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乡规划法角度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的思考

基于城乡规划法角度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的思考摘要：基于对当前控规发展问题的分析，提出了改善控规编制方法的理论构想，最后对未来控规发展趋势做出了判断。

关键词：城乡规划法；控规；思考

我国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简称“控规”)是对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的深化、补充与完善,为规划管理提供技术性管理文件和土地出让条件,并为修规的编制提供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成为我国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近年来一系列的规划法的颁布，例如《行政许可法》、《物权法》、《城乡规划法》，让人们重新思考和认识了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控规编制的方法必须寻求创新。2008年的《城乡规划法》首次明确规定公众可以在规划的制定、实施和修改过程中发表意见, 并将公众参与规划的程序予以制度化，从而真正实现城乡规划法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1当前控规发展问题分析

1.1难以兼顾公共利益和市场经济规律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国城市规划的任务转变为:从城市和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合理有序的配置城市空间资源，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保障城市的公共利益，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各种引导机制和控制机制，确保城市各项建设活动的健康有序，规范市场行为;保障城市规划建设法律、法规的施行

和政令的畅通。

城市建设是对公共资源的占用过程。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建设既有以经营为目的的开发行为，也有以社会环境效益为目的的公益性建设行为。政府在城市土地空间配置中占有主导地位，并通过城市规划确定哪些用地用于公益性建设，哪些用地用于市场化开发，从而保障城市的合理发展。控规是落实政府目标的重要工具。

在城市规划体系中，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核心是保证发展中最大限度的公平与公正。但是过分的依靠市场经济规律，由于行为主体不顾及其自身行为的外部性，必然会造成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对于不同类型的地区，他们在经济环境、地理条件、开发方式、居民诉求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体现公共利益的要素在不同区域也有差别。因此，为了保证公共利益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需要根据控规针对的具体地区，具体社会经济环境对规划控制要素进行相应的调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控规在编制过程中，在控制要素层面还很难实现这种调整，通常都是套用现成的模式，引用相似案例的要素和指标进行控制，很难做到有的放矢。

1.2 编制层面的问题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主体的混乱。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和执行应该是政府行为，代表全民的共同利益，但目前有些地方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是由开发商直接委托、控制和决定，使控制性详细规划成为为局部利益服务的工具。

规划区范围划定不合理。规划区范围的划定有时不是根据行政区划、功能组团、地理分界等来划分，而是根据开发项目、招商引资要求确定的，这使得各项规划成果内容、要求不统一，且与周边规划缺少协调。如有的规划区面积有8平方公里之多，有的规划区面积仅有十几公顷，差别较大。规划区范围太大，易造成规划成果的内容及深度不够。

1.3 规划编制组织的不适应性

当前城市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各种跨越式发展的机会和变化的可能性很大。而按照国家现有的规划编制体系，从土地利用的层面看，对一个大城市而言往往需要在总体规划基础上，编制分区规划，再以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为依据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每一层面的规划都需要一个周期，即便各项规划编制交错组织，不包括报批时间，覆盖一轮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时间也需要4一5年，在此期间，各专业规划编制的时序与范围往往也未能与控制性详细规划有机衔接，造成控制性详细规划并不能在技术上全面落实上位规划及专业规划的空间要求，出现了同一地区多个规划覆盖，缺少综合与协调，有的甚至出现疏漏或矛盾，如此，一个天生就有缺陷的规划成果难免在实际工作中又将面临调整。

2改善控规编制方法的理论构想

2.1 基于市场经济规律基础上的控规编制修订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其体制也在不断地进行变革，控规

作为城乡经济规划中的重要部分，也要随着社会环境体制的变化而重新审视内容的编制。控规在成为城市规划主管部门依法行政的依据和基础以后，必然涉及到城市中各个利益集团的责、权、利关系，控规在法制化的进程中应该积极符合法制原则，对城市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弹性和适应性处理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托市场经济规律，即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对控规中具有法律效力的控制要素和控制要求做出适当的调整，保证法律文件的合理性，提高控规的适应性，以积极的方式促进城市建设开发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这也是保证控规的法律严肃性、科学性以及对城市建设实施动态控制的基础。

2.2编制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每个城市在控规编制文件中必不可少的一节，其有效性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市民认识水平和行政管理的引导，以及真正意义上民主化进程的推进等，而不是仅仅在规划编制与管理中的简单参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多元利益的共存和竞争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实。体现在城乡规划领域,一些新的利益主体和利益形态也逐渐形成,并且通过相互间的

交织和竞争动态地形成新的利益结构关系。开发商、社会公众、地方政府、规划师都成为新的利益结构中的主体,公共利益的法律保障诉求也日益强烈。

（1）使多元化的利益冲突趋于平衡

在城乡规划领域,规划公共决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公共利益和

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相互较量的结果。过去,规划由规划师和政府官员主导,其往往重视当前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和公共利益。而利益多元化格局的背景下,公共政策往往取决于不同个人和利益主体之间交互作用形成的合力,是多方博弈的结果。通过各种公众参与程序,不同的利益诉求得以通畅表达,不同的意见、观念得以公开呈现,如此,平等沟通和理性协商才得以进行,妥协方的出现才成为可能。

（2）监督公共权力运行

公众对公域的积极参与,是实现对公共权力有效制约的基本条件,只有在公众的参与下,在公共舆论的监督下,才能有效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公众参与城乡规划不仅要求最终的规划决策向公众公开,更要求规划的编制过程向公众开放。如此,规划方案的形成过程应当是利益相关者通过理性协商和利益博弈的开放过程。此种开放的决策过程有助于确保公权力的运作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防止腐败的发生。

（3）增强规划管理的民主化

公众参与使得民众参与进来,这可称之为“行政民主化”的表现。通过听取公众的意见,规划编制机关可以更好地了解公众的意愿,

加深对规划编制区域的了解,有利于化解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冲突,

形成共识,提升规划的科学性。同时,公众参与为公众和政府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