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ICU他就是陈德昌

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ICU他就是陈德昌原创名人传记月刊名人传记月刊

导语

从最初的一张床到学科成立，从ICU的种子撒遍中华大地到重症医学

比肩欧美、领跑全球，几十年艰难跋涉，“重症医学”这颗星，陈德昌摘

到了。

“我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工作，从一到一百的进步有一批学生在推动。”使命完成，2023年12月10日，陈德昌因病去世。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

分会在悼词中称：“陈德昌教授的逝世，是我国重症医学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名师。”

陈德昌

少年时，盼望拥有一颗星星

陈德昌出生于1932年，浙江舟山人，从小跟随家人生活在上海。彼

时正值日本侵略者不断入侵，中华大地生灵涂炭。但在小家庭里，陈德昌

享受着父母的呵护，安全而快乐。四五岁时，师范毕业的母亲便开始教他

背唐诗。虽然一字不识，对内容并不理解，但当陈德昌在长辈面前有韵律、有节奏地背诵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时，那随之而来的赞美声让他对古诗

词自然而然地热爱起来。家和外部社会截然不同，这是陈德昌对世界最初

的认知。

1937年淞沪战役爆发，陈嘉居住的宅院被炮弹击中，全家人逃到法

租界。兵荒马乱之时，母亲仍不放松对孩子们的教育。七岁时，陈德昌进

入附近的一所中法学校就读。一天，母亲发现他脖颈双侧有成串的、肿大

的淋巴结。在那个谈结核色变的年代，母亲不敢怠慢，立刻为他找了一位

海归名医。经过定期治疗，没动手术，没淌一点儿血，肿大的淋巴结全部

消失。同时，陈德昌每天照常上学，完全没有耽误课业。这个奇妙的体验，在陈德昌年幼的心里埋下了学医的种子。

中法学校是天主教会创办的，以法语教学为主，学校里除了几位中国

老师，多数是法国修士。为了补上中国文化这一课，母亲亲自教陈德昌学

习古文，并立下一个不成文的家规：每一篇文章都必须通篇背诵，如果背

不下来，就不能上床睡觉。“你是中国人，哪能不学中文！”这是母亲最

常说的一句话。母亲的严厉让陈德昌深感苦恼。学到《吊古战场文》时，

他朗读了好多遍，还是背不下来。但母亲毫不妥协，直到他熬夜背完全文。苦读之下，陈德昌不仅法语学得轻松，中文成绩也名列前茅。

“中文第一名”，这个荣耀是母亲带给他的。国家意识，是母亲为他

建立的。几十年后，陈德昌回忆往事时，对母亲的教育充满感恩：“妈妈

认为语文是文化和历史的载体，古文和诗词是中国语言文学的根本，如果

我把中国文化的根本丢了，岂非得不偿失，事与愿违耶？”

在母亲引导下，陈德昌爱上了阅读。父亲的书柜就是他的小小乐园，

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紧紧地抓着他的心。父亲有买书的癖好，家里中英法

等各国名著应有尽有，几个寒暑假读下来，陈德昌发现了一个现实世界之

外的崭新大陆。

因为涉猎广，渴望表达，高中时，陈德昌写了几篇“奇文”。在管教

严厉的教会学校，一位法国老师颇为他担忧。陈德昌高中毕业时，这位老

师也即将返回法国里昂。临行前，老师特意留给他一封短信，并以自己的

洞察力提出忠告：“不要过多地偏执于语言学和文学，要更多一些向科学

发展。”法国老师的建议，陈德昌听进去了，他想起了童年时治疗结核的

奇妙体验，决定学医。

因成绩优异，经中法学校推荐，1947年，陈德昌直接进入震旦大学

医学院就读。在大学，他做的第一次生理学动物实验是观察乌龟的心脏搏动。新鲜的心脏，在离开身体的情况下仍然能自主跳动，这让他颇感新奇。求知欲被激发，他开始思考：“每个人都有一颗心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停顿地搏动着。那颗不知疲劳的心脏，总有一天停搏，人就死了。

有人短命，有人长寿，为什么？”

从昨日之我走向今日之我

1953年，陈德昌大学毕业，成为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广慈医院（今

瑞金医院）的一名外科住院医师。然而，不断的实践之后他发现，自己的

选择是错误的，他完全不具备外科医师应有的操作技能。“长此以往，不

可能有所作为。”陈德昌陷入矛盾和痛苦中。凭借外语优势，他多次被调

去做涉外工作，专业因此更加荒废。就在他感到越来越迷茫时，一次机遇

意外到来。

此后，在几位教授的指导下，陈德昌换上消毒衣，亲自帮助病人侧身，更换湿透了的敷料；抱着一本《烧伤治疗学》，他静心阅读，仔细研究；

在病房的贮藏室内，他铺开一张折叠床，全天守候。从这时起，他开始了

真正的医学生涯。

严重烧伤后的机体反应，引起陈德昌的强烈兴趣。当他第一次用手提

式取皮机取下病人的自体皮时，那种为患者争取到生存希望的兴奋感无以

名状。一年时间里，陈德昌和医疗小组的教授们朝夕相处，获益匪浅。在

大家的全力救治下，邱财康幸运地重生了。邱财康出院那天，陈德昌陪他

回到钢厂。汽车刚驶入大门，人群便如潮水般涌来。在早春的阳光下，那

生命的凯歌，悲壮而感人。

广慈医院创造了一项世界医学奇迹，医疗小组受到卫生部的表彰。不久，烧伤科从外科独立出来。1964年，陈德昌以烧伤科主治医师的身份，被调入北京协和医院，师从曾宪九教授。

曾宪九是现代医学基本外科的重要奠基人，他建立的外科代谢实验室

在国内只此一家。那时，欧美国家纷纷创建重症加强护理病房，曾宪九敏

锐地意识到，一种新的学术理念已经诞生。曾宪九梦想能开设一间三张床

位的“休克病房”。

陈德昌有治疗重度烧伤病人的经验，曾宪九欣然接纳了他。不久，陈

德昌赴阿尔及利亚工作一年。没想到，当陈德昌期满回国时，“文革”已

拉开帷幕，曾宪九教授靠边站了，实验室的工作被迫中断。陈德昌自己也

没有躲过被审查的命运。在压抑、惶恐和忧虑中，陈德昌挣扎着。正当他

苦恼于自己是“老九”，是“无用的人”时，他被派往了西藏阿里。

1971年，作为第二批中央赴阿里医疗队队长，陈德昌奔赴雪域高原。沿着古丝绸之路，大卡车载着医疗队一路西行，卡车颠簸着，人在车厢内

跳动着。陈德昌思念着家人，思考着未来，穿过起伏的山峦、无边的戈壁滩，那些理不清的杂念，被抛洒在这条“搓板路”上。

那时，西藏通信不便，到达阿里几个月后，陈德昌才收到妻子的来信。原来，他离家两月杳无音信，妻子急了，写了封航空信，按他留下的地址

投寄“西藏阿里狮泉河”。可是寄信时，邮局的职员说，地图上没有“阿里”，更没有“狮泉河”。妻子不甘心，多次去书店查找地图，终于在其

中一张上发现了“阿里”的标志，并说服了邮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