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倡导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这一重要论述，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提高公民道德素质问题的高度重视，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

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具有特殊重要性紧迫性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和道德素质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态势，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各个领域的建设都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发生了积极变化。

但也应清醒地看到，公民道德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一些腐朽落后思想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道德领域的界限在某些方面呈弱化和模糊之势，突破道德底线的事件时有发生。

这些问题既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公民道德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

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和思想道德方面的关注日益增强。

特别是在网络信息化时代，道德方面的失范现象会迅速“发酵”。

从表面上看，道德问题在当前表现得更为突出，但相比较而言，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道德问题本质上是快速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成长中的烦恼”，因而是贫困时期的道德问题所不可同日而语的。

另一方面，对外开放打开国门后，我国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时空。

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对比中，人民群众对于西方社会的文明程度、道德状况有了新的认识，不再满足于纵向对比，而是更倾向于对中国与世界进行横向比较。

这就导致道德的认知更加多元，道德评价的标准和参照系更加多样。

这是我国公民道德领域又一“成长中的烦恼”。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梦是强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就要不断增强包括公民道德素质在内的国家软实力。

中国梦是民族梦，要实现民族振兴，离不开人的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的提高。

中国梦是人民梦，要实现人民幸福，增进人民的幸福感，也离不开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

因此，推进转型时期的道德建设，建立一个同现代社会相匹配的公民道德规范体系，其意义已远远超出道德领域。

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既是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条件，又是现代文明的主要内容；崇高的道德既是社会进步的精神引领，又是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

我们要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提高公民道德素质面临新情况新问题
现阶段，我国提高公民道德素质面临经济全球化的境遇、现代化转型的境遇、网络信息化的境遇。

这三重境遇的叠加，给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课题。

价值共识与价值多元的冲突更加明显。

价值多元是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但价值多元并不否定价值共识。

当前，我国社会更需要的是价值共识。

因为我国的现代化是后发现代化，是追赶型现代化，是要惠及13亿多人的现代化，面临的环境更复杂、任务更艰巨，更需要有效整合多元价值，形成强大的主流价值，将整个中华民族紧紧地凝聚在一起。

一方面是价值多元的不可阻挡，一方面是价值共识的不可或缺，这使得我们的价值观建设面临一系列难题。

比如，在价值共识与价值多元之间，如何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价值选择日趋多元的背景下，如何形成社会普遍认同的主流价值观？在强调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前提下，如何做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道义取向与功利取向的平衡更加困难。

不可否认，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但是，重利不能轻义，更不能忘义。

否则，对利益的追求就会迷失方向，导致一
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引发各种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不言利，也不能没有义。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题。

比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做到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互动互促？人们在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时候，如何避免陷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泥潭？
道德自主与道德引导的张力更为突出。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道德建设主要是政府主导型的。

改革开放后，公民的道德自主性日益彰显。

但是，如果片面强调道德自主性，在理论上就会陷入道德主观性、自发性，发展为道德相对主义，进而走向道德虚无主义；在实践中会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如价值观的冲突不断加剧，道德的约束力严重削弱。

对此，我们需要研究回答的问题是：在充分尊重和发挥公民的道德自主性时，如何防范其走向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在加强道德建设过程中，如何激发公民提高道德素质的自主性和自律性？
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统一更加复杂。

知行合一是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但当前道德领域知行脱节的现象广泛存在。

比如，明知而不为，如道德冷漠；明知而故犯，如见利忘义。

知行脱节的成因十分复杂，有的是因为道德要求过于理想化而无法获得广泛认同，有的是因为道德要求过于空泛而难以践行，有的问题并不在道德规范缺失，而在道德养成机制缺乏。

知行合一在社会转型和开放环境中的复杂性，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课题。

比如，如何实现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统一？如何实现道德理想和道德现实的统一？如何有效构建道德规范的实践养成机制？
网络道德与现实道德之间的互动关系更难把握。

网络道德是现实道德在互联网空间的反映，网络道德与现实道德本质上应当是一致和统一的。

网络对于公民道德建设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就会有效促进公民道德建设，使用不当则会影响人们的道德判断、模糊公众的是非界限。

网络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伦理道德的规范和支撑，而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同样不能忽视网络道德氛围的作用。

如何汇聚网络道德之于现实道德的正能量，如何发挥现实道德之于网络道德的规范引领作用，使二者之间实现互动、互融、互补，是需要我们创新思路、积极探索解决的时代命题。

提高公民道德素质需要新探索新思路
习近平同志指出，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并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道德建设，推进道德教育，倡导基本道德规范，培育良好风尚。

这为我们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

从发展战略和发展理念的高度，把公民道德建设摆在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同向、同步的位置上。

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经济不发展会出大问题，道德不提升也会出大问题。

我们要把道德建设提升到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战略高度，把公民道德建设目标作为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不断强化政府的责任担当意识，像抓经济、重民生那样，把公民道德建设纳入社会发展规划、科学发展考评体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形成鲜明的价值导向、工作导向和考核导向。

坚持道德目标和要求的层次性，努力为道德“先进性”的发挥打造坚实的“广泛性”基础。

道德要求具有层次性，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应遵循递进规律。

一方面，我们要设立崇高的道德目标，选树可歌可泣的道德典型；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将道德目标单一化、理想化。

我们既要坚持用高层次的道德风范来引领社会，又要善于用大众化的道德准则来规范公众；既要鼓励更多的道德模范涌现，又要注重提高广大群众的基本道德素质。

总之，应尊重道德由低到高逐步提升的规律，渐次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

尊重公民道德建设主体的差异性，更加重视发挥公众人物对普通大众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不同，社会责任和道德要求也应有所不同。

应把社会公众人物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群体，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使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充分发挥其在道德生活中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当前，特别要使党员领导干部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
极倡导者和公民道德准则的模范实践者。

加快推进公务员职业道德法制化进程，为提升公务员道德素质提供法律保障。

公务员道德法制化必将有力地推动良好政风的形成，进而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

丰富完善道德教育教化手段，更加注重以刚性制度规范公民道德实践。

德性始于教化，成于规范。

应完善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良性互动的道德教育教化网络和环境；把公民道德教育真正融入国民教育体系；更加重视社会教化、社会氛围在道德认知和典型感化方面的特殊影响和作用。

同时应认识到，仅有柔性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积极探索建立道德激励与惩处的制度机制，既为“当好人、有好报”提供制度支持，又为处罚违反道德、触碰底线的行为提供法制保障。

此外，还应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着力加强网络建章立法。

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创新。

道德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

我们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使中国人的道德更具民族特色和文化烙印，同时也要借鉴现代西方国家公民道德建设的经验与智慧，真正做到兼容并蓄、为我所用。

既要善于将国外成熟的理论和经验中国化，把民族优秀道德传统时代化；又要勇于直面道德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更加注重创新发展公民道德理论和方法，探索道德建设的新路径、新举措、新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