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战后经济的认识

对日本战后经济的认识

战后的日本经济通常可分为：1945-1955的战后复兴时期，接着是高速发展时期，然后是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稳定发展时期。从1955年开始之后的10年间，日本经济实际平均增长率为8%，几乎在长达1/4个世纪内，日本经济以世界最高的增长率持续发展。195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尚居第7位，而12年后的1967年却跃居至第2位，过去的“中等发达国家”日本，如今已经被称为“经济大国”。

在战后不同时期，日本经济发展速度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受泡沫经济的影响，经济发展出现停滞萧条的局面，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但日本蕴涵的发展后劲仍不可小觑。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长期高速发展，这其中既得益于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条件，也受益于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而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经济发展自身具备的一系列独特之处。

一般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因日本向和平国家转型而摆脱了军费负担，以及农地改革、解散财阀、禁止垄断、劳动立法等经济民主化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按照野口悠纪雄的观点，日本经济所以在战后迅速恢复并马上实现高速增长，主要归因于在战时形成的经济体制。他这样写道：“‘日本型企业’的各种特征，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现，起了发动机的作用。”“正是由于实行了金融统制，才可能对资本集约性战略产业实行重点资源分配，才可能在作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支柱产业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中，实现工业化。就这个意义而言，可以说在金融体制中维持‘战时体制’，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原因。”不过，野口悠纪雄对“战时体制”的评价，绝不仅止于肯定它的积极作用，绝不意味着他称颂乃至推崇这一体制。相反，他认为这一体制已经落后于时代要求，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他明确指出：“迄今为止，虽然日本政府几度试图进行改革，但是这一体制依然没有改变。在日本走向未来的今天，1940年体制已经成为一大桎梏。”

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扶植，为日本经济腾飞提供了重要保障。战后美国占领日本之初，帮助日本铲除了军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及其社会经济基础，制定了一系列现代法令，建立起比较合理的市场经济体制。1947年以后，美国又变打击日本为扶植和利用日本，与日本建

立安保体制，美国负责日本的安全保障，日本不设立正式军队。由此，日本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相应增加了发展经济的能力。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从日本订购军需物资达23.9亿美元，1964～1968年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又从日本订购军需物资达18.8亿美元。除这些有形的直接订购物资外，美国还为日本产品进入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市场打开了通道。另外，美国为了扶植日本这个远东地区的盟友，为其提供了一系列帮助和支持，如允许日本自由地从美国及相关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引进各种技术，允许其产品自由进入它们的市场，允许日本从美国等国引进资金，等等。

强调政府的“主导”或“导向”作用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与其它一些西方国家相比，日本经济中的政府干预强度更大。日本政府除了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外，还注重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等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对电力、铁路、港口设施等所谓“公共工程”的投资，为企业提供了廉价的电力和便利的交通运输。运用税收杠杆，扩大企业内部积累，鼓励和促进私人设备投资；采取低利息政策，向企业大量贷款；加强外贸和引进外资的管理，扶植新兴产业，适当保护弱小产业；在每次经济危机爆发时，交替采用紧缩通货政策或者赤字财政政策，千方百计地缓和和缩小危机的破坏程度。

积极引入先进科学生产技术，为日本经济注入发展活力和后劲。战后初期，日本的工业技术装备比欧美国家落后20—30年。当时，在主要西方国家正掀起一场以电子计算机、激光、原子能和航天技术为标志的科学技术革命，国际上的技术贸易和技术转让空前活跃。日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由于日本的技术落后，设备陈旧，引用新

技术的要求迫切，淘汰旧设备的顾虑较少，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成效显著。战后30多年来，日本在引进技术装备方面占世界首位。据报道，1950—1975年日本从几十个国家引进 25000多项技术，用了不到60亿美元的代价便拿到了外国用半个多世纪、花费数千亿美元研究开发取得的技术成果。由于重视技术革新，实行大批量生产，日本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在同欧美发达国家争夺市场的竞争中，日本逐步占了上风。

以高储蓄为基础的高投资，是日本经济发展的独特之处。战后日本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以高投资为基础的。无论从投资的增长速度还是从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看，在发达国家当中日本都是极高的。1961～1970年，日本企业设备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5.2%，而其他发达国家均远远低于日本的水平（法国为9.1%，美国为3.9%）。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够迅速增加设备投资，主要是依赖于银行的贷款。而金融机构之所以能向企业投放大量资金，是以其存款规模迅速扩大，储蓄率不断提高为条件的。在主要西方国家中，日本的储蓄率在战后始终是最高的。

企业推行集团主义经营方式，这种经营管理模式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日本大企业多数长期实行终身雇佣制度，对企业职工工资采取年功序列工资制与奖金制度相结合；把企业看成是全体工作人员的一个命运共同体，企业有风险，全体从业人员共同承担，宁可减少工资也不轻易裁员；企业采用职务晋升、调转工作来保持领导干部的勤奋廉洁，利用奖金等方式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企业的劳资关系比欧美国家协调，从业人员往往把企业看成是自己的家，为企业发展尽心尽力。战后近半个世纪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日本的这种经济体制，在相当程度上适应并促进了其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需要。

确实，对战后日本历史扼要考察后，我们不难发现具有战时经济体制余影的要素，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确实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就战后经济的恢复而言，如国内的许多教科书所言，有泽广巳提出的“倾斜生产方式”发挥了重大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倾斜生产方式”的第一个要素，是政府在物资资源的重点投入时，制定“物资需给计划”和“临时物资需给调整法”，这种做法和战时作为经济运营基础的《物资动员计划》，几乎一脉相承。“倾斜生产方式”的第二个要素，是资金的重点分配机制，这一机制和战时企画院和军需省制定的《资金统制计划》、《国家资金计划》可谓异曲同工。就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言，1957年岸信介内阁制定的《新长期经济计划》、1960年池田勇人内阁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作为对日本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关键影响的计划，无疑特别值得关注。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岸信介和池田勇人均是“统制经济”的亲历者：岸信介1942年任商工大臣，1957年后连任两届首相；池田勇人在战时曾任职于通产省的前身商工省和军需省，1949年出任吉田茂内阁的通产大臣，1960年任首相。换言之，由他们主导的“计划”本身，即显示出战时具有经济统制性质的“计划经济”对他们的影响。

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其积累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值得同样处于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我国学习和借鉴。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带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第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导向和指导作用

第二，技术的引进吸收应与自主研发相结合，提高本国的技术引进吸收与创新水平。

第三，高储蓄率是经济增长的“原点”，应鼓励国民勤俭创业，形成勤俭建国的精神。

第四，团队意识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涵，而传统文化造就的团队精神，是企业管理成功的核心动力之一。

然而，正如中国的古语所言：“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当今日本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无疑同日本经济体制具有密切关系。因此，日本学术界就是否应使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彻底解体这一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作为历史学工作者，笔者认为，只有认清历史，才能面向未来。只有正确认识日本现行经济体制的根源，才能通过改革使日本经济真正走出困境。舍此没有其他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