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研究》主观题5篇

《杜甫研究》主观题5篇第一篇：《杜甫研究》主观题《杜甫研究》一、名词解释1.三吏三别：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2.社会良知三要素：即忧患意识、批判意识、重建意识。

3.民胞物与：“民胞物与”出自宋张载《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意即人民（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万物都是我的朋友。

4.文章憎命达：文章憎命大：“文章憎命达”，意谓文才出众者总是命途多舛，语极悲愤。

后句魑魅喜人过”，隐喻李白长流夜郎，是遭人诬陷。

此二句议论中带情韵，用比中含哲理，意味深长，有极为感人的艺术力量，是传诵千古的名句。

高步瀛引邵长蘅评：”一憎一喜，遂令文人无置身地。

”这二句诗道出了自古以来才智之士的共同命运，是对无数历史事实的高度总结。

5.以兹吾生理，独耻事干谒。

此诗句出自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意思是：因此我懂了了生活的道理，为奔走权贵之门请托而感到羞耻。

悟生理：懂得了生活的道理。

事干谒：指奔走权贵之门，以请托为事。

二、论述题：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评述答：《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篇杰作是用传统的五言古体写成的。

其实仅就“咏怀” 之作而言，杜甫之前已有很多类似的文章，如阮籍的《咏怀》、左思的《咏史》、庾信的《咏怀》、陈子昂的《感遇》、张九龄的《感遇》等著名组诗。

这些诗歌或多或少都反映了当时历史现实，或者借诗歌讽喻了当代社会。

但是这些诗无论从体制还是从章法来看，都是无法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相提并论的。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在反映现实的深广和艺术力量的惊心动魄等许多方面，都开辟了新天地。

”……少陵出而沉郁顿挫，每多大篇，遂为诗道中另辟一门径。

”说得一点都不错。

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这样的。

天宝五载(746)，杜甫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崇高理想来到长安，渴望”立登要路津”。

但事与愿违，屡受挫折，连生活也难于维持，“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亲身体验、并广泛接触了下层人民的苦难，洞察了”朱门务倾夺，赤族迭罹殃”的社会矛盾，诗歌创作出现了空前飞跃。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赴奉先县看望寄居在那里的妻子，写出这篇划时代的杰作。

全诗可分三大段。

从开头到“放歌破愁绝”，紧扣题中的”京”字，“咏”赴奉先县之前，多年来”许身稷契”、“致君尧舜”的壮”怀”。

从“岁暮百草零”到”惆怅难再述”，叙“赴奉先县”的经历，”咏”旅途中的感“怀”。

从”北辕就泾渭”至结尾，写到家以后的感受，“咏”对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忧”怀”。

“窃比稷与契”，”穷年忧黎元”是贯串全篇的主线，也是杜甫的主导思想。

开头至“放歌破愁绝”这一段紧扣题中的”京”字，“咏”赴奉先县之前，多年来”许身稷契”、“致君尧舜”的壮”怀”。

这一段千回百折，层层如剥蕉心，出语的自然圆转。

诗的开头以自嘲的口吻表达自己矢志而不得实现的远大**抱负。

诗人自幼嫉恶如仇，想凭借自己的才学求取功名，匡世济民，报效祖国。

然而，昏暗的现实使他的志向不但不得施展，反而到处碰壁，以至生计窘迫。

这就是诗中“意转拙”、”一何愚”感慨的由来，诗人称自己“窃比稷与契”的志向为”拙”“愚”，从这痛心的自嘲中，不难看出诗人难以抑制的激愤！然而诗人并没有为此放弃自己的志向，相反对自己的抱负非常执着，”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

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

”正是这种执着决心的表达：“ 独耻事干谒”，一个”独”字，刻划出了诗人不从时俗浊流，不卑躬屈节的傲岸精神，他对那些象蝼蚁一样的只经营自己的巢穴，逢迎媚上的龌龊之辈，极端鄙视，他敬仰的是那种遨游苍海的大鲸，并从这两种生物的品格中悟出人生的道理，从而更加坚定自己的理想。

毅然要沿着自己所选择的道路走下去。

“忍为尘埃没”是写甘愿忍饥受困也要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抱负。

最后两句”沉饮聊自适，放歌破愁绝”是诗人的感愤之言，也是爱国、忧民、忠君愿望不得实现的无可奈何的举动。

第二段从“岁暮百草零”至”惆怅难再述”。

这一段，记叙描写议论并用。

描述经过骊山时所见所感，揭露和抨击了阶级对立的现实和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

作者在描写经过骊山时的情景时，可以用痛心疾首来形容。

诗人到达骊山已是“凌晨”，当时的骊山正是”蚩尤塞寒空”的弥天大雾。

一个“塞”字，不仅表现出了雾气之大——仿佛整个天空都被填满，而且也写出了人物的感受——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显然诗人是以这样的自然环境象征当时昏暗的气氛。

作者此时运用了对比的手法，一方面是冻得瑟缩的诗人在崖间狭谷中蹒跚跌撞，另一方面”御榻”所在的高山上却是“瑶池气郁津，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

”对这种奢靡无度的腐朽生活，诗人的义愤溢于言表，”君臣”二字，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整个上层统治集团，乃至皇帝。

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作者继续用“况闻”二字引起下文，把所有的皇亲国戚等贵族们的豪华生活展现在读者面前。

然而，在这样豪华生活的后面又掩盖着什么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高度概括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统治阶级的奢侈正是建筑在许许多多饥尸寒骨之上的。

“怅惆再难述”一句道出面对这种”咫尺之间”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黑暗现实。

杜甫难言的痛苦，从而结束上文，引出第三段。

第三段从“北辕就泾渭”至末尾。

描写行路到家的情景，从个人的家庭遭遇推想到广大人民的苦难。

全篇从自己忧念家国说起，最后又以自己的境遇联系时局作为总结。

”咏怀”两字通贯全篇。

无论如何，杜甫大小总是个官儿，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那叫做“公务员”，照例可以免租税和兵役的，但当杜甫回到家里发现家里已经狼狈得不成样子了。

可想见一般平民自必远远过于此。

想起世上有多少失业之徒，久役不归的兵士，那些武行脚色已都扎扮好了，只等上场锣响，便要真杀真砍，大乱之来已迫眉睫，自然忧从中来。

表面看来，似乎穷人发痴，痴人说梦，那知过不了几日，渔阳鼙鼓已揭天而来了，方知诗人的真知灼见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最后这一段文字仿佛闲叙家常，不很用力，却自然而然地于不知不觉中已总结了全诗，极其神妙。

尤其对于这样的宏篇巨制，写了那么内容作者如何收尾呢？杜甫使用了”推己及人”的办法，结合小我的生活，推想到大群；从万民的哀乐，定一国之兴衰，自然句句都真，都会应验的。

以文而论，固是一代之史诗即论事亦千秋之殷鉴矣。

第二篇：杜甫研究一百年杜甫研究一百年内容提要：杜甫研究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个案，因其杜甫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的全局意义和引领作用。

通过对杜甫研究百余年的回顾与梳理，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纪杜甫研究的状况与特点，亦有助于我们认识百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轨迹与特点。

关键词：杜甫研究/状况特点/梳理讨论作者简介：彭燕，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杜甫研究学刊》编辑近现代的杜甫研究，应该从辛亥革命1911年以后算起，迄今已百年有余。

百年杜甫研究，可谓风风雨雨，坎坷不平。

2012年，全国各地都在举办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的系列活动。

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了皇皇12巨册的《杜甫全集校注》。

此书问世，可谓杜诗学史上的百年盛事，令人振奋。

今年又恰逢四川省杜甫学会、《杜甫研究学刊》成立与创刊35周年，因此，笔者深感有必要对百年以来的杜甫研究做一个梳理和总结。

这种梳理与总结，既是对杜甫的一种尊崇，也是对长期默默支持《杜甫研究学刊》同仁们诚挚敬意的一种表达。

行文之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新世纪杜甫研究做过系统梳理和讨论的文章主要有焦裕银、郑庆笃、张忠纲和冯建国的《杜甫研究论文综述(1911-1949；1950-1976；1977-1985)》(《文史哲》三期连载)、祁和晖和濮禾章的《建国以来杜甫研究情况述略》(《杜甫研究学刊》)、段海蓉的《建国以来杜甫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林继中的《百年杜甫研究回眸》(《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王辉斌和王丽娟的《杜甫研究五十年》(《贵阳金筑大学学报》)、吴中胜的《杜甫研究三十年——以〈杜甫研究学刊〉为例》(《杜甫研究学刊》)、张忠纲和赵睿才的《20世纪杜甫研究述评》(《文史哲》)、杜晓勤的《二十世纪杜甫研究概述》(节选自《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刘明华的《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文学评论》)等，上述诸文，或观点，或分期，大致相同，对本文的写作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尤其是在数据统计和书目援引时，本文主要以郑庆笃等编的《杜集书目提要》、周采泉的《杜集书录》以及张忠纲等编的《杜集叙录》《杜甫大辞典》等诸书为据。

笔者在此特予以说明，并向诸位先生致以深深的谢意！另外，本文的杜甫研究主要是指中国大陆地区，而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三地。

不管是什么文学，什么研究，它都必然植根于现实社会当中，杜甫研究亦是如此。

百年杜甫研究与中国政治形势和时代环境密切相关，以时间为序，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民国时期的杜甫研究，为本文的第一部分；第二阶段为建国三十年的杜甫研究，为本文的第二部分；第三阶段为八十年代以后的杜甫研究，为本文的第三部分。

一、民国时期的杜甫研究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文明的输入，以民主观、科学观的现代视野来关照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为一时之新风气，杜甫研究亦包括在内。

民国时期第一位关注杜甫的是谢无量先生，他的《中国六大文豪》于1916年1月由中华书局首印出版，书中列举了屈原、扬雄、司马相如、李白、杜甫、韩愈六位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此书第五编为“杜甫研究”，对杜甫的生平、诗歌作品以及李杜比较均有涉及。

该书很受读者欢迎，在出版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印刷了四次。

民国时期的杜甫研究在延续晚清考证、校勘、笺注与诗学研究的同时，开始出现新的气象。

这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梁启超刊载于1922年5月28日《晨报》上的《情圣杜甫》，此文是梁启超当时在清华大学的一篇演讲稿，梁启超首以人文情怀和真、善、美的标准来评价杜甫，称杜甫为“情圣”，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影响。

继梁公后，这种旨在还原杜甫真性情和本来面目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其中又以胡适和苏雪林等为代表。

与此同时，杜甫研究领域还出现了另外一个新特点，即有学者开始关注杜甫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时期与地域文化研究相关的论文近20篇。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民国时期发表的杜甫研究论文共160余篇，两者相较，20亦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几乎占了民国时期杜甫研究论文总量的八分之一。

有学者认为这种研究是在八十年代才开始出现的，其实不然，在民国早期这类研究就已然有之，中后期就更多了，亦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这个时期的杜甫研究，是老派与新派并存，传统与现代兼融。

民国凡三十八年，本文把民国时期的杜甫研究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从1912年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期则从1937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