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的证据及其证明力——以顾颉刚先生的大禹研究为例
疑古辨伪，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和他的代表作《古史辨》
疑古辨伪，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和他的代表作《古史辨》史学和经学原本是两个研究领域，不过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内容有很多重合的地方。
在近代，学术界出现一个疑古辨伪的史学、经学研究流派，叫做“古史辨派”，又称“疑古派”。
这个学术流派的主要创始人是顾颉刚，他的代表作是《古史辨》。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书中充满了质疑“经书”的新观点，标志着这个学术流派的诞生。
《古史辨》共7册，出版周期近20年。
这部专著出版之后，学者们接受了用“疑古”的观点研究古史。
顾颉刚敢于挑战传统，质疑经书，得益于他渊博的文化积累。
他结合考古学的知识，研究先秦历史，向“伪书”发起了挑战。
古籍中记载的先秦历史，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和神话传说有关，这部分内容在研究中一定要辩证看待，厘清事件的来龙去脉。
顾颉刚通过大量的研究，他认为一部分古史是由神话传说串联起来的，时代越久远的历史，其传说出现的时间越晚。
比如，西周时期就有了大禹的传说，而尧舜的传说到了春秋时期才出现。
尧舜在历史中的生活年代要早于大禹。
这个现象说明了，时代越靠后，传说的古史年代越久远。
据此可以了解到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面貌。
传说不是凭空来的，其中有史实的影子。
这个现象被概括成“层累造成的古史”。
当然了，一切分析研究都是为了分辨出，经书中的哪些内容是信史，哪些内容是传说。
根据先秦文献的记载，夏商周之前还有一个朝代叫虞朝。
虞朝和虞朝以前的历史，很多人认为是后人编造的。
至于夏商周这三朝的历史，由于有《尚书》载录，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
顾颉刚对此提出了他的观点，他怀疑《尚书》中的记载，是否能够成为信史。
他认为需要有考古学的证据配合证明。
这种治学精神是严谨的，在当时也是大胆的。
在20世纪初期，有人敢质疑儒家经典的权威性，还是要有很大勇气的。
关于先秦时期的国土疆域是顾颉刚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
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史记·五帝本纪》中的描述有待商榷。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史记》中的言论都是对的，连一个字都不能改。
评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尧舜禹”传说的价值判定
［ 关键词］ 白鸟库 吉； 顾颉刚 ； 尧舜 禹的传说 ； 《 禹贡》
白鸟库 吉是 日本东洋史学东京文献学 派的创始人 ， 一生致力 于研 究 Ｅ ｌ 本古代 史 、 中国古代 史 、 蒙 古史 、 朝鲜史 和中国东北史等领域 。白鸟库吉首倡 “ 尧舜 禹抹杀论 ” ， 引起 日本 汉学界 的广泛 重视 ， 并
贡》 价值判定 上的观点 。
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 日语系讲 师， 东北 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博士研究生 ， １ ０ ０ ０ ８ ３ 。本文是 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 目（ １ ２ Ｂ Ｓ Ｓ ０ ０ ８ ） “ 近代 日本的危机意识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
０ ７１
一
、
区 பைடு நூலகம் 传 说 与 史 实
关 于中国古史 记载的尧舜 禹的事迹是传说还是史实这个 基本 问题 ， 白鸟库 吉与顾颉 刚的主张完
全 一致 ， 即二者都将尧 舜禹的事迹定位为传说 ， 并且 将其作为 展开论述 “ 抹杀论 ” 与“ 层 累说 ” 的重要
前 提。白鸟库吉在《 中国古传说 研究》 的开头处就说 ： “ 所谓远 古之传 说 ， 其故 事所示 之 内容 ， 皆非包
含 正确之历史意义 ， 此原本不足论也 。 ” ①顾颉刚在首次提 出“ 层 累说 ” 的《 与钱玄 同先 生论 古史书》 中 也说： “ 商 族认 为禹为下凡的天神 ， 周族认为禹为最古 的人王 ， 可见他 们对于 禹的观念 ， 正 与现在人对
于盘古 的观念一样 。 ” ②顾颉 刚在这里虽未 明说禹是天神 ， 但是 “ 现代人 对于盘古 的观念 ” 无 疑就是看
待 天神与神话传 说的观念 。在《 尚书禹贡注释》 中， 顾颉 刚明确指 出了禹的故事 的神话性 质 ： “ 禹的治 水， 本是 古代一个极盛行的传说 ， 在这 传说 里 ， 极 富于神 话 的成分 。 ” ③可见 ， 白鸟库 吉与顾 颉 刚都将 尧舜 禹的事迹定位为传说 ， 否认尧舜禹 的真实存在性 。 在“ 抹 杀论” 和“ 古史辨” 中， 白鸟库吉和顾颉刚都 高度重视尧 舜禹传说 的研究 价值 ， 并将 其作 为 重要研究 对象 ， 这种将传说与史实截然 区分 的研究理念 构成二者研 究尧舜 禹传说 的中核。 白鸟库 吉 在《 中国古 传说之研究》 的开头 ， 就指 出了研究 中国古代传说 的意义 ： “ 当此 时 ， 驱思鸿 荒之古 ， 捕捉 陈 年 旧事 ， 爬罗剔抉 ， 检覆真伪 ， 或难免 于迂远 之诽 。然则 物必 汲其 流 ， 不溯 其源 ， 则 难求 其末 ， 不究 其 往， 则难测其来 。欲论现代而居于现代 者 ， 实不 应等 闲忘却悠 久之遗 迹也 。余 辈研 究 中 国古 代之 传 说， 今欲展其一端 ， 以求识者指正 ， 其必 非无用 之业 。 ” 在表 明试 图研 究 中 国古代 传说 的视 角之 后 ，
大禹传说历史变迁的动态研究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18, 7(12), 1916-1919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18 in Hans. /journal/asshttps:///10.12677/ass.2018.712285A Dynamic Study of Historical Changesin the Legend of Great YuKeqin WangWuhan Great Yu Culture Museum, Wuhan HubeiReceived: Nov. 29th, 2018; accepted: Dec. 13th, 2018; published: Dec. 20th, 2018AbstractThe legend of Great Yu Taming the Floods is widely known in China and has a long history. Al-though there are still many mysteries about Great Yu, studies about him possessed a lofty place in archaeology, history, anthropology and mythology. Great Yu represents the spirits of arduous struggle, hard work and braveness. As a folktale, the story of Great Yu has been repeatedly tol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the story has been rearranged all the time. Through a dynamic study of the story of Great Yu,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Great Yu culture and highlights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in studying Great Yu.KeywordsThe Legend of Great Yu, Historical Changes, Dynamic Study大禹传说历史变迁的动态研究王克勤武汉大禹文化博物馆，湖北武汉收稿日期：2018年11月29日；录用日期：2018年12月13日；发布日期：2018年12月20日摘要大禹传说源远流长，家喻户晓。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两年前，我在《努力周报》附刊的《读书杂志》里发表辨论古史的文字时，朴社同人就嘱我编辑成书，由社中出版。
我当时答应了，但老没有动手。
所以然之故，只因里面有一篇主要的辨论文字没有做完，不能得到一个结束；我总想把它做完了才付印。
可是我的生活实在太忙了，要想定心研究几个较大的题目，做成一篇篇幅较长的文字，绝不易找到时间，这是使我永远怅恨着的。
去年夏间，上海某书肆中把我们辨论古史的文字编成了《古史讨论集》出版了。
社中同人都来埋怨我，说：“为什么你要一再迁延，以致给别人家抢了去。
”我对于这事，当然对社中抱歉，并且看上海印本错字很多，印刷很粗劣，也不爽快，就答应道：“我立刻编印就是了！“哪知一经着手编篆，材料又苦于太多了，只得分册出版。
现在第一册业已印刷就绪，我很快乐，我几年来的工([说明] 此《自序》写于1926年。
《古史辨》第一册于同年11月由北平朴社出版。
此序后收入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周作人编选之《散文一集》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六集)。
1988年5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之《顾颉刚选集》、1988 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之《顾领刚古文论文集》第一册都曾收入。
又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11月出版，改题《定在历史的路上》。
1931年，荷兰莱顿的布利尔出版公司出版美国学者恒菇义(A.W.Hummel)的英文译本，题为《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自传——中国古代史论文集(古文辨)序》。
1940年6月，曰本创元社出版平冈武夫的日文译本；经译音改译后，1953年9月由岩波书店出版，题为《ぁる历史家の生ぃ立ち——古史辨自序》，1987年6月再版。
作得到一度的整理了。
这第一册分做三编。
上编是在《读书杂志》中作辨论以前与适之、玄同两先生往返讨论的信札，是全没有发表过的。
这些信札只就手头保存的写录，当然遗失的还有许多。
在这一编里、可以知道《杂志》中文字的由来和我对于怀疑古史一件事所以有明了的意识的缘故。
5大考古证据证实夏朝存在，《史记》中的大禹并非传说
5大考古证据证实夏朝存在，《史记》中的大禹并非传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重要文明之一，《史记》等众多古文献记载，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华夏大地自此由新石器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
但长久以来，有关夏朝的话题，一直困扰着我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
在国际上，以索普、艾兰和刘克甫为代表的欧美学者，认为夏朝只是虚构的神话传说，并非真实历史。
英国剑桥大学主持编写的《剑桥中国史》一书，中国上古史也是以商朝为开端的。
在国内，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和考古爱好者，坚持夏朝不存在的观点。
史记中的夏朝早在民国时期，以顾颉刚、胡适和郭沫若为代表的“疑古学派”认为，大量先秦古文献如《尙书》、《左传》和《竹书纪年》等，均为汉朝以后杜撰的伪书。
进而发展到对中国上古史，特别是夏朝和商朝的历史进行质疑。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疑古学派”的许多理念显然有些偏颇。
但从促进历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顾颉刚等学者们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曾经提出，河南地区的仰韶文化就是夏朝。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也提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是夏朝。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中国考古学的进步，我们已经基本推翻了这2种观点。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大量先秦时期的文化遗址证实，夏朝是真实存在的历史阶段，它的过程可能非常接近于《史记》等古文献记载。
大禹治水一、《史记》中的夏朝世系年表20世纪初期，河南安阳殷墟和甲骨文的考古发现，出土了大量商朝中晚期的文字证据，使商朝历史成为信史。
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他将殷墟甲骨文的卜辞进行释读，发现其中记载的商王名称和世系年表，与司马迁《史记》中《殷本纪》的记载基本一致。
这在客观上证明，司马迁在编撰《史记》的过程中，一定是掌握了准确、原始和丰富的文献资料。
在《史记》的《夏本纪》中，同样记载了详细的夏朝世系年表，它的资料来源应该与《殷本纪》相同。
也就是说，《史记》中记载的夏朝历史，也应该也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至少证明夏朝存在是没有问题的。
论中国古史“‘历史记忆’的层累式整合”———兼论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的是非与启示
论中国古史“‘历史记忆’的层累式整合”———兼论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的是非与启示◎李禹阶内容提要 ２０世纪初的“古史辨”思潮提出了百年之问，当代古典学、历史学中的疑古、辨古、信古思想均是对其的回应。
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层累说”是该学术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着巨大的学术启示意义，同时亦存在方法论、认识论的局限。
实际上，早期中国具有丰富而“多元”的上古历史，由于传统史学“史以载道”所含蕴的“助流政教”的“资治”功能，古代史家所塑造的文本书写的历史主要是以中原国家“礼义”文化为中心的历史，而少见上古时遍及我国各区域聚落先民的社会活动的史迹记载。
“历史记忆”是人类早期史迹的遗留，但是“历史记忆”成为历史文本则有一个被后代史家再加工的创造活动，这种创造活动往往是史家的史学理念对“历史记忆”进行“层累式整合”的结果。
我国传统经典所载上古史正是“历史记忆”在“层累式整合”中完成的，它既使史前丰富多彩的各区域文化被融入早期中原国家礼乐文明的历史中，同时也在这种历史书写中保留着中国上古真实史迹的痕迹。
关键词 “古史层累说” “历史记忆” “层累式整合” 历史文本书写〔中图分类号〕Ｋ０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３）０７－００３６－１１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先生提出“古史层累说”后，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直到１００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其强烈的时代批判精神。
“古史层累说”之所以至今仍有这么持续的影响，是因为它对中国的古典学、历史学等问题仍然有巨大的学术启示意义，或者说我们今天仍然有诸多“古史辨”中曾探讨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学界的共识。
因此，在当今大量考古材料基础上反思顾氏的“疑古”及古典学思想，对于理解与评价顾颉刚先生“疑古”与“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构建中国文明起源的独特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中国学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一、顾颉刚“疑古”说的是非与启迪顾颉刚（１８９２—１９８０），作为现代史学家，是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史的重要开创者之一。
《东方教育》杂志投稿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起源
《东方教育》杂志投稿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起源顾颉刚(1893―1980年)，本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江苏苏州人。
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史考辨学派创始人，同时也是现代神话学、民俗学的奠基人。
本文主要针对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起源进行了一些研究，文章是一篇《东方教育》杂志投稿的文章范文。
摘要：顾颉刚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神话学家和民俗学家，是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对于古史的考辨成就卓著。
他之所以走疑古辨伪的道路，主要是受到郑樵、姚际恒、崔述、胡适、钱玄同、康有为和王国维等人的影响，当然也和他自身的学术性格有着莫大的关系。
关键词：顾颉刚,疑古,辨伪作者简介：李正辉(1980―)，郑州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众所周知，顾颉刚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对于古史的考辨，学界对此研究极多，至于顾颉刚如何走上疑古辨伪的道路，鲜有见到专门研究。
顾颉刚曾说：“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
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
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
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
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
”[1]其实除此五人外，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也颇受康有为和王国维的影响。
1913年顾颉刚进入北大，逐渐走上专门研究的道路。
他在读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之后，认为文学、史学都应该走批评的路子，于是他又找到郑樵的《通志》来读。
顾颉刚是这样评价《通志》的：“这部书不仅涉及的范围非常广阔，而且很有批判精神，所以在过去的封建社会里一直给人们斥骂，只有章学诚替他辩护。
章学诚认为著书有两种方向：一种是钞集资料加以编排的，这种书不能启发人们的思想;能启发思想的书一定是要有独创见解的，而郑樵就是有独创性的一个，所以他说《通志》这部书好。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引言古代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历史事件、文化传承、社会制度等内容的学科。
历史学家顾颉刚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和独到的见解而为人所知。
他在古代史领域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论文，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料和观点。
本文将介绍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的内容以及这些论文对研究古代史的意义。
论文一：《商代政治制度演变研究》在这篇论文中，顾颉刚系统地研究了商代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
他认为，商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国家，其政治制度的建立和演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通过对商代各个时期的政治制度特点进行考察，顾颉刚指出了宗法制度的建立、分封制度的完善、奴隶制度的兴起等重要因素。
这篇论文不仅仅揭示了商代政治制度的本质，还为研究封建社会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论文二：《中国战国时期的国家形态及其演进》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最为复杂的阶段之一。
在这篇论文中，顾颉刚通过对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进行深入研究，揭示了战国时期国家形态的特点及其演进过程。
他分析了六国之间政治力量的消长和角色转换，阐述了战国时期的宗法制度、分封制度对国家政治的影响。
顾颉刚的研究揭示了战国时期国家演进的动态过程，为了解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规律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论文三：《古代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这篇论文探讨了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在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现象。
顾颉刚认为，中亚地区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丝绸之路贸易、宗教传播以及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研究，顾颉刚揭示了中亚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
他的研究证明了古代中亚与中国之间文化交流的广泛性和深度，并为研究古代丝绸之路及中亚地区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史料与视角。
论文四：《古代帝国的形成与发展》古代帝国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组织形态之一，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顾颉刚在这篇论文中对古代帝国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
大禹的生日——精选推荐
顾颉刚考证大禹的生日2006-02-17 10:13:30民国故事傅国涌专栏大禹治水的传说流传已久，几乎没有人怀疑过历史上禹这个人物的存在。
1923年5月6日，胡适主编的《读书杂志》第9期发表了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其中说:”禹，《说文》云:'虫也，……'，大约是蜥蜴之类。
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其实这只是一个学术假设，不是定论，马上就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论争。
许多人不同意他的看法，纷纷撰文与他商榷。
胡适以编辑的身份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写道:”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
……上帝的观念固然可以给人们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们不能因为人们的安慰就不肯怀疑上帝的存在了。
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显然，胡适赞成疑古的精神。
鲁迅在《对于”笑话”的”笑话”》文中也曾支持过顾颉刚的怀疑态度，后来却在《故事新编》的《理水》一篇中嘲笑顾颉刚:”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
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更想不到的是，很多年后，陈立夫还念念不忘，他在回忆录中说，历史学家顾颉刚抗战期间忽发奇想，写了一篇文章说，大禹其实是虫，没有那么一个人。
尽管他的理由不充分，可是因为他在古史研究上的显赫名声，竟然有很多人相信。
陈立夫做教育部长时，已经是抗战时期，陈还为此感到很生气，认为孔子对大禹都很赞美，孔子离大禹的时代不过一千几百年，难道还不如四千年后的顾颉刚得到的文献可靠，何况孔子向来注重证据，无可靠的文献，他不写作。
陈没有直接找顾颉刚辩论，而是绕了一个弯，请他考据禹的生日是何月何日，以便在工程师年会上提出这个日子作为”工程师节”。
顾颉刚考证之后，写了一封信给陈立夫，说某年6月6日是大禹的生日。
陈就根据他的信在工程师年会上提出以这一天为”工程师节”，全体会员一致通过。
陈随即宣布，从即日起大禹不再是虫了，因为虫的生日是无法知道的，这是顾颉刚先生负责考证出来的，有信为证。
围绕大禹的疑古与释古
围绕大禹的疑古与释古疑大禹为动物演进为神20世纪初，史学界掀起一股疑古思潮，领军人物是史学家顾颉刚。
他在1923年《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著名理论，指出古代文献记述，“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在托古自重心理指引下，形成“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现象，这种伪造的上古史“譬如积薪，后来居上”。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论点是“禹从何来”。
顾氏根据《说文》解禹为“虫也”，?b，“兽足蹂地也”，推论“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
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
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
”这种“禹的演进史”考证，当时被形容成“禹是一条虫”的新论。
由于禹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圣王，自然引起很多人的反感，讥笑他“望文生义”，“想入非非，任情臆说”。
当时同情其论点者有钱玄同、胡适、魏建功、容庚 、罗根泽、童书业、杨宽等人；反对者有刘?镛肌⒑?堇人、柳诒、张荫麟等人；此外王国维、傅斯年、钱穆、冯友兰等学者也参与发表意见。
1926年到1941年间，这些争论文章陆续编入《古史辨》七大册中，引发了“古史辨运动”，产生重大影响。
[1]1923年，柳诒的学生刘?镛荚凇抖凉蓑「站?〈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中说，如按顾氏的思路，根据《诗经》中《宫》、《下武》、《玄鸟》、《文王有声》、《皇矣》形容的禹是神不是人，那么按同样的推理逻辑，后稷、商契、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在诗中描述也该是神不是人了。
文中还指出顾氏的默证问题，《生民》诗“因用不到牵入禹的事而不将禹牵入诗去，顾君乃遂谓作此诗的诗人那时没有禹的观念”；然则此诗也未提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难道可说《生民》作者那时没有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观念吗？同时，胡适的族叔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以后》文中认为：《生民》是郊祀的乐歌，所以提后稷“缵禹之绪”而不提禹，并不表明没有禹的观念；禹为九鼎动物之说荒谬至极，夏代可能不会有九鼎；而且《尧典》不见得是假，“古史官是世传的，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容易把史料保存。
顾颉刚有着哪些学术成果？有着怎样的成就
顾颉刚有着哪些学术成果？有着怎样的成就本文导读：史学研究顾颉刚作为一个史学家，享誉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
顾颉刚的私淑弟子黄现璠曾说：“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
”他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来，为之贯注新血液，探讨新方法，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就。
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1924年，顾颉刚在《歌谣》周刊上连载《吴歌甲集》，历时三月，获得学术界好评。
《吴歌甲集》于1926年由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单行本，这是一部科研价值很高的歌谣集子，不但出版的时间较早，而且有比较详尽的注释等，还附有研究文章《写歌杂记》多篇。
刘半农写信给他说：“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
”民俗研究在民俗方面，顾颉刚作过很多考察研究。
对妙峰山的考察，对土地神的探究以及对苏州婚丧礼节的论述,都不断有文章发表。
在风气未开的当时，影响颇大。
其中《妙峰山的香会》对群众朝拜碧霞元君女神的盛况作了考察研究，分析各种人朝拜、祈福的迷信心理和庙主假神戚敛财的实质，发现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祈福心理的关系。
这体现了顾颉刚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为研究而研究的学术观点。
吴歌研究1918年，他因病休学在家，因《北大日刊》的影响，开始搜集“怡情适性”的歌谣。
他的搜集工作只有八个月，连带搜集了谚语、方言方音，后来发表于《晨报》，得到“研究歌谣专家”称号。
他的研究成果首先得到来自文学方面的称赞。
胡适说:《吴歌甲集》“是独立的吴语文学的第一部”、“道地的方言文学”、“这部书的出世真可说是给中国文学又开一新纪元了。
”他此书突出的成绩在于对歌谣结合吴地的地域文化(特别是民俗)进行阐释;标明歌谣适合的场所、参与者、具体的动作等;不同地域歌谣的变化;特别是它内容详实的附录———阐述了从题目的类型到《诗经》以来的争论。
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吴歌甲集》“不只是一个一般性的歌谣资料集，而是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的歌谣学著述了。
顾颉刚史料辨析原则
顾颉刚史料辨析原则1. 任务名称解析任务名称中的”顾颉刚”指的是中国历史学家顾颉刚，“史料辨析原则”则是指在研究历史时，通过对史料进行辨析来获取真实的历史信息。
本文将围绕这一主题，详细介绍顾颉刚的史料辨析原则。
2. 顾颉刚简介顾颉刚（1892年-1978年），字子久，江苏无锡人，中国近现代史学家。
他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著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被誉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百科全书。
3. 史料辨析原则的重要性研究历史时，史料是研究者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
然而，史料往往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矛盾之处，因此需要经过辨析才能得出真实的历史信息。
史料辨析原则的运用能够帮助研究者准确把握历史事实，避免对历史的误解和曲解。
4. 顾颉刚史料辨析原则的核心思想顾颉刚提出的史料辨析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核心思想：4.1. 多方面比较在进行史料辨析时，需要收集和比较多个来源的史料，包括不同时间、地点和立场的史料。
通过对比不同史料的观点和描述，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事件的真相。
4.2. 立场和动机的分析史料的编写者往往有自己的立场和动机，这会对史料的真实性产生影响。
顾颉刚强调要分析史料编写者的立场和动机，了解他们的背景和目的，从而更准确地判断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4.3. 内外因素的综合考虑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受到多种内外因素的影响，顾颉刚认为在史料辨析中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
比如，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对历史事件的发展和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需要在史料辨析中加以考虑。
4.4. 逻辑推理和合理推测史料往往不完整，有时需要通过逻辑推理和合理推测来填补史料的空白。
顾颉刚认为，在进行推理和推测时，需要根据已有的史料和相关背景知识，以及对历史事件的深入了解，进行合理的推测，但不能随意臆断。
5. 史料辨析原则的应用实例以下是一个应用顾颉刚史料辨析原则的实例：假设我们要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战役，我们收集到了多个史料，包括不同时间、地点和立场的史料。
顾颉刚的历史演变研究范式探析———以《孟姜女故事研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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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师范大学学报
评话家、戏曲家、小说家等众人的敷演、剪裁和修改,
无论是情节内容,还是人物形象,都使传说变得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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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传》《檀弓》《列女 传》《乐 府 诗 集》等 文 字 记 载 和 民 间
唱本唱段,吴文只是 通 过 一 系 列 此 传 说 的 互 文 文 本
丰满。 此“滚 雪 球”的 理 论,无 疑 把 他 的 历 史 演 进
* 收稿日期:
2020-06-28
DOI:
10.
13698/
cnk
i.
cn36-1346/c.
2021.
05.
010
j.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6ZDA164)
作者简介:陈祖英(
1974- ),女,江西奉新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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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期的禅让观念。胡适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
什么顾颉刚的孟姜女传说研究会成为历史演变研究
评价“禹的演进史”的 研 究,指 出 顾 颉 刚 的 主 要 观 点
的经典之作? 其在运用历史演变研究方法上有什么
在于探讨传说的经历,运用的根本方法是“用历史演
独特之处?
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重在每一种传说的
证明杞梁妻就是孟姜女,可谓是我国传统的“考镜源
法阐述得更明确 和 形 象 了。 不 过,这 位 为 中 国 传 说
流”方法的应用。顾文虽然也运用了传统考据方法,
学提出了“箭垛式人物”和“滚雪球”式变迁规律的胡
但他研究的目的重在孟姜女传说转变原因的考察和
沈长云教授：禹是天神还是人王——对顾颉刚一个疑古主张的质疑
沈长云教授：禹是天神还是人王——对顾颉刚一个疑古主张的质疑作为古史辨派旗手，顾颉刚曾经发表过一系列对旧的古史系统进行批判或质疑的主张。
这些主张从总体上说，确实是抓住了旧的古史系统的要害，对促进新史学的诞生及建立新的古史体系，教给人们科学的研究古史的方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唯过去，即使到了今天，也是我们把握古史的关键。
为此，我曾在十多年前写过一篇《古史辨派的史学遗产与中国上古史体系的建设》的小文，对上述观点做过较为详细的阐述。
但是，这篇文章也同时指出，我们对于古史辨学者的疑古精神及某些主张的肯定，并非意味着对他们的所有主张及他们对一些具体历史问题的看法也都一概承认。
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有“疑古过勇”的毛病，这些，在我们建设新古史体系的过程中，都应当一个个地加以清理，予以纠正。
无庸讳言，这“疑古过勇”的毛病，很大程度便是指古史辨派的几位先生对于夏王朝在我国历史上存在的否定。
其中最具勇气的是杨宽与陈梦家二人，杨宽称“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话辗转演述而成”；陈梦家说夏史乃全从商史中分出，即由商先公的历史改编而成。
顾颉刚虽不怀疑夏的存在，但却否认夏的建立者禹作为现实的人王的存在，更否认禹治洪水等与夏朝建立有关的一切史事的历史真实性。
在顾先生的笔下，禹仅仅是一位天神，他的治水也是神话，并且这个神话也只是后人杜撰出来的。
众所周知，文献记载夏的兴起和夏的史迹，主要就是禹治洪水这件事情。
顾先生这样做，无异抽掉了夏史最主要的内容和夏之所以存立于世的主要支撑，这当然是我们不赞成的。
目前，有关夏在历史上是否存在的问题成了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对顾先生的这些说法做出一些清理，一些辨析，以利于我们的文明探源工作。
一、顾颉刚“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与其否定禹为人王的主张1923年，顾先生在其《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了他“在推翻非信史方面”的四项标准: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顾颉刚“论禹”读书笔记之一：《禹无治水之事》
顾颉刚“论禹”读书笔记之一：《禹无治水之事》一、资料来源：1、顾颉刚《古史辨》，上海古籍，19822、《顾颉刚日记》，联经版，2007引用处均在文末附截屏图片。
二、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要点笔记：1、顾：若把《创世纪》和《诗书》上的洪水并做一物，以为这真是全世界同时共起的一件事，这更是一种错误的联想了。
我的看法：现有的考古发现证明史前大洪水是真实存在的。
2、顾：禹的故事最有名的两个地方是“涂山”和“会稽”。
......会稽在浙东，浙东以山多之故，时发山洪，记得前年那地即曾发过一次大水，钱塘江里浮尸无数。
所以两地尽可都有洪水的说。
.......禹的故事所以能由越舒流传至中原，亦因中原有黄河的水患故。
中原的人受了黄河的水患，有求得一水神（或一个有治水的大神通之人）之需要，恰由越舒传了一个禹来，于是就十分的信奉了。
我的看法：顾氏本段论述天马行空，完全经不起逻辑和事实的推敲。
顾氏认为会稽的山洪产生了禹的故事，而黄河水患需要一个神，恰好禹的故事从越传过去了，于是发扬光大了。
那么请问：黄河水患为何不能产生禹的故事？中国各地的洪水为何不能产生禹的故事，为何偏偏是会稽的山洪能产生禹的故事？会稽的名称是怎么来的？《越绝书·外传记地传第十》：“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
及其王也，巡狩大越，……因病亡死，葬会稽。
”大禹在绍兴出名，是因为三件事：【1】、大禹治水“毕功于了溪”；【2】、大会诸侯于会稽山，确定王权；【3】、逝于会稽，葬于会稽山，自秦始皇开始公祭大禹陵直至今日。
绝非顾氏所言会稽发山洪、钱塘江上浮尸无数--这太儿戏了！三、顾颉刚写《论禹治水故事书》时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人是有局限性的，受制于健康、情绪等，我看完顾氏的《论禹治水故事书》后，感觉不可思议，这完全不是传说中考据严密的顾氏水准啊！于是我翻阅了《顾颉刚日记》，民国十三年农历二月，顾颉刚的状态是：1、健康不佳，大便不正常，在厕所里要待十五分钟；还不小心摔了一跤，把左膝盖弄伤了。
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思想来源古代文学论文
顾颉刚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运动地主帅.从古史辨运动一开始,顾颉刚就特别具有历史意识,在《古史辨》第1册写了一篇长达6万字地《自序》,突出强调他倡导.组织古史辨运动地心路历程,详尽地交代了古史辨运动地缘起.半个世纪以后,他又发表了2万字地长文《我是怎样编〈古史辨〉地》（《古史辨》第1册,1982）.[1]因此,古史辨运动产生地思想线索应该是非常清楚地.但是,细读这两篇自述,可以发现顾颉刚关于古史辨运动产生地思想线索地叙述有颇不一致之处.在1926年地《自序》里,顾颉刚认为他“上古史靠不住地观念”来源有四：第一是自刘知几至崔述地辨伪传统,第二是康有为为代表地清代今文经学,第三是胡适地实验主义史学方法,第四是故事传说.民间歌谣地暗示.他说：《新学伪经考》买到了.翻览一过,知道他地论辩地基础完全建立历史地证据上……后来又从《不忍》杂志上读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地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地史事,此说极惬心厌理.下面汇集诸子托古改制地事实,很清楚地把战国时地学风叙述出来,更是一部绝好地学术史.（26页,1982）自从读了《孔子改制考》地第一篇之后,经过了五六年地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地明了地意识和清楚地计划.（43页,1982）古史古书之伪,自唐以后书籍流通,学者闻见广博,早已致疑,如唐之刘知己.柳宗元,宋之司马光.欧阳修.郑樵.朱熹,叶适,明之宋濂.梅鷟.胡应麟,清之顾炎武.胡渭.毛奇龄.姚际恒.阎若璩.万斯大.万斯同.袁枚.崔述等人都是.……长素先生受了西洋历史家考定地上古史地影响,知道中国古史地不可信,就揭出了战国诸子和新代经师地作伪地原因,使人读了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伪史地背景,就从伪史上去研究,实在比较以前地辨伪者深进了一层.适之先生带了西洋地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地古代制度和小说中地故事举了几个演变地例,使人读了不但要去辩伪,要去研究伪史地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地渐渐演变地线索,就从演变地线索上去研究,这比了长素先生地方法又深进了一层了.我生当其顷,历历受到这三层教训,加上无意中得到地故事地暗示,再来看古史时便触处见出它地经历地痕迹.（78页,1982）但至80年代初《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地》一文时,他却说：我地《古史辨》地指导思想,从远地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地思想,从近地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地启发和帮助.（12页,1982）这里,再也不谈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对自己地影响了.除了顾颉刚地自述以外,学者们对古史辨运动产生地思想来源多有分析.恒慕义《近百年来中国史学与古史辨》.屈万里《我国传统古史说之破坏和古代信史地重建》.施乃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大致都采纳了顾颉刚《自序》地自我解说.[2]杨向奎《论“古史辨派”》则认为古史辨派地方法论一是受胡适一派考证方法地影响,一是受以康有为为代表地清末今文经学地影响.（25－27,32页,1981）王汎森认为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最突出地论点“层累造成说”是受了崔述地《考信录》.胡适提倡地科学方法.民俗戏曲研究.康有为.章太炎这几层影响而发展成地,但促成古史辨运动兴起地关键性因素,“是以康有为作为代表地晚清今文家地历史观”.（36－55页,1987）与上述诸说截然不同地是胡秋原.胡氏在《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一书里说：北大教授钱玄同和北大学生顾颉刚逐渐找到一个新工作,这便是《古史辨》－－即专门否定中国尧舜禹之古史,说这都是神话而不是历史.这工作地发起人是钱玄同.……他在《新青年》时代即热心于废止汉字,认为“二千年所谓学问,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或“道教妖言”.要“废孔教灭道教最彻底地办法,唯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因此必须废止汉文.他认为中国文字“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他主张用世界语代汉文,而以英文法文为过渡.……废止汉字之事虽未成功,他觉得还有一事可做,此即“疑古”.梁胡诸人盛称阎若璩考证古文尚书是伪书,是科学方法.姚际恒地伪书考.康有为地改制考亦被推崇,他便想扩大范围考证“伪事”.他知道日本有一个幸德秋水,写过“基督抹杀论”,说基督无其人,十字架代表生殖器崇拜.接着又有一个白鸟库吉,写了“尧舜禹抹杀论”,说古书所传尧舜禹之事皆为神话.此外,日本有一贱民阶级之著名作家名外骨者,自称“废姓外骨”,写了一些书,专讲日本希奇古怪风俗以及淫书酷刑之类.于是钱氏先仿废姓外骨,改名“废姓玄同”,继而改名“疑古玄同”,再学幸德与白鸟之舌,说易经代表生殖器崇拜,尧舜禹皆为神话.尧舜既不足信,那言必称尧舜地儒家和依据易经地道家便不打自倒了.在他地启发下,顾颉刚“大胆假设”古史皆“层累地造成”,再来“小心求证”.他们求证地办法很简单.一.过去许多疑古.考证文字很多,如崔述考信录,再抄抄白鸟等人之说.二.因为没有发现夏代铜器,所以大禹治水不可能.三.抄一点外国讲神话地书,例如洪水是神话等.四.再加他们地想象和附会,例如,说文说“禹,虫也”,便说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是民国十二年地事.这既好玩,又“科学”,可以吓唬青年,可以使外国人觉得有趣.参加地人多起来,顾颉刚将这些文字.通信收起来,名曰《古史辨》,由朴社出版.这由民国十五年一直出到二十年九一八前夕才停止.因为这时已有土肥原进行.白鸟库吉参加计划地“满洲国”运动,灭亡中国运动,无须他们来灭古史了.（83.84页,1973）胡秋原认为古史辨运动地兴起源于白鸟库吉地“尧舜禹抹杀论”,这一观点了解地人很少,而且也没有被专家认同.[3]比如王汎森就认为：这个说法是否影响到顾颉刚等人地古史观点,是深深令人怀疑地.一方面是因为顾氏本人并不懂日文,而且也没有任何地资料显示他曾接触过白鸟氏地作品.另方面是因为白鸟地说法在当时地中国并没有引起过热烈地讨论.（53页,1987）刘起釪也认为：此说并没有对顾颉刚先生1923年所倡尧舜禹是神不是人地疑古学说产生影响,因顾先生倡其疑古学说时,并不知有白鸟.桥本等之说,当时他刚从大学毕业,所承受地学术源流实际主要是乾嘉经学,又接受了一点胡适等人介绍地西方学术,根本无缘与日本同时学者之说接触.（1994）以白鸟库吉为代表地日本东洋史学地“尧舜禹抹杀论”对我国地古史辨运动究竟有没有影响？如果有,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这是很值得研究地.胡秋原强调钱玄同在古史辨运动兴起中地作用,以钱玄同与顾颉刚并称,这是很具卓识地.就地位而言,钱1917年就已是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就参与《新青年》地编辑工作,1919年成为《新青年》编委,而顾1920年7月方从北京大学毕业.杨尚奎认为顾颉刚讨论古史先后有两个有代表性地论点,一是“层累地造成地中国古史”说,一是“五德终始下地政治和历史”.（1981）“层累”说是在与钱玄同地通信讨论中提出来地,顾颉刚地《自序》回顾这一过程时很坦率地承认：在九年冬间,我初作辨伪工作地时候,原是专注目于伪史和伪书上；玄同先生却屡屡说起经书地本身和注解中有许多应辨地地方,使我感到经部方面也有可以扩充地境界.（49页,1982）从“专注目于伪史和伪书”到怀疑经书本身,钱玄同地这一点拨使顾颉刚地思想起了质地变化,这才导致出顾颉刚对《尚书·尧典》所载尧舜禹事迹地否定,从而产生了“层累”说.至于“五德终始下地政治和历史”也是如此,顾颉刚晚年所作《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地》说：至于钱玄同,他态度没有变,那时却对我讲了一个笑话.……钱玄同讲了这个故事,就对我说：“我们对今古文问题,也当作如是观.今文家好象莲香,古文家好象李女,我们千万不要上她们地当！”在这段话地启发下,我就写出了《五德终始下地政治和历史》一个长篇论文,又写出了《秦汉地方士和儒士》这个通俗小册子.（13.14页,1982）钱玄同不但引导顾颉刚“把今古文地黑幕一齐揭破”（《古史辨》第1册213页,1982）,走上了疑古之路,而且他自己也提出了许多激烈疑古地论点.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他说：我从前以为尧舜二人一定是“无是公”,“乌有先生”.尧,高也；舜,借为“俊”,大也.“尧”“舜”底意义,就和“圣人”“贤人”“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地人格之名称而已.……尧舜这两个人,是周人想象洪水以前地情形而造出来地；大约起初是民间底传说,后来那班学者便利用这两个假人来“托古改制”.（《古史辨》第1册,67页）“六经”固非姬旦底政典,亦非孔丘底“托古”地著作.（《古史辨》第1册,69页）《仪礼》是战国时代胡乱钞成地伪书.（《古史辨》第1册,77页）我以为原始地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底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底生殖器底记号.……孔丘以后地儒者借它来发挥他们地哲理,有做《彖传》地,有做《象传》地,有做《系辞传》地,有做《文言传》地,汉朝又有焦赣京房一流人做地《说卦传》,不知什么浅人做地《序卦传》,不知那位学究做地《杂卦传》,配成了所谓“十翼”.（《古史辨》第1册,77页）《春秋》,王安石（有人说不是他）说它是“断烂朝报”,梁启超说它象“流水帐薄”,都是极确当地批语.……至于《左传》,……这部书底信实地价值,和《三国演义》差不多.……从实际上说,“六经”之中最不成东西地是《春秋》.（《古史辨》第1册,77.78页）在《论获麟后续经及春秋书》中,他对顾颉刚说：我现在对于今文家解“经”全不相信,我而且认为“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地,经既没有,则所谓“微言大义”也者,自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古史辨》第1册,280页）在为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所作《跋》中,他甚至说：许慎地《说文》是一部集伪古字.伪古义.伪古礼.伪古制和伪古说之大成地书.（《古史辨》第1册,66页）否定尧舜.否定六经.否定六经与孔子地关系.甚至否定《说文》,就是要通过“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来达到“废孔教灭道教”地目地,这就是古史辨运动地真精神,是古史辨运动与历代辨伪活动不同地所在,也是古史辨运动代表人物与历代辨伪家地根本区别.所以,考辨古籍.考证人物地真伪并非古史辨运动地真谛,它只是手段.而钱玄同正是把握了这种“真谛”地人,胡秋原视他为古史辨运动地关键人物之一,是有眼力地.钱玄同这种激烈地疑古思想,有没有受到日本学术界地影响呢？胡秋原说他废姓源于外骨,以《易经》为生殖器崇拜之代表.否定尧舜地存在源于幸德秋水和白鸟库吉,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存在地.钱玄同1905年12月去日本东京看望其兄钱恂,小住三四个月,随兄游览名胜,并学习外语.1906年春回国,9月又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1910年5月回国.[4]从18岁至23岁,钱玄同基本上是在日本渡过地.他会日语,对日本学术界地情况应有所了解,因此,他地学术观点受到日本学者地影响,自属必然.就以对易卦起源地认识来说,钱玄同和郭沫若都是生殖器崇拜说地提倡者,[5]这和他们都在日本生活过相当一段时期是有关地.[6]幸德秋水作为一个著名地社会主义者,在当时地日本有着广泛地影响,其著作《社会主义精髓》.《广长舌》.《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都被中国留日学生所翻译.特别是《社会主义精髓》一书,1903年7月日文首版后仅两个月,留日学生就出版了中文译本,以后不到4年时间竟又接连出版了两个新地中文译本.所以,钱玄同.郭沫若受他地影响,一点都不奇怪.白鸟库吉（1865－1942）千叶县人,文学博士,1890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毕业,后任学习院兼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01－1903年留学欧洲.吸取语言学.民族学方法研究东亚及中亚各民族历史,创办学术刊物《东洋学报》,主持满铁地满蒙史迹调查工作,创立东洋文库为日本东方学奠定基础,被誉为日本东洋史学地创始人,主要著作有《西域史研究》.《满鲜历史地理》等,有《白鸟库吉全集》10卷行世.1909年白鸟库吉在东洋协会评议委员会上作了一次讲演,其记录在东洋协会发行地《东洋时报》第131号（1909年8月）刊出,题为《支那古传说地研究》.文章说：中国传说之背景以儒教为理想,其中包括负起儒教崇拜角色之主人翁.不少传说一直被视为历史事实,无人提出疑问.现试以别种解释,批判其所谓之人物遗迹,并探讨其由来.……首先载录尧舜禹事迹者,当为号称中国最古史书之《书经》.除此三人外,其他传说之古人尚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但均不见此书.……据《尚书·尧典》所载,尧之主要事迹,为观测天文,……故尧之功绩,主要为授民以时.……吾人应留意之处,当为舜在人事上之所作所为,及其本身之孝性.……禹性格之特点,在于勤勉力行,其事业主要与土地有关.……《尚书》中《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皆非当时所记.此从每篇必以“曰若稽古”云云起笔,并从“今昔”可知之.再者,三王遗迹之大小轻重,有甚失权衡之处.就中以舜事业最多,行迹最著；尧专关天文,禹专主治水,而其他事业,皆归之舜,此实应大疑.加之尧之事业主要关乎天文,舜之事业涉及人事,禹之事业则限于土地,三王事迹截然区划,颇不自然,亦使人抱有疑团.又考舜之孝道,以常识判断,颇难置信.……舜之德行,有此等父及有此等弟始能明显,传说虚构之迹至此益明.……汉族之大灾害实为洪水……若有王者能尽力沟洫,使黎民安于其土,即为圣明之主.……洪水滔天.夏禹治水之传说,即由此起.若上述臆断不误,吾人不得不疑尧.舜.禹三王之历史存在.尧主司天事,司人事者为舜,而彼之德为孝,并不为奇.孝乃百行之本,为中国人道德之基本.不难推知,彼等以舜为其道德理想之人格化.禹之事业与土地有关,已如上述.若然,尧舜禹三王传说之作者,应是心中先有自太古即存在之天地人三才说,始构成此传说.……据《说文》第十三,尧之字义乃：“高也,从垚在兀上,高也.”……故知有高远至高意义之尧字,乃用以表彰帝尧之性格.……舜.顺之韵同为震,又同音,故舜字明显有顺之义.……从文字之义而思,再察帝舜之传说,可知舜乃中国人为表示理想之基本道德而虚构之人物.据《说文》第十四,禹乃“虫也”,此不适合夏王之名.然禹.宇同音,又同属七麌麌之韵.而禹字通或,见《一切经音义》卷七“渐备经”条：“宇,古文,籀文作同.”而宇.等字义,《释文》云“四垂为宇”……若然,《尚书·禹贡》之文,可证夏王禹之命名决非偶然,……禹之名,实得自其治九州四垂之水.……就吾人所见,尧.舜.禹乃儒教传说,三皇五帝乃易及老庄派之传说,而后者以阴阳五行之说为其根据.故尧.舜.禹乃表现统领中国上层社会思想之儒教思想,三皇五帝则主要表现统领民间思想之道教崇拜.据史,三皇五帝早于尧.舜.禹,然传说成立之顺序决非如是,道教在反对儒教后始整备其形态,表现道教派理想之传说发生于儒教之后,当不言自明.[7]以白鸟库吉在史学界地地位而倡此说,不能不造成强烈地影响.《东洋时报》第129号刊有后藤朝太郎地《论尧舜禹地抹杀》.1910年1月,林泰辅在《东洋哲学》第17编第1号上,就尧舜禹问题向白鸟库吉质询.1911年7月5日发行地《汉学》第2编第7号.1911年地《东亚研究》第1卷第1号,1912年1月地《东亚研究》第2卷第1号,连载了林泰辅地《关于尧舜禹抹杀论》,林泰辅对记载尧舜禹地《尚书》中地《虞夏书》.《商书》地制作年代及在殷末周初有没有存在文明地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尧舜禹是实有地历史人物,反驳了白鸟库吉否定尧舜禹地理论.1912年4月白鸟库吉在《东亚研究》第2卷第4号发表了《尚书地高等批评－－特关于尧舜禹》,这是他1910年在汉学研究会上地讲演,他认为《尧典》.《禹贡》等篇为战国时代五行概念.地理概念出现以后地作品,非太古时代所能有,号召对《尚书》作自由地研究.接着,林泰辅在同年9月地《东亚研究》第2卷第9号上又刊登了《再论尧舜禹抹杀论》,再次批驳白鸟库吉说.1911年12月4日《东洋时论》第2卷第12号刊登了白鸟库吉地《关于支那革命地史地说明》,白鸟库吉再次强调：“我不认为尧舜禹是实在地人物.因为这些就是以天地人三才为基础而造地,来具体表现出君主地最高理想而已.”1912年地《东洋学报》2卷3号,1913年地《东洋学报》3卷3号,1914年地《东洋学报》4卷1号.3号连载了白鸟库吉地学生桥本增吉地长篇论文《书经地研究》,桥本对《尚书·虞书》所载地天象进行了详细地考证,以支持其师地尧舜禹否定论,反驳林泰辅对白鸟库吉地批评.1921年《史学杂志》第2卷第4号也刊登了青山公亮《白鸟博士地“周代古传说（转载自中国教育文摘,请保留此标记.）地研究”》.刘起釪认为,白鸟库吉.桥本增吉之说出,“于是对尧舜禹地怀疑,一时形成风尚”（1994）,这应该符合当时日本学术界地实际.钱玄同1906年9月去日本留学,1910年5月回国.在日本,他是有可能看到《东洋时报》第131号上白鸟库吉《支那古传说地研究》一文地.其实,上引《答顾颉刚书》“我从前以为尧舜二人一定是‘无是公’.‘乌有先生’.尧,高也；舜,借为‘俊’,大也.‘尧’‘舜’底意义,就和‘圣人’‘贤人’‘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地人格之名称而已”云云,与白鸟说就有几分相似.这种相似,当然不能排除偶合地可能,但受白鸟库吉说影响地可能性也许更大.顾颉刚与钱玄同不同,他不懂日语,也没有去过日本,因此王汎森.刘起釪都认为他不曾接受过白鸟库吉等人地作品.笔者去北京大学图书馆外文过刊部查阅过,该部藏有《东洋学报》.《汉学》.《史学杂志》.《东亚研究》.《东洋哲学》.《东洋时报》等日文刊物.其中《东洋时报》.《东洋哲学》.《东亚研究》载有白鸟库吉.后藤朝太郎.林泰辅文章地期数不见.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当时没订：二是订了,后来遗失了.但载有桥本增吉《书经研究》地各期《东洋学报》都有,载有林泰辅《关于尧舜禹抹杀论》地《汉学》也有,载有青山公亮《白鸟博士地“周代古传说地研究”》地《史学杂志》也有.至于《东洋时论》等刊物我就失检了.北京大学所藏地这些日文报刊,一是北京大学地原藏,一是50年代院系调整时合并地燕京大学所藏.如载有桥本增吉《书经地研究》地《东洋学报》各卷,就是原燕京大学地藏书；载有林泰辅《关于尧舜禹抹杀论》地《汉学》,则是原北京大学所藏.据顾潮《顾颉刚年谱》,顾颉刚1920年6月被北京大学聘任助教,职事定为校图书馆编目员；9月10日到北大图书馆就职,见该馆主任李大钊,谈中文书目改编事.次日,作《重编中文书目地办法》,嗣后又拟各种表格备填；11月9日,并作《图表编目意见书》.10月始,又任清查外文书籍.重编西文目录事.（55.56页）一直到1922年3月,顾颉刚地“图书馆事由黄文弼代”（71页）.顾颉刚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了一年半,又曾“清查外文书籍”,因此,他完全有可能会见到《汉学》第2编第7号（1911年）所载林泰辅《关于尧舜禹抹杀论》.或者《史学杂志》第32编第3号（1921年）所载青山公亮《白鸟博士地“周代古传说地研究”》这些论文.这些论文都较为详尽地转述了白鸟库吉地观点,通过它们了解白鸟库吉地“尧舜禹抹杀论”应该是不难地.所以,说顾颉刚“根本无缘与日本同时学者之说接触”是不能成立地.[8]林泰辅为日本著名汉学家,与王国维多有论学往来.王国维1915年1月曾有《洛诰解》一文刊《国学丛刊》,林泰辅在《东亚研究》上发表《读〈国学丛刊〉》一文,与之“攻错”.同年11月,王国维撰《与林浩卿博士论洛书》,回答了林泰辅地“攻错”.1916年1月,林泰辅又以其刊于《东亚杂志》之答辩寄王国维,王国维乃作《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王国维地这3篇文章,后汇为《裸礼榷》,刊入上海“广仓学宭”之《学术丛编》第4期（1916年）；又刊《观堂集林》卷一（1921年）；《海宁王忠悫公遗书》（1927年）.林泰辅著《周公及其时代》一书,王国维读后曾给予较高地评价（见《与浩卿博士论洛诰书》）；1916年6月4日《致罗振玉书》云：《学术丛编》已装成,维得十本.先以五本奉寄,中请寄林博士（林泰辅）一本,藤田（藤田丰八,字剑公）先生一本,内藤一本,余请留或酌送.[9]钱穆1931年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翻译了林泰辅《周公及其时代》一书.[10]学界对林泰辅著作地重视,应该与王国维地评价有关.1918年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云：昨有日人长井江衍者来访,此君狂甚,历诋林浩卿辈.（273页,1984）长井江衍“历诋林浩卿辈”,不知是否与林泰辅驳斥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有关,但招致王国维地不满,可见王国维对林泰辅地维护.顾颉刚自称：在当代地学者中,我最敬佩地是王国维先生.在1923年3月6日地日记中,我写道：梦王静安先生与我相好甚,携手而行,……谈及我祖母临终时情形,不禁大哭而醒.呜呼,祖母邈矣,去年此日固犹在也,我如何自致力于学问,使王静安果能与我携手耶！一年以后,在1924年3月31日地日记中,我又有这样一段记载：予近年之梦,以祖母死及与静安先生游为最多.祖母死为我生平最悲痛地事情,静安先生则为我学问上最佩服之人.今夜又梦与他同座吃饭,因识于此.看这二段文字,可知我那时真正引为学术上地导师地是王国维,而不是胡适.（《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地》14.15页,《古史辨》第1册）顾颉刚对王国维是如此地敬服,在北大图书馆“清查外文书籍”时应该会注意到林泰辅地文章,所以,他还是有机会接触白鸟库吉地“尧舜禹抹杀论”地.1922年8月8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云：京师大学毕业生（现为助教）有郑介石者来见,其人为学尚有条理；又有顾颉刚者（亦助教）亦来,亦能用功,然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此亦自然之结果也.（325.326页,1984）“然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不知是否系说顾颉刚地疑古论调近于白鸟库吉辈,但王国维对疑古运动显然持批评态度.王氏1926年8.9月致容庚信说：。
历史上“证据力”和“证明力”的考察
历史上“证据力”和“证明力”的考察
史正玉
【期刊名称】《决策探索》
【年(卷),期】2015(000)010
【摘要】在历史研究中，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促成“三重证据法”的出现。
不管“二重”还是“三重”，历史研究中的证据法，是与证据学有交叉的一个概念。
其中的证据，在说明历史现象、证实历史问题的同时，也应当符合证据学的一般规律。
一、由“二重”向“三重”的发展 1925年，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了“二重证据法”。
通过将殷墟发掘出土的甲骨卜辞与《，史记·殷本纪》等传世文献的印证研究，王国维梳理、订正了商代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有力地证实了商代历史。
其后，闻一多、郑振铎等人在研究中融入神话学、人类学材料的尝试，可视为把“二重”向“多重”扩展的滥觞。
【总页数】1页(P80-80)
【作者】史正玉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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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的“求真”与他的古史研究
顾颉刚的“求真”与他的古史研究
张志云
【期刊名称】《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年(卷),期】1999(000)005
【摘要】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创造的以“疑古思想”为核心的“层累地造成中困古文”的观点和治史方法，洋溢着顾先生的“求真”精神。
正是这一精神，显示了他追求真理的豪情与勇气，为学术而献身的品质及其学术的独立、自由等风格．
【总页数】7页(P65-71)
【作者】张志云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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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收集了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讨论古史的文字。
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
《古史辨》的出版、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古史研究的著名理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及事实上随《古史辨》出版而形成的古史辨学派的活跃，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十分的重要内容，对中国上古史料、史实研究以及史学研究方法影响巨大。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收集了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讨论古史的文字。
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
《古史辨》的出版、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古史研究的著名理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及事实上随《古史辨》出版而形成的古史辨学派的活跃，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十分的重要内容，对中国上古史料、史实研究以及史学研究方法影响巨大。
一
1922年，在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时，顾颉刚先生说：“上古史方面怎样办呢？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的了。
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现在刚才动头，远不能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
思索了好久，以为只有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
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着，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
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
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
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
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2]
顾颉刚先生从《诗》《书》和《论语》三本古书中对尧舜禹的地位问题发生怀疑，“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
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
”从而初步建立了著名的古史层累说的假设。
可以说顾颉刚先生的疑古理论与他早年对禹的身份的怀疑密切相关。
关于大禹，顾先生在1923年2月25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作了详细讨论，“《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
’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
《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
……这诗的意思是说商的国家是上帝所立的。
上帝建商，与禹有什么关系呢？看这诗的意思，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
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
”“《閟宫》说，‘是生后稷，……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
’（按，《生民》篇叙后稷事最详，但只有说他受上帝的保卫，没有说他‘缵’某人的‘绪’。
……可见，《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禹一个观念）……在这上，我们应该注意‘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么关系。
”[3]
“至于禹从何来？禹与桀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
禹，《说文》云，‘虫也，从，象形。
’，《说文》云，‘兽足蹂地也。
’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
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
（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
）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
”[4]
顾先生此说一出，立刻遭到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征等先生的激烈批评。
刘掞藜在1923年5月13日《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说：“这种推想是很不能使人满意的。
把‘禹敷于下土’的‘下土’说作对于‘上天’而言，并不见得遂有
‘禹是上帝派来的神，不是人’的意思。
”并根据同样的资料《诗经》中《閟宫》、《下武》、《玄鸟》、《文王有声》、《皇矣》等篇指出，按照同样的推理逻辑，后稷、商契、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也就都应该是神不是人了[5]。
刘还事实指出了顾先生这里存在的“默证”的问题，“因用不到牵入禹的事而不将禹牵入诗去，顾君乃遂谓作此诗的诗人那时没有禹的观念，然则此诗也因用不到牵入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不将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牵入诗去，我们遂得说《生民》作者那时也没有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观念吗？”
柳诒征先生更是对顾先生用《说文解字》象形来揣测禹是条虫大为不满，批评顾先生不懂《说文解字》宜例[6]。
连最疑古的钱玄同对顾先生对大禹的研究也不敢赞同，他在1923年5月25日的《答顾颉刚先生书》中说：“中国底历史应该从禹说起。
”“先生据《说文》云‘从’，而想到‘’训‘兽足蹂地’，以为大约是蜥蜴之类，窃谓不然。
”[7]
在众多证据确凿的反驳面前，在大禹问题上，顾先生只能很快承认自己研究的某些失误，“我原以为《楚词》上说‘禹降省下土方’，自上至下为降，也有上帝派下的意思；但看了‘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等句，觉得还不能算做理由。
”[8]并不得不马上声明：“我上一文疑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最引起两先生的反对，我与此并不抗辩，因为这原是一个假设。
”[9]但顾先生还是坚持大禹是神话人物，禹是神，大禹治水是神话故事。
《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这篇长文对禹作了深入的专题研究，“至于禹，他的来踪去迹不明，在古史上的地位是独立的（父鲧子启全出于伪史，不足信。
）他不是周族的祖先而为周族所称，不是商族的祖先而亦为商族所称，他的神话是普遍的。
地位的独立，神话的普遍，维有天神才能如此。
”[10]“深信他治水之故，乃是受了《孟子》、《禹贡》等书的影响。
”[11] “禹为社”，“《大、小雅》皆宣王前后诗（我信西周初期的诗只有《周颂》），则禹为社神之说起于西周后期可知了。
”[12]“禹为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
” [13]在《论禹治水故事书》中又说：“甲地的洪水与乙地的洪水本非一物，但因两地同受此水患，所以故事流传所及，会得合成一物，禹的故事所以能由越舒传至中原，亦因中原有黄河的水患故。
中原的人受了黄河的水患，有求得一水神（或一个有治水的大神通之人）之需要，恰由越舒传了一个禹来，于是就十分的信奉了。
”[14]“我以为《禹贡》作于战国，不过是战国时人把当时的地域作一整理而托之于禹迹，原无原始意义可寻，不必为之讲通。
” [15]
顾颉刚先生的大禹研究在此后的学术界和社会上反响巨大，《古史辨》第二册中就收入了当时的不少批评文字，其中一些对顾先生研究方法的批评颇中肯綮。
王志刚先生以为“顾颉刚等且疑及神禹为古之怪兽，直使神州古史与神话同一荒唐。
古籍昭然，欲强天下人舍古以从今，恐非易事。
”[16]张荫麟先生批评“顾氏文中涉及尧舜禹事迹者”[17]，“完全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18]，“其所以致误之原因，半由于误用默证，半由于凿空附会”[19]。
傅斯年先生指出“应该充量用尚存的材料，而若干材料阙的地方即让他阙着。
”“找出证据来者可断其为有，不曾找出证据来者亦不能断其为无。
”[20]以后再次指出“其有不能解决之问题，‘及史之阙文’而已。
”[21]
距第一册出版四年以后，顾先生在写《古史辨》第二册《自序》时表态：“最使我惆怅的，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称赞我的就用这句话来称赞我，讥笑我的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似乎我辨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已经给我这样地解决了的。
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
就使不放弃，也是我的辨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辨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
这是对我最浅的认识。
”
[22]
顾先生研究大禹使用的方法也就是他早期众多古史研究同样使用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顾先生并没有放弃。
事实上，顾先生心中连“禹为动物”这个基本判断也并没有真正放弃。
五十年代顾先生还在思考禹的神性，据研究，五十年代初期，顾先生在笔记中还在指出“禹之为
虫，又得一证。
”“以后参观中央民族学院，见到台湾高山族的器物，在笔记中写道：‘其族以蛇为图腾，其器物刻镂亦必若此。
……观殷周铜器，所有盘螭、盘虺纹者，疑即禹图腾之遗留也。
’顾颉刚对‘禹’的怀疑至死也没有放弃。
”[23]
问题倒并不在于顾先生是坚持或是放弃了“禹为动物”这一说，而在于这一具体的学术考证中已经体现了顾先生论证问题的方法，这项具体的学术考证既是顾先生上古史研究的原始出发点，也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理论建设依据的基础。
这是我们必须正视而决不能回避的。
当时一些提出反对意见的学者正是牢牢抓住了“这一个问题”，而顾先生当时放弃“枝叶”保“本干”的解脱似乎也太过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