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合、意合与翻译

形合、意合与翻译

万江波

提要: 形合和意合是英汉语言之间的重要区别特征,汉语以意驭形,而英语则以形制意。由于语言与思维模式之间相互制约,西方形式逻辑的思维模式要求语言倚赖于各种连接手段承上启下。而汉民族重内省和体悟,不重逻辑,因而语言简约、意义模糊。一般来说,在译英为中时应以表“意”为核心进行遣词造句;译中为英时应先确定适当的“主谓”主线,再梳理脉络。关键词: 形合;意合;思维模式

1. 形合和意合的概念

众所周知,汉语和英语分属不同的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它们在发音、构词法、句法、修辞形式以及谋篇布局方面都有各自的规律和特点,两者之间虽不乏相通之处,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Eugene A. Nida说过，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英、汉语言之间最重要的区别莫过于形合（hypotaxis）与意合（parataxis）之分了（1982）。

“形合”和“意合”是已故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所译。形合指句子内部的连接或句子间的连接采用句法手段（syntactic devices）或词汇手段（lexical devices）。意合指“句子内部的连接或句子间的连接采用语义手段（semantic connection）”（方梦之，2004）。印欧语言重形合，语句各成分的相互结合常用适当的连接词语或各种语言连接手段，以表示其结构关系。汉语重意合，句中各成分之间或句子之间的结合多依靠语义的贯通，少用连接语，所以句法结构形式短小精悍。

例如：The boy had his breakfast and went off to school.(男孩吃过早饭上学去了。)这里英文中“his”跟“The boy”前后照应、相互攀连，“and”将两个承接的动作衔接起来,是英文形合的手段。如果翻译时过于拘泥于原文的形合语言,译文会显得冗余累赘和拘谨(“男孩吃过他的早餐,然后上学去了”) ,而汉语里“吃过早饭上学去”两个连贯的动作显得很紧凑。

再如雪莱在《西风颂》中的名句：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里英文中的“If”就表现了从句与主句之间“假设-判断”关系，而汉语译文则没有采用任何连接词语，并不显得突兀，反而更觉一气呵成、余音绕梁。

简言之,“形”是英文行文必不可少的要素，而汉语的句子铺排则以“意”为核心。

２．形合、意合与东西方思维模式的比较

著名翻译家、散文家孙家晋曾说过，“西文像树上分出枝桠，中文如铜钿串在一起。”1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印欧语言是以形合为主的语言，有人称之为线性的语言，其句法以主谓结构为中轴线；如果有宾语或补语成分，可在主线上延伸；定语及状语成分则以枝桠的形式构成分支线，并通过关联词与主轴线相接。这种树状结构由于主谓结构形成了对“全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提挈性结构主轴”（刘宓庆，1990）,因而各支的脉路都一目了然，枝枝桠桠都必有归宿。如果把句的结构比喻成一棵树，那么句与句、段落与段落之间彼此关联、相得益彰，构成了密密挨挨的树林。

由此可见重形合的印欧语言是一种非常强调外在逻辑形式的文字，从句法到篇章都强调演绎和推理。有了逻辑的语言就有逻辑的思维，有了逻辑的思维反过来也会有更为逻辑的语言。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形式逻辑的三要素——概念、判断和推理，总结了两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归纳法和演绎法，并创立了演绎推理的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亚里士多德相信，一切演绎的推论如果加以严格地叙述都是三段论式的。现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与人文哲学的研究都证实了它们是以“三段论”为基础而衍伸出来的各种领域学科，而逻辑性成了西方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西方思维传统注重分析和实证，在论证和推演

中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以逻辑和理性探索自然规律，认为只有认识自然才能把握自然，因而强调天人对立，区分自我与外物。

汉语是以意合为主的语言，Fowler把汉语描述成流水型环性的语言：“犹如海浪向前推进，浪峰浪谷似分似和，彼此相象，又各不相同；隐含着某些规律，但却过于复杂，难以分析或表述；这些规律规范着波浪与波浪、波浪与大海、词组与词组、词组与语段之间的各种关系”（转引自连淑能，1993:45）。汉语句子以主题为统率进行铺排，“话题-说明”（topic-comment）的结构灵活、形式多样、组合自由,无主句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分句与分句之间、句与句之间少见逻辑关系词。而这种缺乏逻辑论证的句式往往能够更真实地反映生活实际中的辨证关系，如“否极泰来”、“天不变、道亦不变”,逻辑关联词的缺失允许更多可能的理解（既可以是“假设－判断”又可以是“推理－判断”），因而可以表示更为广延的逻辑关系,造成了语意模糊。

由于汉语中缺少逻辑关系表征词，缺乏时态、人称等形态变化，也没有特别显性的词类特征（而英语中有-ness, -ly, en-等词缀可以提供语义信息）,人们对语义的理解往往只能凭借语境及语感来完成。故而中国的传统思维重亲身实践和体悟，轻实证和理论分析。儒、道、佛三家都注重藉灵感和直觉体悟宇宙本体、感悟人生，力求达到“天人合一”,同时多以简约的话语概括思想，往往一语中的,不同于西方一脉相承的、繁复严谨的推演理论体系。孔子提出“内省不疚”,重视以直观的自然知识证明道德规范。《易经》的精髓即“一阴一阳之谓道”,强调阴阳依存,统一为道,即太极。老庄继承了这种观点,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概述。佛家修行，不在乎长篇累牍地诵经与说教，而强调静思顿悟。“枯木龙吟”、“三冬阳气盛，六月降霜时”、“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些貌似不合逻辑、言简意赅的言语深藏对世界的大彻大悟。同样，中国画不追求精确写实地描绘世界、而重在写意，认为真正的艺术之美在“似与不似之间”，中国画的主题也往往表达人与自然的和谐、稳定和统一，强调人与天的趋一性。而中国的诗歌则更是追求情景交融、寓情于景,所谓“感时花渐泪,恨别鸟惊心”,人和自然浑然一体。除此之外，直觉思维对中国的美学、医学、建筑等也都有着同样深远的影响。远的不说，我国的近现代翻译理论思想的沿革就可以极为精辟地概括为三个阶段：“信、达、雅”→“神似”→“化境”，在这些高度提炼“感悟式”的翻译精髓思想面前,再多的论证都嫌多余。

总而言之，西方形式逻辑的思维模式客观上要求在表述逻辑关系时必须倚赖于各种连接手段承上启下,脉络清晰,因而印欧语言具有形合的特征。而汉民族重内省和体悟,不重逻辑,因而语言简约、意义模糊,因而汉语表现出意合的特征。

3. 形合、意合与翻译操作

以上从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概述了形合与意合的语言背景,了解这些背景对汉英翻译的操作有极大的帮助。我们在翻译实践中应该关照汉英的语言差异,翻出自然流畅的译文来。

比如柳永的词作《雨霖铃》一开首是这样三句:

寒蝉凄切,

对长亭晚,

骤雨初歇。

朱纯深先生译为:

A miserable cicada is thrilling in the cold,

Over the wayside pavilion’s darkening form

Emerging from the wash of a sudden st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