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

第26卷第1期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26　No.1 2008年1月JOURNAL OF G U I ZHOU UN I V ERSI TY(Social Sciences)Jan.2008陈寅恪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

孙彩霞1,2

(1.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河南开封　475001;2.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陈寅恪先生专治史学,兼及语言、宗教、文学等多种学科,在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方面并无特别系统的论述,偶尔强调影响研究的学理性,并与文化研究相联。但寥寥数语,却极为睿智与深入。在具体研究实践中,陈先生擅长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关系的研究,并与历史、语言学等互相发明,探幽烛微、多所新见。

关键词:陈寅恪;比较文学理论;影响研究;译介学;文类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8)01-0051-07

陈寅恪先生是学贯中西、会通古今的大家。今人对其在近代学术史上的研究成果和巨大贡献进行过仔细的钩沉,出现了许多极富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但就其对比较文学尤其是中印文学关系所做的研究却很少有人整理①。即使偶尔提及,也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因此,非常有必要对陈寅恪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进行仔细梳理,这对于我们全面而又准确地了解其治学理念和文化取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也会有重要启示。

本文拟从比较文学理论、影响研究、译介学、文类学等四个方面谈谈陈寅恪先生对比较文学研究的贡献。

一、比较文学理论

在《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一文中,陈先生谈到各种事物之间或因果或影响的关系,他说:“天下至赜者莫过于人事,疑若不可以前知。然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借用摩尼教语),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其演嬗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互相之关系。故以观空者而观时,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既为当然,则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1]陈先生进一步将此论贯入文学文化研究,提出了文学研究的两大领域,即同一文化体系中的因果演进和不同文化体系间的互相影响。其中,陈先生又特别强调影响关系的研究,并就其学理依据做出有力的论证,而这一领域恰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关注的中心。

首先,陈先生强调研究文化碰撞、砥砺和融会过程中出现的信息转移和变异,力主回到文化本原进行追溯研究。蒋天枢记述陈先生的一段话:“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发挥其特性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2]

其次,陈先生非常重视文学本原研究中语言的基础作用。陈先生提出:“研究本原首在通达其言语。”[2]不仅一切关系人类生存或价值的知识要靠语言传播和传递,而且人类创造的文化信息也主要结晶或积淀在语言-文字系统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秘密,从根本上说是语言的秘密;文化密码的破解也主要取决于语言密码的破解。陈寅恪是晚清以来学术界精通多种语言的奇人。王永兴言其“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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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7-12-11

作者简介:孙彩霞(1973-),女,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仅有钱文忠的《略论陈寅恪先生之比较观及其在文学研究中之运用》(收入王永兴:《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一文,指出善于运用比较方法是陈寅恪在文学研究中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并就其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十三种文字的阅读能力”[3],许冠三判断其懂17种语言[4],汪荣祖则说他能运用二十几种外文[5]。丰富的语言知识为陈先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如其对梵文、巴利文等诸多佛经文本与中文版本比较后,破解文本背后深藏的文化信息。因为语言表层结构的变化常指示着文化形态和风俗的变化,而借助对语言深层结构———语义和语源的追索,可以揭示文化流变的脉络。在《魏志司马芝传跋》[6]一文中,陈先生从梵文考证“无涧神”本为“无间神”,即地狱神,为梵文Avici的意译,音译为“阿鼻”。陈先生依此推出东汉末年佛教已颇流行于宫掖妇女之间。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中,陈先生指出三国名医“华佗”二字来自天竺语agada,意为“药”,汉译时脱去字首元音“a(阿)”即为华佗。而“竹林七贤”中的“竹林”乃是以中国和印度名词杂糅的结果:“独七贤所游之‘竹林’,则为假托佛教名词,即‘Velu’或‘Veluvana’之译语,乃释迦牟尼说法处,历代所译经典皆有记载,而法显(见佛国记)玄奘(见西域记玖)所亲历之地。”

可见陈寅恪借助中外各种语言知识,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独辟蹊径,因而常有新的见解。

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中,陈先生对语言基础作用的关注更为显著。陈先生提出,各种语言都有个性,不应以语言的共性来掩盖每种语言的特殊规律,因此不能以一种文法涵盖所有语言之规律:“夫所谓某种语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于世界语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此种语言之特殊现相,归纳为若干通则,成立一有独立个性之统系学说,定为此特种语言之规律,并非根据某一特种语言之规律,即能推之以概括万族,放诸四海而准者也。”[6]因此,陈先生提出要兼顾语言在同一语系和不同语系文学中的不同作用,以分析文学发展的源流和变异:“故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相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而所与互相比较者,又必须属于同系中大同小异之语言。盖不如此,则不独不能确定,且常错认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驴非马,穿凿附会之混沌怪物。因同系之语言,必先假定其同出一源,以演绎递变隔离分化之关系,乃各自成为大同小异之言语。故分析之,综合之,于纵贯之方面,剖别其源流,于横通之方面,比较其差异。由是言之,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具一历史观念,而具有历史观念者,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也。”[6]

在可比性问题上,陈先生强调影响研究的合法性,而否认平行研究。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中,陈寅恪结合中国文学分析道:“西晋之世,僧徒有竺法雅者,取内典外书以相拟配,名曰‘格义’,实为赤县神州附会中西学说之初祖。即以今日中国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鬼龙,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6]在此思想指导下,陈寅恪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更多集中在了影响关系方面。

二、影响研究

陈先生具有极强的考证意识和求真精神,常从考证具体问题始,又不在具体问题终,而是借助考证寻求规律。季羡林先生说:“寅恪先生继承了清代朴学考证的传统,但并没有为考证所囿,……却最注意探索规律,并不就事论事。”[7]

作为史学和佛学名家的陈寅恪在文学的影响关系研究中常常融会文学、史学和宗教,从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角度入手,详尽考察佛经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仔细梳理中国古典小说与佛经故事之间的渊源。这对于理清中印文学关系,再现佛教与佛经故事在中原的流变,动态把握本土文学选择吸收、消化融合外来文学的全过程,有着重要意义。《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8]与《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8]两篇可谓代表。

佛经文学与中国古典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就提出孙悟空与沙和尚等形象乃是从《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中演变而来,而此书又脱胎自《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胡适提出异议,认为孙悟空形象的原型乃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

陈寅恪在此基础上又出新见,在《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一文中,将敦煌所藏佛曲本与《贤愚经》、《大智度论》比较,提出佛经文学与《西游记》的紧密关系:“今世通行之西游记小说,载唐三藏车迟国斗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