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傅斯年(论文)

走近傅斯年

【摘要】傅斯年，一个“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传奇人物，或许在众多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大家对傅斯年的印象大抵是出色的国学大师、教育家以及爱国者，但当我们真正了解他以后你将会认识到一个不一样的傅斯年，而我将会从他的生平、贡献、文化观点以及透过他人对傅斯年的评价让大家真正走进傅斯年的世界。关键词：傅斯年，五四运动领袖，一团矛盾

一、生平经历

傅斯年，字孟真，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祖籍江西永丰，先祖傅以渐生于山东聊城，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傅斯年幼年丧父，由祖父及母亲抚育成人。

1909年傅斯年在其父之学生侯延塽的资助下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而在两年之后就顺从家长与聊城乡绅丁理臣长女丁馥翠结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顺利升入文本科国文系。1918年春夏傅斯年受胡适与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与罗家伦、毛子水等20余人组织新潮社，仿效《新青年》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与北京大学国粹派论战，影响颇广。傅斯年也因此成为著名学生领袖。而就在五四运动的发展时期，傅斯年急流勇退，于1920年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1927年春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次年，其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

在担任史语所所长期间，先后兼任北大教授、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及台湾大学校长等职。1948年春，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及立法委员。在他担任主持史语所22年间，所征聘及造就的研究人才，先后在所研究历史、语言、考古、人类诸学之学仁近百。而在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期间，曾在会上猛烈抨击孔、宋豪门，博得了“傅大炮”的美誉。

但可惜的是，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在台北病逝，享年仅54岁，从此，学术界与教育界又丧失一位大师。

二、文化观及史观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傅斯年的文化观，其实他的文化观并不是很明确，因此，在已有的研究上甚少有人提及傅斯年的文化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言行中窥得一点蛛丝马迹，用王汎森先生的话来讲，傅斯年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态度就是“一团矛盾”1。至于缘由何在，我们看以下几个时期傅斯年的变化自然不言而喻。

第一阶段：五四运动前，他热爱中国传统学术。傅斯年从小就接受古典教育，进入北大学习后他更选择了文科，还被黄侃和刘师培看作最有前途的学生，将会

1王汎森著，王晓冰译.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5.52

在发扬光大传统学术方面起带头作用。

第二阶段：五四运动期间，傅斯年俨然成了旧文化的激烈批判者。这一时期，傅斯年和罗家伦等人创立了《新潮》杂志,写下了不少提倡白话文的文章,如《文学革新申议》、《文言合一草议》、《白话文与心理改革》、《怎样做白话文》、《戏剧改良各面观》等,对旧文学展开了激烈的批判,积极倡扬新文学。在当时，傅斯年对于思想界也有过阐述,“觉得欧美的东西都是好的,固然是荒谬极了;但是极端的崇外,却未尝不可”,可见其对西方文化相当崇拜。

在五四期间，傅斯年的态度发生了走向极端的转变，实在让人惊讶。然而，现实是：一方面，拥护传统文化的保守派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成为一个“空壳”：清代考据学的毁灭性力量，尤其是康有为和章炳麟所代表的考据学，已经颠覆了许多传统的观念。在他们二人的影响下，傅斯年对传统观念彻底动摇，因此，五四前夕，傅斯年断言儒学已毫无希望并即将崩溃。另一方面，旧的保守派对如何拯救中国的各类现实问题都没有提供答案，而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就适时提出以文学革命救国，向西方学习等，这让傅斯年看到了希望。

第三阶段：留学英美期间，他对中国旧文化的批判进行反思。在对西方文化有了系统的、真切的了解之后,他认识到,五四期间那种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极端崇拜西方文化的态度是不正确的,中西文化各有长短。

第四阶段：回国后，他提出文化不分东西,真理只有一个的学术见解。结合傅斯年回国后的论著,李济的回忆很符合现实。傅斯年经常比较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异同和文化的优劣,他的结论是往往各有短长,他要求中国吸收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中进步的东西,借鉴他们的长处,发展自己。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史学观。傅斯年提出了“史学就是史料学”，更提出在史学研究上应该坚持“动手动脚找东西，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原则，至今仍对治史者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他所提出的“史学即史料学”强调的是通过史料“以探史实”，追求真实的历史史实。“这一观点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体现了史学研究本质的回归，即从概念出发回归到从史料出发。这种回归正是史学获得生命力的真正来源。”2他的观点的提出一改过去“以空论为学问”的史学研究局面，使得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更加走向现代化。

“史学即史料学”这句话之所以至今仍遭到时人的诟病，主要原因在于，它似乎否定了史学家的主观参与。如果孤立地理解这句话，它确实存在着局限性。但是，每一个学习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研究历史要回归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这一观点的实践价值。只要不是过于主观的人，一旦结合20世纪的时代背景以及傅斯年提出这一观点的初衷，那么这一观点的价值自然就是上述所说的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是积极的影响。

三、文化贡献

鉴于上述傅斯年所形成的自己独特的文化观和史学观念，他在中国的文化领域所作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他创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带领着一大批当时最有实力的学者，为近代中国学术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开展了许多新的研究项目，其中许多揭开了中国的新篇章。如，1949年河南殷墟考古发掘取得了可观成就，而这些考古发展在大多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傅斯年具有远见的领导。他所写的《夷

2布占祥，马亮宽.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3.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