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

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

陶行知把自己“生活教育”的主张，追溯到孔子和苏格拉底。他说，“孔子是校长兼教授，他的学生有七十二贤”，“苏格拉底，也做校长也做教授，他的学生是雅典青年”。

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是伟大的启蒙者，有一个共同身份——教育家。郭沫若说，“两千年前孔仲尼，两千年后陶行知”。陶行知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国弱民贫，列强分割。陶行知站在时代的断裂点上，立志以教育“谋国民全体之福利”，通过教育而非军事革命创造一个民主国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启示人们，启蒙应该是每个师者的责任。

以完整的生活做教育实验

1927年1月，南京晓庄村头出现了这样一则招生广告：“本校准备田园二百亩，供学生耕种；荒山十里，供学生造林；最小数经费，供学生自造茅屋居住；中心小学数处，供学生实地学做；指导员数人，指导学生教学做。……学费免……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

在这样一则广告的吸引下，很多有志青年来到了晓庄。

在晓庄乡村师范实验学校（以下简称“晓庄”），陶行知大规模地以整个社会、整个实际生活做教育的实验。他说，晓庄要培养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后来，他把“康健的体魄、艺术的兴趣”也列入生活教育的目标，并以康健的体魄居首。

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

教育”。他说：“我们要想受什么教育，便须过什么生活。”陶行知要教人做人，教人生活，教人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要教民众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政府的主人。陶行知列出五种生活：康健的生活、劳动的生活、科学的生活、艺术的生活和社会改造的生活。

陶行知所倡行的生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晓庄第一期学生李楚材记录了学校每天举行的寅会的一些细节，寅会大约10到15分钟，计划一天的工作或简要讲清一个问题。寅会之后是武术。上午，按照“前方”即各中心小学和幼儿园的需要，“后方”即社会组、农艺组、生物组等各组师生制订“教学做”计划，解答“前方”疑问，轮值院务的学生开始办公。下午，做农事，制造简单仪器，或进行音乐、工艺、采集标本等活动。每周四下午，全校师生“会朋友去”，到农民家里，与农民谈心。每人都要交到一两个知心的农民朋友。

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教育。晓庄的教育从教学做合一下手，推广生活教育以实现中国现代化。生物课指导员姚文采抱了一大堆书去，陶行知却说：“老办法不行，应该教学做合一才对。”姚文采说，先讲教的内容，再讲学的方面。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可不是三件事。”

晓庄的生活，充分体现了改造社会、启发民智的精神。晓庄医院免费为农民医治。农民文化生活单调，陶行知就派人创办“中心茶园”，备有象棋、胡琴等，为农友说书，借故事教农友识字。农民们说：“有这么有意思的地方，谁还去抽鸦片、赌博、干坏事？”

晓庄的生活表面看似粗陋，内里充满诗意。陶行知将图书馆命名为“书呆子莫来馆”，厨房为“食力厅”，厕所为“黄金世界”，大礼堂为“犁宫”，亲笔在“犁宫”上写下对联“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梁菽麦黍稷下工夫”。陶行知说：“充满晓庄的只是诗——诗的神，诗的人，诗的事，诗的物……”

在现在的杭州，陶行知研究馆里，还摆放着一架老式钢琴，原湘湖师范学校校长阙沛霖说，抗战期间，师生流亡各地，这架钢琴一直陪在师生们身边，由身强力壮的男生轮流抬着。一落下脚，就有学生上去练琴。

晓庄的生活，充分体现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想。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周洪宇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大教育观。它对“教育立国”的强调，对新型师范教育的探索，对农村教育的大胆改革，对社会整体改造的尝试，对中外教育经验的合理借鉴等，都为今天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瞄准人民的幸福办教育

“知行近在乡村师范工作，快乐得像活神仙一样。整日打赤脚，穿草鞋，自由得很，昨天竟然这样走进城来和穿马褂的先生们一块儿吃饭，别有趣味。”陶行知在家书中写道。

这正体现了一个启蒙者的姿态，不是居高临下，而是与大众融合，“觉民行道”。陶行知走到人民中来，“我本是中国的一个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经过一番醒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真正的教育，必须使学者和人民万物亲近”。中国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需要更多像陶行知这样“穿着草鞋”的教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说，陶行知瞄准人民的幸福办教育。陶行知说：“乡下阿斗没有出头之先，我们休想出头。乡下阿斗没有享福之先，我们休想享福……”陶行知虔诚地捧着农民和学生的幸福，向农民烧心香，为他们办教育。他曾坚辞大学教授之职，婉拒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校长之职和金陵大学校长之职，婉拒冯玉祥聘他任河南省教育厅长、李宗仁邀请他做皖省教育厅长，婉拒宋美龄邀其担任三青团总干事。他带着自己编写的《平民千字课》、《老少通千字课》奔走于各地，贩夫走卒、渔夫士兵、厨子僧人，都是他教识字课的对象。他甚至在教育总长蒋梦麟家里成立了“三径平民读书处”。

诗歌是他推行教育理想、启蒙民智的武器。陶知行在《诗人》一诗中说：“有人说我是诗人，我可不懂。唱破了喉咙，无非是打仗的号筒，只叫斗士向前冲。”他用老妈子也能懂的语言写诗，在诗里讲各种道理，大到爱国爱民，小到抒情遣怀。

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平民式的启蒙姿态，是因为一种大爱。陶行知说：“晓庄是从爱里产生的。没有爱就没有晓庄。”他曾题下“爱满天下”四个字。只有这种大爱，才能使他做到“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即知即传的启蒙情怀

1933年，英国前陆军大臣马莱爵士率领“世界人民反战同盟代

表团”参观上海山海工学团。马莱说：“英国是支持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工学团的“小先生”张社健说，这是对的，但英国政府不一定支持，还举出了上海英租界协助政府捕杀共产党人的事，这给陶行知留下了深刻印象，再次让他见证了“小先生”的力量。

“小先生”的想法，早在1923年的时候就进入他的脑海。儿子小桃6岁教祖母识字，教晏阳初唱《尽力中华歌》，就让他感觉“小先生制”对普及教育具有惊人的威力。

1934年，上海教育局第五次学术讲座上，陶行知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说明：“普及全国成人教育要300年，普及全国初等教育要7年……”“普及教育的难关有二十七关之多，其中有十二关必须靠小先生才能攻破，大先生是破不过去的。”

“小先生制”诞生后10个月内，上海有了1.8万个“小先生”，全国23个省市推行了“小先生制”。陶行知说，每个“小先生”教两个人，则全国两年便可以普及文字教育了。

即知即传，这在教育普及程度极低的时代，不失为一种合乎时宜的方法。即知即传，不仅是方法，而且体现了启蒙者的博爱情怀。

即知即传，即传即行，知行合一。一传十，十传百，以至无穷。他们的学识也许没有那么渊博，但是那种帮助别人向善的姿态，与在广场上拉住过路人宣传真理的苏格拉底何其相似，与悟道后到百姓中去启蒙百姓良知的王阳明何其相似。

陶行知毕生追求“川流不息”的现代化，即知即传，代代相传，何愁不成“川流不息”之景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