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民族社区研究综述

国内外民族社区研究综述1引言“社区”是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术语，由德国社会学家T?nnies(1999)于1887年提出。

20世纪20、30年代，以帕克(Park R E)、伯吉斯(Burgess E W)、麦肯齐(Mckenzie R D)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以都市社区为研究对象，对“社区”一词的内涵进行了重新的阐释，并发展出一系列社区研究理论(费孝通,1999)。

在该阶段，大都市内不同种族和民族居民居住地得到了政府和学者的关注，以民族成员为社区人口构成主体，兼具社会性和民族性的特殊社区类型，即民族社区，成为研究的重心(高永久等, 2009)。

同一时期，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首次将“社区”概念引入中国(费孝通,1999)。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变迁，社区概念被赋予了更多具有本土特色的内涵，已经从一种具有精神和情感内涵的“社会类型”，逐渐演变成了以文化为核心、具有地域内涵的“地域性社会”(孙立平, 2001)，并且在新的社会实践形式下出现了多样化的形态。

在中国，民族社区主要指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聚集地内，以少数民族成员为主体，以民族社会成员的共同地缘和紧密的日常生活联系为基础的民族区域性社会，是一个兼具社会性和民族性的社会共同体，表现为小型民族社区(即一个村寨)或大型民族社区(多个村寨形成的地域综合体)。

与国外民族社区研究不同，受国内经济发展程度差异的影响，乡村地区的民族社区成为研究重点。

本文以“ethnic community”、“ethnic minoritycommunity”为关键词进行国外文献检索，以“民族社区”、“少数民族社区”、“民族旅游社区”、“民族旅游村寨”等为关键词进行中文核心期刊检索，并涉及关于“土著居民”、“乡村社区”、“旅游感知”、“城市空间结构”和“乡村空间系统”等领域，共计获取18本专著和百余篇论文。

基于文献分析，对民族社区相关研究领域、方法、内容和理论进行梳理和总结，旨在对比国内外研究的不同，并对国内民族社区未来研究重点进行展望。

2国外民族社区研究进展国外民族社区的研究起源于民族人类学、社会学家对初民社会的原始部落研究(Boas,1974)，通过典型社会学方法探索初民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

之后出现的以乡村社会学和乡村地理学为理论基础的乡村地区少数民族社区研究，主要通过定性描述来分析乡村少数民族社区的历史和社会现象(陆翔兴, 1989)。

二战前后，乡村民族社区研究曾出现一段时间的停滞，重心也转移到城市民族社区研究(Willbern, 1966)。

20世纪30年代以来，城市民族社区研究一直以欧美国家为主导，主要分析城市中本土少数民族和外来民族移民聚集地的生存状况、存在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Rosenblum et al,2011)；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生活环境的恶化，乡村社区研究复兴，其中乡村民族社区的变迁研究成为热点(Rice,1977)。

该阶段地理学与民族学、社会学的结合，提升了城市和乡村民族社区研究的全面性和科学性(表1)。

国外民族社区研究内容集中在初民社会、乡村民族社区、城市民族社区、民族社区开发与保护、民族社区感知等5个方面。

2.1 初民社会研究国外对民族社区的研究起源于19世纪中期对初民社会的研究。

美国民族学Morgan(1877)早在1846年便深入调查了易洛魁人，以联盟的组织结构为主题，全面地描述了易洛魁人的氏族社会，包括历史、语言、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家庭婚姻、习俗和宗教(White, 1979)。

Haddon(1895)组织了人类学史上第一支进行人类学调查的综合调查队，于1898年在墨累岛进行了半年多的实地调查和亲身体验。

还有Boas(1974)1883年开始，历时两年，以加拿大巴芬岛爱斯基摩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生活方式及民族文化，历史特殊论和文化相对论为民族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基于功能主义学派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代表人物有英国的Brown和Malinowski。

Brown(1958)以安达曼(Ada-man)群岛初民社会的原始部落社区为研究对象，分析社区内部结构和传统文化，完成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开山之作——《安达曼岛民》。

Malinowski(1979)在西太平洋上的特罗布里安德岛(Trobriand)进行了两年的田野调查，首创参与观察法，即主张人类学家在所研究地区长期居住，学习当地语言，完全融入当地社会。

Malinowski的这一创举引发了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的一场革命。

对初民社会的研究主要从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出发，以初民社会的原始部落为研究对象，通过典型的社会学调查方法获得乡村民族社区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信息。

2.2 乡村民族社区研究基于乡村社会学和乡村地理学的对乡村民族社区的研究出现于二战前，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其起源、结构和类型；也有部分对乡村社区社会现象的研究，如德国学者魏伯、奥特伦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乡村道路网、农舍、村落等由农业活动造就并影响的乡村文化景观(引自陆翔兴, 1989)，但不仅限于民族社区。

二战后，各国城市重建以及经济发展引发的城市化浪潮使城市民族社区成为研究重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乡村民族社区的研究(张小林,1999)。

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环境压力的增加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乡村社区(含乡村民族社区)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国外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特别是对乡村民族社区的演变以及未来发展模式的研究。

最显著的发展特点是测度乡村民族社区变迁的方法日渐多样化(Carter et al, 1989)，如英国环境部使用的以乡村人口密度、农业雇用比例和通勤比例为指标的“三变量测度”法(陈晓华等, 2007)；德国社会学家T?nnies(1999)基于社会学角度，以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进行区分的“二分法”；乡村地理学派的“空间结构法”；以可进入性来定量研究交通和机动性问题的“可进入性法”等(引自龙花楼等, 2012)。

用于指导乡村民族社区变迁研究的理论也有大量创新，出现了城乡连续统(Pacione, 1984)、三维动力模型(MacKinnon, 2002)、乡村城市化的区位理论、二元经济理论、极化理论、反磁力理论(郑弘毅, 1998)，以及乡村民族社区演化模式理论(张小林, 1999)等。

同时，乡村民族社区研究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虽然各国学者视角不同，但主要集中在乡村民族社区类型、影响因素、可持续发展以及变迁理论等方面。

如美国学者Rogers等(1972)从乡村地域结构角度，将乡村社区分为散居型社区、集居型社区和条状型社区；英国学者Cate等(1989)基于乡村性、社会组织结构等要素，将乡村分为保护的社区、竞争的社区、家长范式的社区和委托的社区4类；还有研究者基于改变趋向和综合指数，将村落社区分成开放而整合、封闭而整合、开放而分散、封闭而分散等4种类型(Pacione, 1984)。

对乡村民族社区变迁的影响因素研究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其中工业化(Pacione, 1984)、逆城市化(Nelson, 2001)、乡村旅游活动(Bachleitner et al, 1999)、全球化(MacKinnon, 2002)，以及新闻媒体和互联网(Murdoch, 2000)，是国外学者研究较多的重要影响因素。

2.3 城市民族社区研究城市民族社区研究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派，深受以布朗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高永久等, 2009)。

随着人类生态学派的诞生和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城市民族社区研究逐渐向人类社会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过渡，如帕克“共生”与“竞争”理论将社区内部资源竞争关系作为社区动态均衡的根源(Robert,1961)。

伯吉斯分析城市发展与城市空间组织模式之间关系的“同心圆模式”(Northam, 1979)，以及之后霍伊特的“扇形模型”(Hoyt, 1939)、哈里斯和乌尔曼的“多中心模型”(Harris et al, 1945)等研究城市内部结构模型的出现，也促进了相关研究的发展。

当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城市环境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对城市民族社区形成和演变的影响同时，出现了一批以城市社会学派为代表的研究成果。

例如Wirth(1938)认为，城市中的民族社区是最具有异质性的群体，通过人口数量，居住地密度和居民以及群体生活的异质性3个指标来表述城市性的特征；并提出了“社区消失论”或“社区失落论”的观点，即城市化引起的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将会动摇甚至摧毁城市社区的存在基础(引自程玉申等, 1998)。

随着美国城市郊区化的出现，Gans(1962)在对城市民族社区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将城市区域划分为城市内部、城市外部和郊区，并对不同区域的社会和文化特点进行比较(引自高永久, 2009)。

随后在对生活在波士顿的乡村意大利人的研究中，Gans(1962)将内城居民分为包含少数民族群体的5种类型，认为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群体在城市中形成自己的社区，并设立起社会栅栏以避免与周边社区居民的联系和受到城市异质性的影响。

Fischer(1975)构建了城市性—群体聚集—亚文化—社会问题的关系链条，定义不同亚文化群体所形成的社会共同体即是民族社区，认为不同亚文化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美国城市民族社区问题的关键。

随着美国大城市内多民族社区之间的冲突日渐增多，针对民族社区权力的问题得到了较多关注。

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可分为以Lynd 夫妇(1999)对“中镇”(Middletown)的研究为代表的精英论以及以Dahl(1961)对康涅狄格州的纽黑兰社区研究为代表的多元论；其中单一权力主体和分散权力中心是精英论和多元论的划分标准，而不同权力主体在民族社区内的体现，将影响该民族社区内部结构的变化，以及与其他社区间关系的协调。

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于地理学的城市民族社区研究逐步发展，主要研究社区犯罪(Lewis et al,1979)和社区矫正(Coveyet al, 1984)；19世纪80年代后期扩展到社区人口(McDonald, 1989)、社区服务(Friedman et al, 1987)、社区参与(Moser, 1989)和社区结构系统(Menge et al, 1989)等；19世纪90年代民族社区稳定和可持续发展(Roseland, 2000)成为研究主题，其中社区种族和民族结构系统研究被提上日程(Eitle, 2006; Farrell et al, 2011)。

特别是在一些民族社区内，还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偏见、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等问题(Seaton et al, 2011; Smallset al, 2012)，由此所造成的少数民族人群就业、福利问题(Battu et al, 2011; Kim et al, 2011)、少数民族儿童教育(Lott et al, 2010)、健康问题(Margaret et al,2006)等，都将成为社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