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与《牡丹亭》比较研究剖析

《西厢记》与《牡丹亭》比较研究摘要：元杂剧的巅峰之作《西厢记》和明传奇的经典作品《牡丹亭》一样，都以爱情主题闻名于世，在中国戏剧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

《牡丹亭》与《西厢记》．都是划时代的发展。

这体现在主题思想、表现手段、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等。

通过二者比较．可以看到《牡丹亭》和《西厢记》的独特成就。

关键词：西厢记；牡丹亭；比较《西厢记》是元代著名的杂剧作品，它一经问世，便在当时的剧坛和文坛引起轰动，有“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1的赞誉。

几百年来，《西厢记》即可作为经典文学作品在案头广泛流传，又能在舞台上不断改编上演，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观众；它不仅在中国影响巨大，而且流传到世界各地，在不同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的人群中引起共鸣，展示出永恒的艺术魅力。

后人在阅读和欣赏《西厢记》时，常常会被它深深的打动。

清代曹雪芹在《红楼梦》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通芳心”中描写林黛玉读《西厢记》的感受时写道：“从头看去，越看越爱，不顿饭时，已看了好几出了。

但觉词句警人，余香满口。

”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读《西厢记》仍有“词句警人，余香满口”的感觉，深深领略到“爱情是永恒的主题”的含义。

“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这一美好愿望，更不知成为后世多少文学作品的主题。

《牡丹亭》全名《牡丹亭还魂记》，完成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秋汤显祖弃官归里之后。

全剧共五十五出，写坚壁于深宅大院中的贵族小姐杜丽娘将对爱情的渴望幻化为梦境，与一陌生青年柳梦梅在梦中相会，“由梦生情、由情而病，由病而死，死而复生”，最后终成眷属的故事。

它与王实甫的《西厢记》一样反映了人们尤其是青年男女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心声。

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宣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2他认为，真诚的爱情是可以超越生死的，因此，他在话本《杜丽娘暮色还魂》的基础上，创造了一部揭露封建制度种种黑暗，歌颂爱情、歌颂人生的浪漫主义的戏剧。

因《西厢记》与《牡丹亭》同是爱情题材，而且都突破了前人创作中关于爱情婚姻的主题内涵，又分别塑造了各具时代特点的光彩夺目的崔莺莺、杜丽娘两个女性形象，故被称为我国戏剧艺术长廊中的“双壁”。

二者在创作上有同有异：一、《西厢记》与《牡丹亭》的相同之处1、它们相同之处都是肯定个人选择的创造价值，强调人的感情的绝对价值。

它们的主人公都在宣泄一种正常的本能，甚至宣泄当时环境还不允许宣泄的意识(即封建意识压抑下的爱欲和性本能)，宣泄人渴望被别人爱和爱别人的强烈愿望。

他们都有如同黑格尔所说的那种：“爱情里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它不仅停留在性欲上，而是呈现出一种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

”《西厢记》与《牡丹亭》中的主人公，崔莺莺和杜丽娘冲破封建礼教的重重压迫，追求自由的爱情，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她们都是敢于为自己的幸福去反抗压迫的勇敢女性，这种精神在当时是一种质的突破。

2、这两部作品都是大团圆的结局，这与作者迎合当时的民众社会心理有关，与中国的尚“圆”心理心理有关。

3、《西厢记》和《牡丹亭》都以封建时代上层社会青年男女反对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主为题材。

崔莺莺是相国的小姐，杜丽娘是太守的女儿；张生是落拓的秀才．柳梦梅是待沽的书生：崔张在佛寺邂逅相遇，杜柳在梦中萍水相逢。

他们都是一见钟情．几经波折．“有情人终成了眷属”。

4、《西厢记》与《牡丹亭》两部作品都是精神的自由与行动的不自由，理想的高昂与现实的制约，觉醒着的人们和不成熟的历史条件，这里正有着构成悲剧基础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

历史生活的矛盾性质，以如此具体、普遍形式呈现在个人命运中，呈现在私生活中。

二、《西厢记》与《牡丹亭》的不同之处1、时代背景与生活环境的差异导致创作主题的不同两剧虽同为爱情题材的作品，都在张扬着一种与封建传统相左的爱情观，在精神意蕴上也是一脉相承的,但仔细阅读剧本，我们仍会发现随着时代的推移、新思潮的不断涌现，剧作所反映的主题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如果说《西厢记》的主题是“以情战礼”，那么《牡丹亭》的主题则是“以情战理”。

虽一字之差，却有深意存焉。

在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中，情上与礼、理，下与人欲始终纠缠在一起，传统中的情就像深闺中少女，如《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受到封建家长和伦理纲常的严重束缚，要么受“礼”的束缚，要么受“理”的节制，身心失去自由，感情被压抑，人性被扭曲。

《西厢记》和《牡丹亭》作为中国戏剧史上爱情题材的不朽之作，分别代表了同类题材中元杂剧和明清传的最高成就。

然而，由于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生活环境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两剧主题的不同。

《西厢记》产生于元代。

元代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都市经济形的发展，使旧有的思想和传统风尚发生了动摇与变化。

传统的儒家思想与封建道德观念，虽为统治者接受，但已远不如前代那样受到尊崇。

元朝统治集团的上层来自于不同的民族，他们在利用正统的儒家学说巩固统治的同时，也尊崇各族同有的宗教信仰，因此，各种宗教学说都得以发展。

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学的统治地位○3。

特别是着程朱理学地位的降低，长期压在人们心头的封建礼教的磐石随之松动，下层人民特别是青年男女，蔑视礼教违反封建伦理的举动越来越多，以致元杂剧中出现了一批执著于“情”的痴情男女。

他们精神状态的主调是追求风流艳遇，追求为情所主宰的人生，他们的精神实质是更为重视感情的真与痴。

为此，敢爱敢恨，大胆与封建礼教抗争；敢作敢为，勇于和传统旧俗决裂，构成了元杂剧中歌颂的主要精神。

另外，元代科举考试时行时辍，儒生失去了仕进机会，地位下降，追求功名的热忱骤减。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婚恋问题在人生中的地位就显得重要了。

人们更为热烈地追求以爱情为主的婚姻。

而金元时期时局的动荡不安、战乱频繁，对门阀观念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冲击，门当户对的观念已不像前代那样具有决定性意义了。

因此，人们更大胆地否定乃至嘲弄门阀，进而赞美爱情。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西厢记》中像崔莺莺、张生那样突破门第，私定终身，情真意痴的缠绵爱情。

《西厢记》的反封建思想，闪耀着元代特殊的文化美学观念，注入了时代的因素，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在《西厢记》中，崔相国生前出于“家世利益”把女儿许配给了郑尚书之子郑恒。

崔相国死后，老夫人为了维护家世利益，处处用封建礼教那一套对女儿严加管束，平日莺莺“潜出闺房”，老夫人就要立即召来训斥。

崔莺莺生活在这种“门掩重关”的礼教禁钢之中，更加渴望自由的爱情并最终大胆走上了叛逆之路。

《西厢记》对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和矛盾冲突的展开，设置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

普救寺——这个“六根清净、修心养性”的佛家净地，竞成了崔、张二人偷期密约的场所，供奉菩萨的“庄严妙境”却成了培育爱情之花的园圃。

按照封建礼教规定：“父丧未满，未得成合。

”偏偏在父亲棺材还在这儿搁着的时候，莺莺却生出了一段风流韵事。

王实甫把春意盎然的事件置于灰暗肃穆的场景中，使之构成强烈的矛盾，这既是对封建礼教的无情嘲弄，也是对莺莺反抗性格的巧妙印证。

《牡丹亭》产生于晚明，这是封建专制及封建礼教得以强化的时期。

统治者大力提倡封建道德，鼓吹“三纲五常”来维系人心，巩固政权，延续其统治○4。

身处明代社会的广大女性，犹如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监牢之中。

统治阶级对妇女最直接的手段是为妇女树立贞节牌坊，用表彰孝妇、烈女的欺骗手段，引诱妇女心甘情愿地做出牺牲。

明代贞节牌坊立得最多，这些牌坊下面所镇压着的，是一个个贞节女性的斑斑血泪和痛苦不堪的灵魂。

明中叶以后，在资本主义萌芽得到发展的条件下，思想文化界也开始活跃起来，哲学思潮此起彼伏。

特别是王守仁“心学”诸流派，成为社会上主要的哲学文化思潮。

王守仁进一步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认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提出“我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

其“良知”即所谓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显然这种学说是主观唯心的，但它把外在权威的“天理”拉到了人的内心，变为人的内在自觉的“良知”，从而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冲击了封建儒学的神圣地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自此之后，“王学”流布天下，形成了多种流派，其中的泰州学派又称王学左派，更具离经叛道的倾向。

他们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主张“百姓日用是道”，肯定了人由于生活需要而提出的物质要求，认为饮食男女的人欲就是天性，应当“率性而行，纯任自然”，驳斥了理学的禁欲主义。

李贽提出“童心说”，反对把“欲”与“理”相对立，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他以绝世之资，大讲“童心”，提倡“私欲”，开辟了近代自然人性论。

在泰州学派的鼓荡下，一股思想解放、张扬个性的文化思潮，弥漫于明代社会，席卷于文坛。

《牡丹亭》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汤显祖在思想上师承泰州学派，并受李贽等人的影响，提出“崇尚真性情，反对假道学”的主张，借助于传奇作品，通过对杜丽娘形象的塑造，对“自然之性”、“男女至情”进行了充分的阐释，把情与理的冲突所造成的思想苦闷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当代女性受到了鼓舞和震撼。

封建卫道士们痛感“此词一出，使天下多少闺女失节”，这正是慑于《牡丹亭》意欲解救天下弱女子之强烈震撼力的嘤嘤哀鸣○5。

在中国文学史上，《牡丹亭》第一次在美领域里把“至情”激扬到超逸传统意识的高度，并在对“情”的自身反思中对传统人性观表现出深切的怀疑，这真是超越古人的独创。

《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比莺莺生活环境更冷漠、更严酷、更加令人窒息。

在她周围，恰似一个封建礼教的铁樊笼，严酷地禁铜着杜丽娘的身心。

这样的环境正是晚明社会女性世界的缩影。

在这样的环境中，杜丽娘没有莺莺那样的幸运．没有像张生那样的人向她求爱，也没有像红娘那样的人给予帮助。

因此，她不得不步入虚幻的梦境，只有在梦中才能使情感得以自由抒发，才会尽享青春情欲之美好。

这梦境不是杜丽娘一时的生理冲动或心理冲动，而是凝聚着她对全部生命理想的执著追求。

她不是死于爱情的被破坏，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求之中。

“死”对杜丽娘不是痛苦的选择，而是她理想的最高升华，是她于现实之外寻求到的一条实现理想的新路。

由此可见，杜丽娘的冲突对象不是个别的封建人物，如其父杜宝等，而是山一样沉重，夜一般漆黑的封建社会氛围，是源远流长、盘根错节的封建传统意识。

她的死揭示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揭露了在封建社会的重压下，一代青年女性被摧残的真实历史。

2、崔莺莺与杜丽娘的性格内涵不同首先，受封建礼教的阻碍，生活在封建时代的男女不可能在长期接触、相互了解的基础上产生爱情，崔莺莺、张生的一见钟情便成为自然而然，而且是合情合理的。

而在杜丽娘生活的环境里，连一见钟情的条件都没有，她的处境比崔莺莺更艰难，反抗也更大胆、更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