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杂剧的类型演变

明代杂剧的类型演变

把握明代杂剧的类型演变，从构成戏曲的四个要素：演员、观众、剧场与剧本出发，并结合四要素的本质来分析与把握明杂剧的创作特点，将其演变过程主要分为五个方面：作家群体的变化、作品内容的变化、作品体制的变化、演出剧场的变化和主体意识的变化。其中包括本体的部分有作家与其创作思想以及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还包括承担杂剧载体作用的剧场部分。

一、作家群体的变化

杂剧是作家为了抒发自身情感，反映社会生活而创作的一种戏曲表演艺术。至金元成熟并盛行以来，一直存在于百姓世俗社会中，勾栏、庙台是杂剧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舞台，深受皇权贵族歧视和压迫的下层文人、民间艺人是杂剧的主要创作者。自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统治集团出于巩固政治、强化集权的目的，公然宣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有不为君用，其罪皆至抄”①。明王朝建立伊始，不仅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而且在文化上实行专制，特别是在宫廷设置了教坊司、钟鼓司等专门的宴乐管理机构和组织，配置了专职的创作和演职人员，形成为宫廷、官府提供消遣娱乐的御用戏班，并成为宣传封建统治思想和皇家消遣娱乐的工具。尤其太祖朱元璋出于巩固政治地位和为其歌功颂德的目的，异常重视宫廷内的戏剧活动，鼓励、授意跻身上层社会的皇族藩王、御用文人和宫廷艺人们从事宫廷杂剧的创作和演出。李开先在《张小山小令后序》中云：“洪武初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②，足见当时宫廷对杂剧的重视程度和规模。

在统治者的直接影响下，明初各王府内也争相收罗聚集大批杂剧作家，如燕王朱棣府内豢养了一大批由元入明的杂剧作家，有贾仲明、杨景贤、汤舜民等，据《录鬼薄续编》中记载：“汤舜民，文皇帝在燕邸时宠遇甚厚，永乐间，恩赉常及”；“杨景贤，永乐初与汤舜民一般遇宠”。皇族们除了亲自过问，甚至直接参与杂剧的创作与演出，如周宪王朱有燉一生创作杂剧三十一种皆存于世，是元明两朝杂剧作品传世最多的作家。包括朱权、朱载堉也都为前期宫廷杂剧的形成和迅速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明初大量皇族作家参与杂剧的创作，这是过去历代王朝所没有的。

①孟森《明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4页

②明·李开先《李开先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69页

由于明统治者对杂剧的重视，使得明初的主要作家类型已不再是元代那些受歧视的中下层文人，以贾仲明、杨景贤为代表的御用作家和以朱权、朱有燉为代表的皇族剧作家成为了明初杂剧创作的主要群体。出于阶级的本能，宫廷剧作家顺应并推助了统治阶级对强权政治的施行，促进这个时期杂剧舞台的根本改变，对杂剧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客观上造成了宫廷杂剧的空前繁荣，创作重心也一改元代的平民化而趋向贵族化和宫廷化。

然而这种情况在明英宗正统年间，随着宫廷杂剧领袖人物朱有燉、朱权的先后去世，明宫廷杂剧的创作开始呈下坡趋势。弘治以后，特别是武宗朱厚照以及世宗朱厚璁在位期间，由于统治者的荒淫无度，使得明初建立的传统道德规范逐渐丧失其权威性。加之贫富悬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统治者贪欲滋长、政治腐败，整个官场颓废险恶，科举制度腐败不堪。“其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目为甚”①。文人中有幸运者如康海、王九思等曾中试为官，康海更高居状元并得到朝廷重用。由于官场黑暗，为官的文人们大多好景不长，受迫害罢官返乡者不在少数，如康海在正德五年因不肯依附刘瑾党而罢官；杨慎于嘉靖三年因反对世宗任张璁为翰林学士而被流放云南等。经历了为官的艰难起落，官僚文人们终于明白自身理想与虚伪官场的格格不入。看透其中的尔虞我诈，对于仕途他们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从此归隐山林，寄情诗词歌赋，创作了大量的杂剧作品。主要作品有冯惟敏的《梁状元不服老》、康海的《中山狼》等剧。

与此同时，更多的杂剧名家如徐渭、孟称舜、吕天成等文人，一生饱读诗书，却怀才不遇。他们中有的科场失意，如徐渭参加科举八次竟连个举人都没能得中；有的官场碰壁，如王衡由于父亲为官而受牵连，官场屡屡受挫；有的潦倒终老，如王澹一生贫困，为了谋生以知县的幕僚而终老。这些失意的文人们愤世嫉俗、牢骚满腹，为了寻求尊重或体现自身价值，针砭时弊、抑恶扬善的文学创作成了他们派遣内心苦闷的主要途径。大量的文人作家们借助杂剧这一艺术形式来表达对现实人生的感悟，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施展艺术才华。在这些文人剧作家的带领下，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杂剧作品，如徐渭的杂剧集《四声猿》、吕天成的《齐东绝倒》等均为留世佳作。

纵观明代的杂剧创作，作家群体随着明代社会多元化的发展状况而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各创作阶段杂剧作家的身份不同，但是他们却选择了同样的艺术形

①《明史·选举志》

式来抒发个人情感，共同为明代杂剧的发展繁荣做出贡献。

二、作品内容的变化

由于时代的兴替变迁，明代不同阶段的不同杂剧作家在创作中有着不同的内容选择倾向性。

明建国之初，统治者为了实现对国家的统治和对民众思想的禁锢，想到了对文学形式的掌控和利用，其中也包括了明代的杂剧创作。太祖朝曾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①。

由此足见当时对杂剧内容的要求、禁限之严格。直到明成祖朱棣即位，此类禁令有增无减，且更为严厉：

“永乐九年七月初一日，该刑科署都给事中曹润等奏乞敕下法司，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奉圣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

②。

此时期的驾头杂剧不但不准演，就连剧本都必须烧掉，否则杀了全家。统治者对杂剧内容的严格限制以及残酷的惩罚力度，导致此时期的作品内容主要围绕太祖朱元璋重建汉家大一统中央集权，恢复中原正统文化的宏图大略所展开。作家为了避免触及统治者的“敏感”区，作品多集中于历史故事或神仙庆寿等点缀升平、宣扬封建道德之类，如朱有燉在杂剧《蟠桃会八仙庆寿》中引云：

庆寿之词，于酒席中，伶人多以神仙传奇为寿，然甚有不宜用者，如《韩湘子度韩退之》、《吕洞宾岳阳楼》、《蓝采和心猿意马》等体，其中未必言明尽皆善也。故予制《蟠桃会八仙庆寿》传奇，以为庆寿佐樽之设，亦古人祝寿之意耳。

到明中叶以后，安逸的生活导致统治者只顾个人享乐而无暇顾及文学创作。特别是弘治以后，经过了正德与嘉靖两个时期，虽然朱元璋开创的大一统国家依然存在，但那种自信自负的整体气势却被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以及尖锐的阶级矛盾所取代。整个官场和世风都庸俗不堪，颓废而又限恶。在这之后的隆庆、万历诸朝就沿着这条衰败的路走下去。基于这种状况，《明史·世宗记》卷末语尖锐指出：“百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