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 利 思 义——孔子的义利观

见利思义——孔子的义利观

□王恩来

谈到孔子的义利观，人们极易想到的，是他“罕言利”的态度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评论。尽管孔子对义利关系的认识还有许多，但有了这两条记录，余者就大多被遮蔽起来，并成为后人传承或判断孔子义利观的主要根据。孟子在回答梁惠王“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问题时，就立马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以降，历代儒者大多坚持这一立场，如荀子的“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货财”，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程子的“计利则害义”，朱熹的“明天理，灭人欲”等等。这些主张和结论虽各有其具体内涵和指向，但这一路下来，在使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得到凸显的同时，也给人以贱视利欲的极端化印象。有学者据此得出结论说：“义与利在儒家思想中是对立的，要利就要舍弃义，要义就要舍弃利，二者不可兼得。”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人就将孔子和儒家的义利观视为不合时宜的阻滞力量。

不过，若全面考察起来我们会发现，儒家特别是孔子的义利观，并不似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腐和简单。读《论语》可见，对包括富贵在内的利益追求，孔子不仅没有简单拒绝和否定，而且给予了人性的归结：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去）之，不去也。”（《里仁》）

孔子把趋利避害视视为人人具有的情感，在这里讲得十分明白。他还这样言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就进一步证明，孔子所言之“人之所欲”，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是一种不含轻蔑态度的普遍性认识。这一认识，也同样得到一些后儒和后世学人的认同。战国中期的告子认定“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也同样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大儒荀子，则直接承袭了孔子的观点，认为“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荣辱》）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更曾极而言之：“天下熙

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这与马克思的“迄今为止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可谓同曲同工。

因为把利欲追求视为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在构建其政治伦理哲学体系时，就把富民和利人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有一次，冉有陪孔子到卫国。当孔子看到卫国人口众多的中兴景象而发出由衷赞叹时，冉有向孔子请教：人口多了然后该怎么办？孔子以两个字回答：“富之”。还有一次，鲁哀公向孔子请教为政方略，孔子答之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孔子家语·贤君》），另见《说苑·政理》）此外，孔子还把惠民视为“君子之道”，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视为圣人的境界，倡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告诫统治者“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把这些认识和主张集中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对公利和民利，孔子是既不“罕言”也不轻视的。孔门弟子说“子罕言利”，就只能界定在其个人私利的层面。

对个体的功名利禄，孔子也并不讳言。以其“从先进”和“学而优则仕”的理念为基础，孔子曾明确告诉他的学生：“学也，禄在其中矣。”他还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在我国古代，功名与利禄一直被相提并论，在人的欲求中，也居较高层次。孔子认为，到死而名声不被人家称述，君子引以为恨。这是对人的成就感和被尊重需要的高度认同。还有一个更具体的例证。位列孔门七十贤人之列的子贡，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商人。子贡经商的主要手段，是根据对不同地区市场行情的预测，贱买贵卖，从中获利。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骋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的描述，可见其富有程度。对子贡的经商才能，孔子也有过评论：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先进》）颜回是孔子的高徒，以学问道德著称，但却常常穷得没办法；子贡（端木赐）不安于学以致仕一途而经商，对行情的把握却十分准确。有人将孔子的这段话理解为“贤颜回而讥子贡”，其实不然。孔子虽然赞赏颜回穷不失志的精神，但并不希望他永远穷下去。孔子师徒在陈、蔡之野被围困时，孔子就因为得到颜回的充分理解而以“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回应。这虽然是一种假设，但也表明了一种愿望。以是观之，其“回也其庶乎，屡空”，就很有点替颜回感到遗憾的意味。而“赐不受命而货殖”，无论对其中的“命”做何理解，“不

受命”都是自取自为的意思，“亿则屡中”则是对其经商才能的肯定。旧时的一些商家，常在门楣上贴“陶公事业，端木生涯”的对联，将子贡与陶朱公范蠡尊为商人的鼻祖和楷模。假如孔子不赞成或反对子贡经商，就决不会有此结果。

以上情况表明，孔子对世俗的财富和利益观念，是并不简单排斥或拒绝的。孔子的异于常人之处，是对理性和道义的坚守。他所说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翻译过来即是：发财与做官，是人人所盼望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去得到它，君子不接受。这里所说的“道”，也就是“义”，即正当合理的手段。循此，孔子反复强调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使人明确私欲的满足是有界限的，以维护财富和官位的正当性。

无论致富达贵还是摆脱贫贱，虽都是人的正常欲求，但均不能采取不正当手段，这是孔子对义利关系的基本看法。例如他本人虽然也怀有致富的愿望，但同时表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孔子所说的“乐在其中”，不是乐贫，而是乐道，是一种穷不失志的精神境界。他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也绝非赞赏他能安于贫困而不图改变，而是肯定他的穷不失志的精神，强调的是人格操守，是对道义的追求和维护。这种追求，在孔子那里是一贯的：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学而》）

对子贡提出的贫穷却不巴结谄媚、富有却不骄横凌弱，孔子首先给予了肯定。但在孔子看来，仅此还不够，不如贫穷却乐于道，富有却以礼待人。在孔那里，“礼”是以“仁”为本质的。因此，“富而好礼”，就明确了富人的爱心和责任意识，是将财富与道德结合起来的主张。做到“富而好礼”就可以摆脱“为富不仁”的常态而进入新的境界。

在我看来，“见利思义”是孔子对其义利观的最准确概括，也是一种普世的价值准则。对个人而言，一个人除了生存和享乐的需要外，还有获得社会认同的需要，有使生命获得升华和不朽的需要。患得患失、见利忘义，虽可获得低级、暂时的满足，但失去的，却是人生最可宝贵的东西。孔子说：“放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