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理论之后_的理论与文学理论

2009年第1期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 o.12009 (总第191期) JOURNA L OF XI AME N UNI VERSITY(Arts&S ocial Sciences) G eneral Serial N o.191“理论之后”的理论与文学理论Ξ
阎　嘉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　要:20世纪后半期出现的“理论高峰”,结束了追求“纯粹性”和“绝对性”的封闭型的理论形态,产生了各种追求跨越学科边界的“宏大理论”。

在这一“理论高峰”之后,出现了多元化的理
论形态。

考察这种趋势的一个重要立足点,是对历史和社会语境的关注。

由此可以发现,不断剧
烈变化着的语境导致了源源不断以反叛和挑战姿态出现的激进理论思潮。

这种思潮不仅终结了
封闭型的理论形态,而且也造成了理论跨越学科边界的境况和各种理论形态并存的现状。

理论形
态多元并存的“马赛克”景观,成了“理论高峰”之后的理论与文学理论的总体面貌。

关键词:“理论之后”;文学理论;多元并存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9)01-0032-07
一
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其近著《理论之后》中认为,今天的文学理论正处在“理论高峰”之后。

伊格尔顿所说的“理论高峰”,是指大约从1965年到1980年的15年间,一些西方思想家所提出的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或理念。

如果要罗列这些理论家的名录,包括了一大批为我们所熟悉的名字:雷蒙德・威廉斯、路西・伊里加雷、皮埃尔・布尔迪厄、朱莉娅・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于尔根・哈贝马斯、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爱德华・萨义德、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路易・阿尔都塞、雅克・拉康。

在伊格尔顿看来,理论意味着对引导我们的各种理论设想和假设进行理性的系统反思,上述理论家正是在这个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如今,我们似乎还生活在他们的各种理论的阴影之中,其后果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们对这些理论家的洞见有了日益丰富的理解,对他们的原创性理论加以运用、发展并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是人们在某些方面偏离了他们所提出的理论,试图在新时代到来之时寻找到新的思想方向。

可是,伊格尔顿认为,我们目前尚未寻找到理论的新方向,尽管时代和语境早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我们却只能暂且仰仗“理论高峰”的那些大师们的鼻息。

这些基本判断和预言,显然出自他对理论自身的性质与使命、剧烈变化着的国际语境、如何实现对理论的超越等重要问题的某些深刻的洞察和焦虑。

他所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索。

Ξ收稿日期:2008-10-23
作者简介:阎嘉,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首先,我们需要对“理论”及“文学理论”术语的意涵进行一番反思。

威廉斯认为,源于希腊语“theoria”的“理论”这个词语,原本是指沉思、景象、心里的想法等。

[1]可对“理论”的另一种理解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即“理论”是指“俯察直观到的流动外表背后稳定不变之真相的方式。

因而,理论与‘存在’、同一性和可认知性优越于‘生成’的特权相联系”。

正如德勒兹认为的,理论知识将生命在时间中的流动固定下来并使之空间化了。

[2]这里存在一个基本的悖论:通常所说的理论,要洞悉现象背后的某种固定不变的真相、本质,将其固定下来;而现象界却始终处于不断的流变和生成之中。

于是,如何通过不断的流变、生成去把握固定不变的真相,就成了理论始终都要面临的一个悖论。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所谓“理论高峰”之前以理性主义为主导的“理论”,大多以自上而下的“俯察”姿态,试图通过收集生活世界和各个特定领域的各种“事实”并对它们进行归类,从而去洞察和把握某种永恒不变的“本质”或“真相”。

而更多的“理论”,则是从某些先验的、形上的信条、学说、主义或思想体系出发,用它们去解释和说明各种特定的活动(个人的与集体的)、各种存在的事物(自然的与社会的)以及内心的想法等等。

这种理论观可称为总体式的或形而上学式的理论观,它具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它设想存在着某种固定不变的本质和真相;第二,它赋予了理论以“解释”流变中的世界的特权;第三,它追求理论的“纯粹性”和“绝对性”,试图确立某些具有普遍性的固定“规范”;第四,它相信“解释者”的主体性和理性,并因此赋予“解释者”以权威性。

例如,20世纪前半期出现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理论,主要致力于寻找所谓“文学之为文
“普遍性”、
“纯粹性”等,而它们在不断流变和异常复杂的文学现象中寻“规范性”、
学”的“内在性”、
找到的不外乎是语言、结构这些文学要借以构筑其世界的媒介和手段,把这些相对稳固和易于觉察到的因素当作相当于普世性真理一样恒久不变的专属于文学的“内在性”;但是,却把生活世界、内
“普遍性”、
“纯粹性”之外。

“规范性”、
心体验、个体经历、想象和价值等等放逐到“内在性”、
其实,伊格尔顿本人对理论和文学理论的这种状况,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和理解。

比如,他在谈到“理论”的生产者———知识分子时说道:“由于他们要致力于各种根本的社会、政治和形而上学问题,所以他们必须熟悉不止一个学术领域。

例如,在雷蒙德・威廉斯、苏珊・桑塔格、于尔根・哈贝马斯、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或米歇尔・福柯这些学者身上,可以贴上怎样的学术标签呢?没有任何明确的词语可以用来描述这类思想家,这是‘理论’这个相当含糊的词语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

他们的作品不可能被轻而易举地归类这一事实,正是理论之意义的核心内容。

”[3]“在某种意义上,从20世纪60年代向90年代的转移,使理论显得更加尴尬。

结构主义、阐释学和类似理论令人晕眩的抽象,让位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较为明显的现实。

”[4]后现代主义“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抨击绝对真理、客观性、永恒的道德价值、科学探究和对于历史进步的信念。

它质疑个体的自主性、僵化的社会规范和性别规范,以及相信世界具有牢固的基础”。

[5]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格尔顿的这些认识,道出了启蒙主义运动以来追求理论的纯粹性和相信世界、真理、本质、规范的理性主义思潮的衰微,以及追求跨越学科的“宏大理论”的后现代“理论高峰”的出现。

一般来说,人文学者并不十分关心用某种“理论”去说明或解释某种“实践”;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更为关注的是理论本身的发展、演变及其现实状况,关注的是就理论本身所进行的各种“建构”活动。

后现代的学者们相比之下更看重的是理论建构活动本身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认为其并不亚于用理论去解释或说明世界。

总体性的理论观却认为,理论作为一种思想或观念的体系,可以成为解决实践问题的锐利武器;理论自身的发展演变,始终是进步的和进化的,其发展演变的路径是线性式上升的。

然而,这些观念在后现代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质疑。

例如,福柯提出过“理论工具箱”(theory2as2tool2kits)的看法。

他拒绝了在过去把理论看成是系统化和总体化的观点,突出强调了理论的多元性和差异性。

他认为,既然理论不过是对事物的解释,那么世界上有多少种事物就有多少种解释;理论随着解释者视角的变换而变换,每种视角都对应着一种解释、一种意义和一种理论;既
然现代社会的制度、权力和话语是分层的与多元的,那么在理论上对它们的解释就应当是分层的和多元的;我们不应当谋求某种特定理论的话语霸权。

因此,各种不同的理论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工具箱中不同工具之间的关系一样,各自都有不同的功用,相互之间在地位上没有什么差别。

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理论从未终结;理论既不是沉思,也不是反省或交际,而是创造概念的思想活动;因此,概念创新是理论的动力。

他们在《千层高原》中提出了思想发展的“块茎”理论,认为从柏拉图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就认为人类的思想及其发展是所谓“树状的”(知识之树),而现在到了终结这种状况的时候。

对他们来说,思想和理论不是树状的,而是块茎状的。

“树是分叉的,而块茎则是缠绕的,而且只是缠绕。

树就像动词‘生成’,而块茎的构造则是连词‘和……和……和……’。

这个连词具有足够的力量摇撼和颠覆动词‘生成’。

”[6]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看来,块茎成了一种“非中心系统”的形象,也构成了后现代“无结构”的理论概念的核心。

“树”是有结构和有等级的,“块茎”则是没有等级、没有结构、开放和散漫的,它由“许多入口、出口和自身的逃逸路线”构成,这些逃逸路线就是典型的“非中心”或“游牧”的思想。

也有学者和思想家对“理论”持强烈否定的态度,甚至提出了“理论之死”的命题。

这种倾向在美学和文艺领域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西方学术界,从卢梭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始终都对理论和理性抱着怀疑与排斥的态度,认为理论对于理解文学和艺术作品毫无帮助。

他们认为,如果理论的目的是要对理性和各种理念表示怀疑的话,那么进行理论的思考就必定与理论的目的相反;如果理论意味着一种持续不断的斗争的话,那么这种斗争的终点绝不是要取得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理论”形式。

他们还认为,理论会妨碍和扼杀我们天然的“喜好”与“良好感觉”;在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众多不可呈现的东西,它们是全然无法用理论和理性来把握与理解的。

哈罗德・布卢姆认为,在理论上对文学进行探讨,不过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修饰,因为文学是不可呈现的,只与爱好有关。

怀疑和否定“理论”的倾向,并不仅仅是如今才有的事情,只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表现得尤为突出罢了。

二
当然,在后现代之后,在“理论高峰”过去之后,对既往的总体性理论或形而上学理论的根本性解构和向着新的方向寻求理论建构的努力,自然会招来进一步的反思、批判和反拨,比如再次强调回到“文学”本身,回到形式或“审美”这种“纯粹性”之上。

但是,当我们在对理论本身进行反思和批判时,不应当忘记一个最为基本的道理:任何理论都具有它自身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源。

其一,说理论具有历史的根源,是强调无论什么样的理论,无论它自认为有多么崇高和独特,都与过去的种种理论有着或明或暗的传承和影响关系;其二,说理论有其现实根源,是要强调理论所提出的问题和问题意识,都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现实世界和时代语境的基础。

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以阐释学这门“阐释的科学或艺术”为例,说明了现实语境对于理论发展的重要性。

人们通常认为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是阐释学的创始人,但却很少知道,施莱尔马赫对“阐释艺术”的兴趣产生于他应邀翻译一本名为“有关英国在新南威尔士殖民的报告”的书籍,这本书记录了作者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遭遇的情形。

施莱尔马赫所关心的是,如何理解那些看起来与我们极为疏远的人们的信仰。

阐释的艺术就产生于与殖民地有关的遭际之中。

[7]这个例子提醒我们:新的理论产生于其中的语境,可能远不是我们通常所以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类似于舞台表演中的布景或背景一样的东西。

新理论产生的动机、旨趣、问题意识等等,都与语境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就文学理论而言,我以为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例子是颇为典型的。

这两种在中国文学理论界影响很大的理论,与其产生的语境之间的关系尤为特殊。

俄国形式主义出现的1914年及其活跃的20年代,在欧洲的历史上恰恰是一个各种激进意识形态、战争与和平、革命与反革命的潮
流此起彼伏、风云激荡的时刻。

在这个剧烈动荡的历史语境中,在俄国形式主义的产生地俄国,列宁所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成功,并且与各种反动势力进行着殊死的搏斗。

而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一群年轻大学生却关进书斋里研究作为艺术的诗歌的“纯粹性”,并且号称“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

[8]这个表面上要使文学独立于激进政治和意识形态潮流,独立于道德、宗教和社会生活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派别,在特殊历史语境中要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追求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纯粹性”的独特姿态,其本身是否别有意味?我们稍作考察就会发现,这个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派别曾经与在意识形态和艺术上非常激进的未来主义(拥抱科学和破坏过去的一切文明是未来主义最为重要的特色)有着特殊关系。

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埃亨巴乌姆就说过:“在文艺学领域里,形式主义是革命运动,因为它把这门科学从古老而破旧的传统中解放出来,并迫使它重新检验所有的基本概念和体系。

”[9]他们所谓的“解放”,其实是要反对从思辨哲学、意识形态、政治、宗教、道德、作家经历、历史背景、社会心理、个人情感等方面来研究文学,要把文学研究当作一门客观的科学。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鼎盛的“新批评”的理论追求,同样与冷战时代的复杂社会语境有着密切关系。

我们今天对各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不时表现出来的热情,在某种意义上也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的和现实的语境因素。

事实上,我们应当注意到,由于两次极具破坏性的世界大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等特殊社会、历史语境,在整个20世纪的理论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以批判、颠覆、破
“新马克思坏为主旨的激进思潮。

一方面,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直到今天,以“西方马克思主义”、
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等等为标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几乎占据了理论的半壁江山。

它们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理论批判和建构的起点,从社会历史、意识形态、文化研究、社会制度诸多非“纯审美”的角度,提出了至今依然有着巨大影响的理论。

只要提及卢卡契、本雅明、葛兰“纯形式”、
西、霍克海默、阿多诺、阿尔都塞、马尔库塞、布洛赫、戈德曼、萨特、杰姆逊、威廉斯、伊格尔顿、哈维等等理论大家,大凡从事理论研究的人都耳熟能详,也经常援引他们的观点。

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我们至今还在“仰仗他们的鼻息”,运用着他们的理论硕果,对文学、美学、文化,乃至日常生活进行批判与反思。

在另一方面,从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现代性历史进程的推进,在尖锐对立的各种激进思潮彼此对垒和较量的同时,资本主义内部也始终弥漫着对官方的高雅文化强烈不满的各种思潮。

直至今日,反思和批判既有的各种理论,几乎成了激进知识分子的职责和使命。

在20世纪之初,尼采的理论曾经在西方理论界引起过轩然大波。

与其说尼采的意义在于创立了某种新的理论,倒不如说他所开创的颠覆和破坏传统理论的姿态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他在新理论上的建树。

此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意义和价值,主要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文明和秩序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与批判。

他作为一个犹太人,对资本主义所宣扬的“永恒价值”和“稳定不变的秩序”表示强烈的怀疑,以至遭到那个社会的排斥和放逐。

在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中的种种理论,绝大多数带有对传统和现实强烈不满与反叛的激进色彩。

它们一方面挑战和反抗启蒙运动以来作为理论之核心和支柱的“主体性”理论与理性主义,一方面又拥抱科学和技术;它们一方面追求“永恒”与“纯粹”,一方面又以破坏者姿态赞美、歌颂“短暂”和“流变”;它们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的高雅文化发起猛烈批判,一方面又以“先锋”的精英姿态自居;它们一方面以怀疑的态度反思和批判一切,一方面又试图建立各种封闭性的理论体系;它们表面上反感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理论的介入,但它们对理论的关注却绝对不是理论的“纯粹性”和美学上的“纯粹性”。

在1965年到1980年的“理论高峰”时期,西方社会语境中出现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解放、反战和反核运动、女权运动、嬉皮士运动、环保主义等等激进思潮此起彼伏、风起云涌,它们不可能不对处于这些语境中的理论家们产生深刻的影响。

正如伊格尔顿评论说的:“那是一个消费社会开始兴盛的时代;在其中,媒介、通俗文化、亚文化和年轻人的狂热最初作为需要认真对付的社会力
量而出现;在其中,社会等级与传统风习遭到了嘲讽的攻击。

整个社会的感受力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转变。

我们从真诚、自律和顺从,转向了冷漠、享乐和不顺从。

只要有四处弥漫的不满,就存在着虚幻的希望。

有一种被激励起来的普遍感受,即现时的处境就是如此。

”[10]也是在这种社会语境中,过去那种到科学、形式、语言、结构中去寻求颠覆、破坏或逃避的理论追求,纷纷转向了对于艺术、快乐、性别、权力、异性、语言、疯狂、欲望、精神、家庭、身体、生态、无意识、族群、生活方式、文化霸权、散居、地缘政治、社会体制等等问题的关注。

在这个时期,各种“宏大理论”冲破了追求“纯粹性”的形式主义藩篱,向着与迅速变化着的社会中与人的生存有着密切关系的种种“宏大”理论问题的弥漫,于是就有了艾柯、德里达、利奥塔、福柯、巴特、哈贝马斯、克里斯蒂娃、德勒兹、布尔迪厄、波德里亚、萨义德、列斐伏尔、索亚、哈维、斯皮瓦克、齐泽克等人留给我们的种种理论遗产。

今天,他们的理论和影响正在全世界的理论界扩散,甚至出现了理论的“泛化”现象。

从20世纪的历史和社会语境的变迁中,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发现:无论是西方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现,还是各种反资本主义的激进理论的产生,都同大半个世纪中剧烈变化着的历史与社会语境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或者也可以说,是剧烈变化着的历史、社会语境和各种激进思潮直接导致了20世纪各种理论的产生。

即便是那些试图追求理论之“纯粹性”的形式主义和美学理论,在根底上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或者以“保守”的面目表现出来的某种激进思潮。

在20世纪,理论上的激进思潮和批判反思意识,几乎构成了整个世纪之中理论和文学理论中的主导性潮流。

各种专业理论“溢出”自身,不仅是理论自身发展的追求,同时也是历史和社会语境使然;追求理论之“纯粹性”的趋势被边缘化、被挤出潮流之外而成为明日黄花,同样也是理论自身的使命和社会语境使然。

三
在“理论高峰”之后,随着冷战和各种政治、文化运动的结束,社会语境中的各种激进思潮似乎正在逐渐趋于平静。

尽管不再试图以各种“宏大理论”来对现实和理论本身进行反思与批判,也没有了试图建立各种“总体性”理论的努力,但是,由“理论高峰”时期的各种“宏大理论”所开拓的跨越各门学科边界的风气,依然在不断延续和深化。

这也促使我们对理论自身的状况和形态进行反思的反思。

首先,必须反思理论自身是否具有君临一切的特权;其次,必须反思理论与现实、生活世界的隔膜和疏离;再次,必须反思理论自身必然要受到的各种制约;还有,必须反思理论的生命力是否就在于概念、知识、体系本身的演进之上;最后,也必须反思理论的概念、知识、系统等,与事实、体悟、感受、价值判断等之间极为复杂的交错关系。

总之,任何一种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都应当对自身目的、预设、架构、功用、合法性、有效性、局限性等根本性问题进行清醒地反思。

平心而论,伊格尔顿对“理论高峰”之后理论走向的看法,似乎带有某种悲观的色彩。

其悲观看法的根源,大概在于他自己似乎依然停留在“宏大理论”思维的余波之中,或者在内心深处仍然隐隐希冀着再次出现新的“总体性的”“理论高峰”。

但是,经过现代、后现代和后现代之后,可以明显地看出:一方面,我们未必就一定要仰仗“理论高峰”时期的种种理论的“鼻息”并生活在它们的阴影之中,我们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多元”或“多元化”,首先就意味着经由深刻反思而来的自觉的理论选择;另一方面,过去那种“纯粹的”、“自恋的”、“总体性的”、“封闭的”理论左右一个或几个时代的历史,已经不大可能再拥有昔日的风光,理论旨趣和形态方面的“马赛克”局面,可能不仅仅是当下理论与文学理论的实际状况,大概也是今后相当长的时间段中理论演进的基本趋势。

因此,我曾经使用“马赛克主义”这个词语来描述现代之后的理论状况:“‘马赛克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也是当今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基本面貌。

在外在表征上,后现代的‘马赛克主义’一方面是极力追寻‘多元化’,以此来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或操纵;另一方面则呈现为‘碎
片化’,即不以建构宏大理论体系为目的,往往从一个特殊角度或阐发一种观点,或对传统理论进行解构,甚至打破学科界限,在跨学科的层面上来探讨某个问题(例如‘性别’问题)。

”[11] 20世纪已经出现的各种理论主要有如下几种形态,它们在理论的旨趣与追求、对待理论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对理论自身局限性的认识等问题和方向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值得我们思索。

1.封闭型的理论。

典型的有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各种形式主义的理论派别和理论系统。

封闭型理论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试图寻找到可以一劳永逸地处理各种复杂现象的永恒不
“框架”等等。

它们回避了事实与价值判断、真相与虚构、个“话语”或“体系”、
“规律”、
变的“法则”、
体感受与表达媒介、偶然性、社会、历史等论述框架,把某些概念、体系当作本质性的论述基点,试图
“文本细读”,排斥自身框架之外的一切话语形式。

追寻具有普世性的理论阐释框架,诸如“文学性”、
这种理论形态从19世纪晚期的自然主义以来一度具有强大的势力,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达到顶点。

它一方面与所谓的“科学主义”潮流有着紧密的联姻关系,另一方面又以纯粹性、独立性、中立性、封闭性的姿态试图摆脱具体社会语境。

因而,这种理论形态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和自恋的色彩,而在实质上,它们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有限性的理论体系。

2.开放性的理论。

20世纪出现的各种开放性的理论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既要挑战传统的理论、观念、体系,也要挑战追寻永恒不变和纯粹性的理论形态。

例如,保罗・德曼在《抵制理论》(1986年)一文中认为,首先,不能把(总体的或特定)的“文学”理解为由“能指”(交流手段)所传达的“所指”(透明的信息),因为直接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文学“是”什么,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解释,这并不是由于文学理论发明了什么,而是由于不同时代对文学和文学文本都有不同的理解;其次,文学文本的含义并不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客体,也不是独立于各种语境之外的,因而其含义不可能被任何阅读或解释耗尽,没有任何人能断定某种解释比另一种解释更具有说服力,因为文学真正的特点就在于其“不可枯竭性”。

[12]其实,德曼的观点成了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人一再呼唤的开放性理论观的典型代表,而这种趋势中的另一个典型代表就是作家约翰・巴思影响很大的短文《枯竭的文学》(1967年),这篇文章引发了西方文学理论界所谓的“批评之死”的话题。

3.有限性的理论。

“有限性”的理论形态是相对于“总体性”的理论形态而言的。

总体性理论形态产生的原因之一是20世纪出现的理论生产的跨越国界和跨越学科的趋势,它试图打破传统学科划分的藩篱和边界,努力跨越哲学、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文学和各种艺术的边界,试图寻找到打通和论述各种学科问题的共同基点。

而有限性的理论认识到了总体性理论的巨大局限,即很难寻找到把各个学科的不同问题统摄起来的理论“原点”;即便预设出了某个“原点”,其解释的有效性却是大可怀疑的。

因此,有限性的理论往往把焦点集中在某个学科的某些特定问题之上。

比如接受美学只关心读者问题,阐释学只讨论意义产生的问题,符号学只关注表达媒介本身的特点和功效问题等等,它们的共同出发点是认识到了“总体性”理论在实际上的不可能性。

4.“游牧式的”理论。

如前所述,德勒兹针对传统理论形态中心式、直线性、单向度的因果逻辑、封闭性的特点,提出了所谓的“块茎”式或“游牧”式的理论形态。

德勒兹坚持认为,概念化的知识始终是狭隘的;概念化的知识关注的是固定不变“存在”、“本质”,却没有注意到知识和理论总是处于不断的“生成”过程之中;概念化的知识只关注现象之下的“同一性”,而真正的知识和理论关注的焦点则是“生成”和“差异”,它们要追问各种事件、差异和奇异现象如何可能。

这就是对传统的“理论”的超越。

对德勒兹来说,“游牧式的”理论“要求我们说明我们如何阅读或看待一个文本,我们如何产生出意义。

它要求我们反思我们作为读者和解释者的实践与观点。

一旦我们承认理论的可能性———即我们总是从某种观点去接近文本———那么我们也会承认:一切声称没有理论的解释都不过是对它们在解读中必须采取的决定和假设的忽视”。

[13]“游牧式”理论强调不断地“生成”,而生成的基点并非固定的、单一的、线性的,而是在联系中不断衍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