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文化思想走向

2008/8

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文化思想走向

李天福

摘 要:新历史主义小说企图让历史回归历史自身,表现出颠覆、解构历史的强烈愿望及以现代哲学思想认识历史的新观念,并作为一种叙事策略贯穿于创作过程的始终。但在后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戏说和整体虚构历史的倾向,其重新阐释历史的目的也逐渐沦为一种技术层面的操作过程,解构由策略变为了目的,陷入到回归历史与沉沦历史的悖论之中。从重审历史到重塑历史再到历史的陷落,构成了新历史主义小说文化思想发展的基本走向。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小说;边缘化叙事;历史真实;解构;戏仿;颠覆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8)8-174-04

作 者:重庆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系副教授;重庆,永川, 402160

作为内生原发而又外生继起的新历史主义小说,1980年代后期以对历史的重新关注与叙写登堂入室。乔良的 灵旗、莫言的 红高粱首开先河,继之而起且有相同艺术旨归的则是苏童的 妻妾成群、 米等!枫杨树乡村系列∀,格非的 迷舟、 敌人,余华的 活着、 呼喊与细雨,刘震云的 温故一九四二、 故乡天下黄花,李晓的 相会在K市等等。

与传统历史题材小说相比,这类小说在叙事模式、历史意识、思想观念、话语风格方面,均表现出不同风貌,因而被学界宽泛地命名为!新历史主义小说∀(或!新历史小说∀),作为对回到民间视角的历史小说的总称。在创作路径上,新历史主义小说充分发掘民间历史,重新叙写了传统正史,企图在文学意义上重构历史,表现出颠覆、解构历史的强烈愿望及以现代哲学思想认识历史的新观念,并作为一种叙事策略贯穿创作过程的始终。但在后期历史话语书写中,由于没有更为深刻的思想支撑和历史空间的拓展,它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戏说和整体虚构历史的倾向,其重新阐释历史的目的也逐渐沦为一种技术层面的操作过程,解构由策略变为了目的,陷入到回归历史与沉沦历史的悖论之中。从重审历史(正史)到重塑历史(历史真实)再到历史的陷落(游戏与戏仿),构成了新历史主义小说文化思想发展的基本走向。

个人化与边缘性:重审历史

!方法论上的自我意识是新历史主义在文化研究中最鲜明的标志之一∀。[1]与此一致,新历史主义小说整体把过去宏大叙事置换为个人叙事,其还原民间的历史视觉与历史叙事,一如苏童所说,!是一种很好的小说创作方法∀,并以此拾起已成碎片的历史进行缝补缀合。[2]这种有意识的创作方法或话语书写方式,构成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叙事策略。

在叙事视角上,新历史主义小说把历史看成个人叙事,常常运用第一人称,站在个人立场上书写历史,以期主体建构历史。传统文学艺术惯于隐藏思想意旨,叙述主体也总是隐于幕后,不露痕迹。新历史主义小说叙事者则从后台走向前台,积极介入其中,毫不隐讳!我∀的存在和!我∀的主观见解的渗入,甚至用!我想∀、!我猜测∀、!我以为∀等口吻叙述历史。李洱的 花腔把!我∀设置为整个故事的叙事人和资料的收集者,讲述者用!有甚说甚∀这句口头禅导入故事,将作家的主观意识引入故事叙写。作者常作为文本中的人物出现在作品中,展开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对话。莫言的 檀香刑选择明确的历史时期作为叙事背景,却用!我∀的主观见解去理解那个特定时代的种种遭遇,三段式的叙述分别从不同的人物入手,却都是以个人积极介入历史进行的。新历史主义小说选择!我∀作为叙述人,从叙事学角度讲,是试图保持文本真实性的选择。然而,这里的!我∀却具有了非同寻常的叙事主动权, !我∀、!我想∀、!我以为∀等语词频频出场,使得叙事的可信与否取代了历史事件的真实与否,叙事话语颠覆了历史真实。

在叙事时间上,新历史主义小说常常故意制造叙事空缺,或把叙述变成拆解故事结果的逆反时间运动,使之成为一种反因果叙事,即在故事发展的必要环节上,有意识地忽略、删减或藏匿故事的关键因素,拆掉常规性的因果叙事链而达到一种反历史叙事目的。格非的 迷舟讲述一个战争与情爱交织的故事,将这两条平行的线索结合在一起的是萧这个人物。!萧去榆关∀成了整个作品的核心情节,但恰恰在这一点上,格非藏匿了故事的关键因素,使文本在情节发展高潮点上出现了空缺。刘震云的 故乡相处流传时间顺序和因果逻辑关系也被有意打破,三国时的曹丞相、明代的朱元璋、太平天国时期的慈禧和1950、60年代的毛泽东等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被并置在一起,共处于同一空间中,由一个现在时态的抒情与叙事主体通过倒叙、自由联想甚至通感等叙事和抒情手段打破线性时间,将事件以新的组织与结构原则进行重新编码,历史事件以非整体性、非因果性的状态存在,而整体性与因果逻辑基础上自然生成的一些观念如必然性观念、决定论、历史进步思想等被自动消解。[3]

在叙事方式上,新历史主义小说多以回忆方式进行,具有强烈的个人性与情感性。与自足逻辑的线性故事不同,在回忆里,可以错置时间顺序,规避因果逻辑,不再遮蔽对话语的支配,直接让!我∀建构历史。这种回忆也利于新历史主义小说避开先验文本的历史规定性,从深层人性出发对历史进行

民间化、野史化的想象性虚构。潘军的 风沿三条线索书写历史,将说什么与如何说巧妙结合起来,通过被走访人物的叙述和作家手记,体现了想象与虚构历史的过程,并由此对权威历史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历史从来只存在于叙事之中,而叙事就是权力运作,谁掌握着话语权力谁叙述的历史就是真实的。∀海登#怀特曾说,!如何组织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这个作法从根本上说是文学操作,也就是小说创作的运作。∀[4]新历史主义小说把历史的深层结构看作诗性的,文学与历史联系密切,历史可以用文学的话语或方式来显现,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虚构性的文学修辞。苏童在谈及 妻妾成群时坦言:!我没见过妻妾成群的封建家庭,我不认识颂莲、梅珊或陈佐千,我有的只是∃白纸上好画画%的信心和描绘旧时代的古怪的激情。∀[5]这种带有某种元叙事色彩的叙事方法和叙述技巧上的标新立异,拆解了传统历史小说建立在摹仿论基础上的叙事规范,颠覆了对历史真实、本质的崇尚和信仰。

在叙事姿态上,新历史主义小说坚守边缘化叙事,拣拾处于历史边缘的碎片,用民间生活形态取代政治历史形态,用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取代对历史事件的关注,来重叙历史。我们在小说中常常能寻觅到偏僻的村落、颓败的家族、被压抑的心理情感、鲜为人知的逸闻趣事等边缘史料;被排挤的小人物、游离于正史之外的乡野村夫、匪帮流寇等边缘主人公;逸出正史的、有违于人们历史常识的边缘历史结论;甚至逍遥于任何一个理论流派之外的边缘的理论立场和观察视角。这些边缘化的史料!对在自己出现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支配和服从结构,以及文化符码等规则、规律和原则表现出逃避、超脱、抵触、破坏和对立∀。[6]边缘化的叙事把文学置于意识形态的边缘并通过对这种边缘潜能的发掘,突破了各种形式主义的文本界限,通过正面叙事或以否定方式&&&疏离,达到了反叛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因而,新历史主义作家们极力追求边缘并安于边缘叙事,自觉抛弃以文本形式存在的正史,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解释,而注重民间历史即野史、稗史、家史、族史等的撷趣。

格非的小说 边缘以处于生命边缘的老者!我∀在弥留之际的灵魂坦白为线索,围绕众多小人物在生死、善恶、罪罚、忠诚与背叛之间的边缘精神状态展开叙述,描绘了!大写的人∀悲剧性地变成!小写的人∀的边缘化过程。作品基于某种人性立场,通过疏离意识形态的方式对主人公所处时代的政治生活进行了无声的控诉,曲折地向主流意识形态投去了疑团,引起人们对历史现实合理性的反思和质疑。 红高粱、 白鹿原等小说,均把民间世界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突现了民间世界的状态。后者描绘的白鹿原上一个家庭中围绕家族权力争夺而演出的民族秘史,显然要比 红旗谱那种宏大叙事所显现出来的民族历史情境更加真实可信。而刘震云的 温故一九四二以当年河南大灾荒为题材背景,对历史档案的大量征用和重新组合变成了关于那次灾荒的另一部历史,向正史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这种对历史的再度编码与再度叙事,使边缘化了的知识分子作为叙述人得以主体呈现,民间性题材替换政治化、人文化的意识形态结论,使历史彰显出与正统历史文本截然不同的风貌。

置疑与疏离:消解正史话语

作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叙事文本,既往历史小说尤为崇信历史话语的逻辑理性,常常试图从中归纳出某种固有的必然性,因此形成了特定的叙事与思想规范。而新历史主义小说崇尚个体、还原民间的整合的或多元论的历史视角与历史叙述,消除了单一立场上的片面性和语义的单一性。其叙事模式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很大程度上置疑甚至消解了正史所谓的本质、规律及其历史理性和进步史观。

新历史主义小说边缘化的写作题材,实现了由重大历史事件向民间历史、民族寓言到家族寓言、宏观到微观、显性政治学到潜在存在论的转变。这种转变表征的意义不仅在于题材本身,更在于转变的价值立场对旧有历史话语的置疑。刘震云的 故乡天下黄花描写的历史进程与时代背景和梁斌的 红旗谱、 播火记和 战寇记大体一致,然而小说中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完全丧失了正义与进步的前提,彻底消解了 红旗谱系列小说中阶级与民族斗争中的严正、肃穆与崇高的悲剧氛围,在充满闹剧色彩的戏仿式的文本中,对唯物史观所遵守的因果关系和进步论进行了反讽和嘲弄。 白鹿原拆解了家庭内部的严整性,有意识地表现同一家庭成员由于各自不同的社会生活经验而自主选择意识形态和生活道路的复杂状况,作品看不到 红旗谱式的两代地主与三代农民以家族为基地的阶级斗争,对血缘逻辑的突破使得作品得以构建出更为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图景。在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苏童的!枫杨树乡村∀系列、刘恒、余华等人的小说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类似对历史理性的本质论、决定论思想体系及其进步史观的置疑和消解。

在人物谱系的型塑上,新历史主义小说将检视的触角延伸到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注意其反传统文化的!前结构∀,揭示以传统反传统的怪圈现象。不同于 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形象所表现的经典意义,刘恒 苍河白日梦中二少爷一切行为的导引力量尤其是其神圣的革命愿望均源于无法言说的性无能,从而构成深刻的反讽。而作品更为普遍意义的暗示在于革命者的人生选择可能未必全然建立在纯粹的革命信念之上,非理性的历史行为主体偶然的状况和选择决定了历史的书写,同时赋予作品以历史发展非决定论的偶然色彩。

对偶然性、非理性的关注极大地带有写作者对历史进程的参与欲望和主观态度。被当作偶然性的东西完全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能够加以合理解释的,是包含着能够说明更广泛的各种类型的意义。∀[7]因此,随意性和非理性因素的偶然性常被置于整个历史进程中以揭橥其合理性的意义,以此表明历史发展的荒诞与无规律性,必然性的拆解遂使历史呈现为偶然性的碎片和非连续性的表象。莫言的 丰乳肥臀体现的是非理性欲望主导下的历史发展;李晓的 相会在K市纯粹在揭示一个偶然性的问题,这种偶然性既没有理由,也没有原因,它却决定着个人的命运;而 叔叔、阿姨、大舅和我则将偶然性视为造成叶阿姨悲剧命运的决定因素;在 迷舟中,偶然性充当了小说情节的结构和推动力量,决定个体生命的偶然性因素带有浓厚的非理性宿命色彩,受制于偶然性的人生命运成为小说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的缩影和明证,也是人类生存境遇的隐喻和寓言; 大年极力显示的则是复杂的合力对历史的作用,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推动革命的惟一力量,个人欲望、权力意志等成为主要因素。

新历史主义小说极力挖掘被主流意识形态遮蔽的它异元素,以及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念,呈现的是西方新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