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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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的象征。他的超然与执著铸就的达观不仅使他智慧而艺术地把握了坎坷、苦难的人生,也使他成了封建时代最高贵、最伟大、最具人格和艺术魅力的文人。
苏轼不仅是一个超脱的文人,更是一个潇洒的人间过客,一个最具人格魅力的人生大师。
他的一生坎坷,一直处于新旧党争之中,并深受两党的排挤,饱尝宦海沉浮,但是,他几次大起大落却始终永打不倒。他的性格正直而又乐观、旷达、超然。这与他独特的人格精神分不开的。
苏轼的人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并对三家兼容并蓄,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表达苏轼个性的人格精神体系。儒家讲求入世,苏轼做官锐意进取,渴望建功立业,济世报国,干一番大事业,是典型的儒家入世思想。“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敬佩英雄,更渴望成为像周瑜那样“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千古风流人物”,甚至在已经“鬓微霜”的年龄,仍发出“又何妨”的呐喊,强烈的入世精神表露无遗。他会为政治上的失意而悲伤,“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壮志未酬,功业无成,失望至极,更从反面表现了苏轼的强烈的进取精神。儒家的思想在他的性格中表达为忠诚、刚正、忘我、爱民。他忧国忧民,为民做事,同时直而不随,刚正不阿,光明磊落,在政治上坚持自己的见解,坚持正道,不因哪方是得势新贵而趋附于任一边。
这也是他在仕途上屡受挫折的重要原因。这些都是儒家所推崇的典型的“君子”形象和理论。
苏轼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讲求辩证处世,物我合一。“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人生就像一场梦,辉煌像周瑜一生,失意像我苏轼一生,都是一场梦而已。“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人生在滚滚不息的长江面前,是多么的渺小,一切的失意潦倒,愁苦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只是一个瞬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此事古难全。”逝者如斯,“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卒莫消长也”,“人无尽也”,水、月、人都是既变又不变的。变是永恒的,不变也是长久的。人作为大千世界的一分子也是与时同进,与物古今相生。苏轼喜欢放眼宇宙,跨越时空比照,着眼天地,物我古今合一。这是多么深奥的道家辩证法,多么可贵的人生相对论!纵然有“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英雄气概,但一句“而今安在哉”的反问,一下子使苏轼的精神空间提升到一个超迈古今、独步天下的舒阔境界。伟大与渺小,原是一回事,都只是历史长河的一个瞬间啊。世事都将转空,横空的人物都终成过客,倒不如寄情酒歌,托意箫音!这不正是道家所追求的那种,通过理性的思辩,而到达的乐观、旷达、超然、自适、超越功利、一切淡然处之的人生态度吗?
道家的生存方式是归隐。苏轼深受道家影响,自然少不了对归隐的向往。有人统计,在苏轼现有的360多首词作中,归字竟出现了100余次。苏轼仰慕归隐,但终其一生,却并未有真正意义上的归隐。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说“苏轼一生并未归隐,也从未真正‘归
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深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他所追求的并非外在的“身”的隐退,而是内在的“心”的退隐;他向往的所“归”之处,并非家乡眉州,而是一个使自己复杂灵魂安放解脱的精神家园。
佛家思想同样深深地印入了苏轼的人格和心灵之中。佛家说“万事皆空”,人生中的原本使人烦恼、让人心焦的诸种悖论,生死、贫富……都可以被化解。所以,苏轼渴望超脱生死贫富得失祸福荣辱等一切世俗的悖论对人的心灵的束缚。“了无丝发挂心,置之不足复道世”“还以世俗,永与世俗忘。”他对功利人生结局看得透彻,对富贵等悖论淡然处之。“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短短几行,居然包括了四重境界:吟啸暴风骤雨,一任烟雨平生,笑看雨过微晴,无风无雨无晴。苏轼的一生并非无风雨。三次遭贬,一次坐牢,可谓大风大雨,他却能不俱风雨,一任平生,笑看阴晴。如果说这些都不算什么,最让人佩服的是能够做到无风无雨无晴。方才遇雨,词人未盼晴,也不认为风雨有什么不好,现在天虽然晴了,喜悦之情也淡的几乎没有。就好似仕途中时有晴雨,但在苏轼的心中却无晴雨,十分平静。这不正是禅宗所说的“凡所有象,皆是虚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佛性
常清净,何处染尘埃?”那种内心极其平静、淡然、超脱的人生处世原则吗?
在苏轼的内在人格精神中,儒、道、佛三家思想不是独立的,而是三家相互为用,以一种开放的兼容态度,取三家之精华,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然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博大丰富、表达苏轼独特个性的人格精神。历来士大夫以仕途为人生正途,出世往往是被动不得已的,并不是其主动追求的境界,而是一种对自我进取精神的压抑摧折。苏轼人格精神的意义则在于把儒家的积极入世与道释庄禅的超然出世变为共时代同步,使得道释的出世思想不仅未成为消极因素,反而成为一种独立于污浊现实之上的精神支撑。他卓然不随,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刚正、磊落;乐观、旷达、超然。由此,他在人格精神上占据了常人难以到达的高地,无论何种风浪、百般刀剑,都不能动摇他高贵、独特的人格。
所以,余秋雨先生称赞苏轼“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芒,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冷淡,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想到苏东坡,脑海中最先浮现的就是他坎坷多舛的命运。他因反对王安石为首的“新政派”而遭神宗罢黜,后又因“乌台诗案”被人陷害而罪贬黄州,垂暮之年还被流放到岭南,几乎一直都生存在充满矛盾的党争之中。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在这方面并未过多琢磨,
或许是林本身也是一位感受敏锐、心性纯真的文人的缘故,在这本传记中,他着重刻画了苏轼以一个诗人、画家身份与百姓之间交往的趣闻逸事。凭借着自己阅读过苏轼的七百首诗、八百通私人书简和接近全部的札记,林语堂用洗练的文笔刻画了苏轼这位刚正不阿,既能庄重严肃,也能轻松玩笑的高士风采。林语堂一口气给苏轼定义了悲天悯人的道德家、黎明百姓的好朋友、散文作家、书法家、画家、酿酒试验者、月下漫步者等十数个称谓,总结得出,他是个兼具蛇的智慧和鸽子的温柔敦厚的赤子。这种形象的比喻,一扫以往在我心中沉郁巷劲的那个苏轼,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正直乐观、才华横溢的善良老头子。读罢此书,心境不由豁然开朗,充满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