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上海的“现代性”：一份杂志与它的“城市”(一)

重建上海的“现代性”：一份杂志与它的“城市”(一)

关键词：现代性历史重建都市想象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看到一个文化和媒介现象，那就是越来越多的文学和媒体开始关注上海这个都会，掀起了一股“上海想象”的热潮，本文以《上海文学》这份杂志为个案，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现代性”历史的重建过程，并考察不同时期《上海文学》“城市想象”的变化过程。

一、文化范型与上海的“现代性”传统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看到一个文化现象，那就是越来越多的文学和媒介开始关注上海这个城市，出现了一批专门以上海这个城市为表现对象的作品，例如王安忆的《长恨歌》，以及根据《长恨歌》所拍的电影，张生的小说《白云千里万里》，陈丹燕随笔的《上海的风花雪月》，卫慧的《上海宝贝》等等，而且一些并不熟悉上海的作家都参与到上海的城市书写中，例如吴正（《上海人》）、毕飞宇（《上海往事》、虹影（《上海王》）、朱文颖（《到上海去》）、艾伟（《去上海》）1]，这几个作家除了朱文颖是上海籍贯并居住在苏州，对上海还算比较熟悉外，毕飞宇、虹影和艾伟对上海实际上是陌生，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上海想象”。1995年电影导演张艺谋根据毕飞宇的小说《上海往事》拍摄的《摇呀摇，摇到外婆桥》和导演陈凯歌拍摄的《风月》，以及香港导演汪家卫、许鞍华、华裔导演李安都在他们的作品中热情地展开了上海的“都会想象”。

在这些作品中，上海日渐作为一个主体被记忆、建构和想象出来，张英进在谈到电影中的城市电影时曾经提到城市电影的两种叙事方式：“一种是把城市作为一个背景，另一种是把城市整个融入影片的结构、影像里面。”2]从把“城市作为背景”，到把城市“融入作品的结构”中，实际上反映了上海这个城市正逐渐从“客体”变为一个“主体”被记忆、塑造和想象。上海在作家和导演们的“集体想象”中逐渐成为了一个有特殊意义的象征符号，这个象征符号与“现代性”这样的词语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像王安忆、王家卫《长恨歌》那样，对20世纪30年代“过去”上海的怀旧，还是像卫慧《上海宝贝》那样对当下上海都会生活的描绘，作家们是在“集体想象”中共同绘制和建构一个充满“现代性”的上海都会形象，像张英进所说的那样“上海的‘过去’已成为一种象征的资本，使‘未来’（正在建设的现代化新上海）的‘未来’（全球化后的上海）。换言之，旧上海的‘旧’将成为未来‘新’。”3]“集体想象”的意图是恢复上海的“现代性”传统、重建上海的“现代性”空间。

为何说“现代性”就是上海的传统呢？希尔斯在《论传统》中提出这样一种看法，他认为一种“文化范型”如果持续三代人以上便可以称之为或成为“传统”。4]而自晚清以降，上海就逐渐发展成中国最具有现代性特色的城市，“现代性”伴随着历史变迁，已经成为上海最具有特色的一种“文化范型”，这种“文化范型”的储存、延续早已超过三代人，因而我们说“现代性”就是上海的传统，这也就是为何在今天上海迈向全球化的过程中，“老上海”被时时提及，上海的“过去”不被看成是“陈旧的历史”，而成了张英进所说的“时尚”和“未来”。我们可以拿北京与上海来比较，在整个中国历史中，北京显然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一个重要而伟大的城市，但北京的“现代性”在20世纪早期远远不如“上海”，无论是老舍的《骆驼祥子》、林语堂的《京华烟云》，还是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描写北京的小说都不太具有现代气息，他们作品中的城市空间与中国传统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相比较之下，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上海，则被描述为一个活力四射高度国际化的“现代性城市”，茅盾的《子夜》、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夜总会里的五个人》、《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以及张爱玲的小说，都反映上海追求新奇时尚的“现代性特征”。叶灵凤的小说《红的天使》（1928年）描写了主人公丁健鹤离开北京的片段场景，从这个片段场景，我们可以明显看出20世纪30年代初年轻人对“上海”和“北京”这两座城市的不同“文化想象”：

火车驶出了前门车站，健鹤对于这古旧沉闷的都城，于童年梦境的惜别之外，对着它更怀有

一种深堪的谢意。5]

“古旧沉闷”是丁健鹤视觉和心理中的“北京”，但是上海给他的感觉却是现代、摩登的城市，连同丁健鹤的两个表兄妹，她们离开小说中的“北京”来到“上海”，她们的性格也随着城市的不同而立刻变化，从温柔端庄的“传统女性”，变成了泼辣开放的“现代女性”，“传统”到了上海就变得“摩登”起来，轰轰烈烈的“革命”在上海都会语境中变成了“时尚”。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的作品中也有类似叙述，在他小说《一丛花》中，男主人公从北京回到上海看“未婚妻”，而他见未婚妻的“计划”是这样的：“一、吃夜饭，西餐或中菜，惟玉人之命是从；二、夜游法国公园；三、上跳舞场跳舞。大华、卡尔登亦惟玉人之命是从。”6]他抱怨北京空气古旧沉闷，没有上海那样现代开放，所以他要到上海这个现代性城市放松放松，娱乐一番。一言以蔽之，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引领各种流行时尚和文化趋向，是中国最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城市，所以，我们可以说“现代性”就是上海最显著的特征也是它的“传统”。

《创造月刊》刊登的张资平的《Cura，Coa》很有意思，小说描写了一对恋人站在“大洋百货”橱窗前的神态：“两人只是出到大街上来时，已是满街灯火了。他们俩在大洋百货店的玻璃橱前站一站，眺望里面陈设的物品。他们俩又在本市有名的首饰宝石店里转了转。在煤气灯和电灯光的合成光波中金碧辉煌的装饰品和宝石把他们的视线迷得纷乱起来了。”7]这对恋人的举动和神态不禁让人想起本雅明对于巴黎都市的描述，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被誉为“东方的巴黎”，它以特有的“现代形式”让都市街头的漫游者陶醉于“大洋百货”等商店丰富的物品世界中，但在上海极度物性化的现代氛围，早就让陶醉于中国传统城市“文化想象”中的作家们的不满，中国是一个传统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传统思想和文化成规虽然在五四以后遭受强烈批判，但实际上传统思维还沉淀在人们的心里。从晚清开始，描写上海的小说在羡慕上海“现代性”的同时，总包含着对这个“现代性”城市的某种恐惧，1927年1月1日这个万象更新的新年中，《语丝》富有意味地发表了周作人的随笔《上海气》，他在这篇文章中强烈地批评了摩登、现代的和物质化的“上海”：

我终于是一个中庸主义的人：我很喜欢闲话，但是我不喜欢上海人的闲话，因为那多是过了度的，也就是俗恶的了。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文章也是其一。8]

周作人称“上海文化以财色为中心，而一般社会上又充满着饱满颓废的空气，看不出什么饥渴似的热烈的追求。”9]鲁迅对上海也没有好感，1931年他在那篇著名的《上海文艺之一瞥》中痛骂了叶灵凤的绘画和小说，称其小说和绘画受了“才子+流氓”那类通俗小说的毒10]。就连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包天笑都在《金粉世家》中说“上海这块地方，要糜烂一个青年，那是极容易的事。各种魔窟，一处一处都设准备着，只要你能钻进去，就完了。”11]“新感觉派”作家极力表现五光十色的上海城市生活，给人们提供了观察城市的新视角，但他们的作品仍不时对这种“高度的现代性”感到恐惧。绝大部分作家提及北京，则多是溢美之辞，郁达夫的《古都的秋》、老舍的《想北平》都把北京描绘成适合居住的天堂城市。

总之，自19世纪末上海便建构了自己的“现代性”身份，它是一个令人好奇向往，却又让人恐惧不安的现代性大都会。

二、未完成的“现代性”

但上面所述20世纪30年代前后上海“现代性”建构，被李欧梵等看成是一个“未完成的现代性”，李欧梵认为上海的都市文化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了高潮，而这一高潮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被打破，尤其是在1949年，所谓“新中国”的建立反而被看成是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性”的中断。张旭东、张英进等人并不把1949年以后的“中国”看成是现代性叙事的中断，而将其看作是另外一种“现代性叙事”。我们在这里仍然延续李欧梵“现代性”中断一说，因为“现代性”意味着都市化、西方化、国际化和时尚化，而在1949年之后的近30年代中，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