人才也很广泛，包括儒生、有「道术」者，以及官吏等。有时也从贤良中直接选拔亲民的官吏，名目称为「贤良方正可亲民者」，如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曾进行两次诏举。

这类目的在于「广开言路」的选才办法，在汉代以后曾长时间实行，后演变为唐代科举的制科之一。到宋代，则以「对策」的方式向全国征求治国之道。

6.贤良文学

在汉代，选拔人才既注重品德修养，也注重文化质素。「贤良」的含义就是德行兼备。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文学」的涵盖范围实际指「经学」。这样看来，察举中常见特科「贤良文学」一科，所立的选才标准是：品德与文才兼备，又有良好的经学底蕴。

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正式下诏举「贤良文学」：「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即位之初，曾发生地震，诏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不见于诏书的，在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就有「贤良文学」之举，晁错属此科。可见，贤良与文学有时连称，成为一科，有时分开，各独立成科。不论怎样，此科是以文学为主，主要荐举对象是儒生。

在汉代察举制中，文学一科很受重视，西汉时每次察举「文学」的规模可达一、二百人。王莽时有四科之举：「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文学是其中之一。两汉时期「贤良文学」一科，出了许多名人，包括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等，地位显赫，成就卓异。

7.直言极谏

中国古代有敢于指出皇帝的不足之处，提出治国建议与方略的大臣，被称为「诤臣」。于是有了「直言极谏」这个词，意思是「正直的言论谏诤」。汉代名臣晁错写有一篇《举贤良对策》，是对「直言极谏」的最好解释。

所以，从汉代察举制度正式建立之初，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就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此后，举「直言极谏」一直延续下去。但它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