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税

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税先秦时期的农业税根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农业税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夏代。

它在建立了国家机构之后，就开始向民众征收贡赋。

贡赋的内容，一是对农产品的征收，二是各地方臣属向中央贡献的土特产品。

贡就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税赋，我们通常所说的贡品、进贡就由此而来。

商代的田赋制度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助法。

纳税的形式，是使八家之力助耕公田，以公田所获交公，税率名义上是十一税（也叫“什一税”），私田不再纳税。

助法实际上是一种借民力助耕的劳役地租。

到了西周时期，土地国有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千里王瓷内，以都城为中心，由近至远分为郊、州、野。

在郊、州居住的人称为国人，在野居住的称为野人。

无论对国人还是野人，都按井田制授田。

在税收上，对野人仍实行助法，对国人则实行彻法。

彻法是把九百亩土地分成九个百亩一块的田，平均分授九夫，年终，按百亩的实际收获量征收实物，税率也是十分之一。

实行彻法，劳动者可以多收多得，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彻是比贡和助都进步的田赋制度。

春秋时期，周天子式微，诸侯崛起，井田制逐渐废弛。

周定王十三年（前594年），鲁宣公实行“初税亩”（宣公15巧年），也就是按亩征税。

过去只在公田按十分之一征税，现在公田、私田一律收税，税率变为十分之二，改变了西周以来的赋税制度。

需要说明的是,“初税亩”是历史上成熟的农业税收制度，一般就将它当作中国农业税制的滥筋。

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税迄今为止已经存在了2600多年。

从原始形式的“贡助彻”到履亩而税的“初税亩”,是税制的一个明显进步,在实践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首先，是促进了农业税制的进步和发展。

“初税亩”的实施使中国的地租从劳役形态发展到实物形态，这一税收形式促进了中国由领主制经济向地主制经济的过渡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建立和巩固，其次，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初税亩”使农民从人身奴役下解放出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由地从事生产劳动，有利于农民发挥自己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战国时期，生产工具得到很大改进、农作物产量增加，与当时的税收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三，国家财政实力得到增强。

“初税亩”为当时的封建国家创造了牢固的财政基础和充足的税收来源,使一些国家在短时间内壮大了经济实力,进人“战国七雄”的行列。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农业税秦汉时期的土地税称为田租。

秦代田租的课征范围主要是谷粟和”刍覃”(秸秆)。

由于秦制允许土地兼并，遂使“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而田租却是“舍地而税人地数未盈,其税必备” ,不沦实际土地有多少,只按政府掌握的每人应有土地亩数征税，人户即使并无那么多土地，也要按此数目完税，“是以贫者避赋役而逃逸，富者务兼并而自若”。

广大农民的负担相当沉重：“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

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这里所说的力役，主要是指服兵役口赋，则是按人口出钱的人头税。

两汉的田租仍然征收谷粟和秸秆等实物。

汉初休养生息，轻徭薄赋。

虽曾一度增税,但惠帝即位后又恢复了十五分之一的税率。

文帝时下诏将税率减为三十税一，文帝十三年（前167年）还免除了一年的田租。

此后，自景帝至西汉末年，田租的税率大都是三十分之一。

两汉轻税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与此同时，自耕农的负担也可稍微减轻一些。

但是，汉代以人口为征收对象的口赋、算赋、军赋、更赋等，才是政府的主要收人，形成了农民的沉重负担。

曹魏时期的赋税分为两种，一种是对郡县编户（包括各级官吏、地主、工商业者和自耕小农等）征收的田租和户调，一种是对屯田客（东汉建安元年曹操开始屯田，其劳动力为招募而来的农民，称屯田客）征收的租赋献帝建安五年（200年），曹操推行一亩收租四升的税亩制度，取代了两汉按产量收租的三十税一制。

屯田客初专以农桑为业，不负担力役、兵役。

西晋改变了两汉履亩而税的制度，将田租与户调合并，按户征收，九品相通官吏及其亲属拥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赋役均由郡县编户中的庶民以及编户外的吏、士之家负担。

诸侯王还要”三分食一”（即以各封国租调中三分之二归朝廷，三分之一归诸侯）。

北魏初年，赋法承袭晋的租调制度，但常赋不断加重。

北齐和北周继续实行均田制，但税赋重于北魏，北周尤甚。

不过，北周规定的区别对待丰年、中年、下年的征收方法，尚有可取之处。

隋唐五代时期的农业税隋朝的租调制也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施的，隋朝的租、调皆轻于前代，摇役却十分沉重。

虽有减轻摇役的明文规定，但实际上却是经常滥用民力，隋亦因此而亡国。

唐朝开国后，继续实行均田制。

唐代前期的租庸调制，就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制定的租庸调制以人丁为本，不论土地、财产多少,只按人丁交纳规定每丁每年纳租粟二石,调，随乡土所出，纳绢(或线、施)二丈，绵三两；不产绢绵的地方，纳布二丈五尺和麻三斤。

每丁每年服役二十天，如不愿服役，可以纳绢或布代替，一天折合绢三尺，叫做庸。

如果朝廷有事而额外加役，加役十五天免调，三十天则免租调，每年的额外加役，最多不超过三十天。

租调收时，据收成好坏，定减免办法租庸调制之外，还有户税、地税的征收，户税按户等高低交纳，属于资产税性质；地税按亩或按户等交纳义仓粟。

户税和地税在赋税中越来越重要，并逐渐取代了租庸调，为后来两税法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安史之乱以后，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被彻底破坏，居民大量破产、逃亡或转为佃户,户籍紊乱，租庸调无法征收。

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改革税制，废除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实施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先预算出国家财政支出的数额，然后定出财政收人的总额，“量出以制人”，再把数额分配给各地，向民户征收。

无论主户还是客户（寄居的外来人户），一律编人所居住的州县户籍,在居住地纳税。

流动的行商也要在所在州县纳三十分之一的税。

纳税者不分丁中，一律”以贫富为差”，也就是按照资产的多少交纳。

”取大历（代宗年号）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制定税额，实际是建中（德宗年号）以前各种税的总和。

两税法简化了税制，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朝廷的收人，百姓的力役负担也有所减轻。

可以说，两税法是中国赋役史上意义重大的制度改革，它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五代时期，基本沿用两税法，但纳税期限有所变化。

两宋时期的农业税宋朝建立后，对前代的赋税制度做了整顿，还有不少新的发明：1.沿纳。

唐末五代，田赋以外收取各种物品，折成税赋，称杂变之赋，也称沿纳。

人宋以后，一仍其旧。

2.支移。

民户送纳田赋本有固定处所，但为了以有余补不足，有时就需要把田赋输送到其他地方，实际相当于服力役，称为支移。

3.折变。

征收田赋本有固定物品，而因一时所需，改征其他物品，称为折变。

4.和买。

也称预买，即官府出钱预买民间货物。

始于南朝，盛行于两宋。

太宗咸平二年（999年），朝廷决定在春天借钱给需钱的民户，方式是朝廷预买民户的绢匹，绢价也高于市价，民户随夏、秋田赋纳绢，后来推及全国。

5.和籴。

本指官府出钱向民间购买粮食及其他实物，始于北魏。

宋代为军需征购粮草,称为和乘。

太祖时为免丰年谷贱伤农，朝廷采取增价征收的办法。

后来逐渐变成按户等强制征购，实际上成了田赋的变相附加税。

6.预催。

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南宋时尤为普遍。

夏税原规定八月半纳毕，朝廷却决定夏税必须七月底以前送到首都临安（今杭州）这样一来，各地就得六月，甚至五月收完夏税。

7.预借。

提前征收本年度田赋或征收下一年及以后年度的田赋，称为预借。

两税本来不得预借，但往往有预借一两年甚至五六年的。

预借的税额不止于两税正额，支移、折变、加耗等等，也是税上加税，使农民负担成倍增加。

辽西夏金元时期的农业税辽朝的赋税主要分为对部民、对农户和对属国属部的征收三部分。

契丹和奚人诸部牧民，以羊为常赋，按等输羊。

等的划分，以拥有牲畜的多少为标准。

常赋之外，还有鞍马珍玩等贡赋。

此外，部民还要按等出力役和服兵役。

农田有官田和私田两种。

官田又分为屯田和闲田两类。

屯田收粟归官；闲田多募流民耕种，初免租赋，数年后或由垦种者租佃，向国家交租，或允许农民占为私产，依例纳赋。

私田计亩缴纳赋税。

农户因居地不同，税收负担也不一样。

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年-1169年）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关于农业租税条，对不同地区、不同农作物的纳租标准、数量、交纳时限、人库及逾期不交和逃租者的处罚等都有详尽的规定。

如规定无宫方谕文，不许擅收租户钱物及摊派杂役；农民可在所租土地以外的沼泽、荒地上开垦种植，三年不纳租税，超过三年后，一亩纳谷物三升。

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还有若干免税措施。

金代的地税分为两种，一是女真族的牛头税，一是中原的两税。

牛头税是女真族猛安谋克户向国家交纳的赋税。

其制度是以每一来牛三头为一具，一具限二十五口人，受田四顷四亩徐，按年输粟，官与民占有土地不得超过四十具。

中原的夏秋两税皆输粟米或麦，夏税亩取三合（十勺一合，十合一升，十升一斗，十斗一石）,秋税亩取五升，此外纳秸一束，束十五斤。

元代因南北情况不同，采取不同的赋税制度。

北方赋税分为税粮和科差两大类。

税粮有丁税和地税两种不同形式。

工匠、僧、道、也里可温（基督教徒和教士）、答失蛮（伊斯兰教教士）、儒户等纳地税。

绝大部分地区的民户和官吏、商贾都按成丁数缴纳丁税。

明代的农业税明初田赋制度仍然实行唐宋以来的两税法。

分夏税和秋粮两次缴纳。

夏税不超过八月，秋粮不超过次年二月，主要缴纳米、麦，还有丝绢和钱钞。

用米、麦缴纳的称本色，用丝绢和钱钞折缴的称折色。

明中叶后，土地兼并加剧，大量自耕农和小土地所有者失地破产，被迫逃徙或充当佃客，政府掌握的税田额数也大幅减少，致使黄册和鱼鳞图册名不副实，因而赋役征派也就失去了依据。

对此，不少人提出了改革措施,并进行了多种富有成效的尝试。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由首辅张居正主持推行于全国的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在万历八年大规模清丈全国土地的基础上进行的。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

一岁之役，官为金募。

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

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其要点是：1.以州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额，各州县原有的赋役总数不减少。

2.先将田赋和摇役分别合并，再各折算成银,最后将赋银与役银合并征收。

3.取消力役，由政府雇人应役，役银由人丁和田地分担。

4.征收和解运由官府负责。

一条鞭法将赋役编审单位由里甲扩大为州县，对不同里甲之间民户负担的苦乐不均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将户丁负担的部分摇役摊人田亩，按亩而征，使差摇主要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户的赋役负担。

雇役取代直接征发力役，使长期以来因摇役制对农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关系有所削弱，使农民多了一些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