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_陈寅恪文化遗民心态辨析

第10卷第1期2011年1月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10No．1Jan．2011收稿日期：2010-10-15作者简介：彭玉平，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王国维、陈寅恪文化遗民心态辨析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275）摘要：王国维与陈寅恪生前共事于清华，在学术领域、政治态度、人格精神等方面识趣特契，尤其在政治立场上，都带有强烈的文化遗民倾向。

陈寅恪因为未在晚清有仕履经历，所以他对前朝的眷恋更多是出于文化形态的考虑。

王国维虽然也有着相似的文化遗民心态，但因为既在晚清学部任职，又曾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所以其文化遗民身份之外，也带有一定的个人情感。

陈寅恪提炼出王国维的文化遗民特点，但也不免遮蔽了王国维与晚清政坛的特殊关系。

考量王国维与陈寅恪的遗民心态，不仅对了解两人个案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厘清遗民的类型和特点颇具参考价值。

关键词：王国维；陈寅恪；遗民；文化遗民；身份遗民；溥仪中图分类号：I 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394X （2011）01-0077-05一、两种遗民、两种心态、两种生存方式生活在晚清与民国两个朝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就必然存在着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

留恋于旧朝的文化，即使其经历与旧朝关系淡漠，依然会有一种文化遗民心态。

这与仕于前朝讲究气节，又是不同的概念了。

所以虽然都是遗民，实际上存在着文化遗民与身份遗民的区别。

王国维的复杂就在于他兼有这两种角色，对其判断也就显得格外复杂。

而陈寅恪则要简单得多，虽然他的祖父、父亲与清室曾有过一定的关系，但清室灭亡，陈寅恪才过弱冠尔，所以对于前清，他虽有印象与经历，却几乎没有身受。

正因如此，进入民国后，他虽然对封建制度所承载的文化追慕不已，但这种追慕更多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追慕，而非国家形态上的单纯留恋，所以陈寅恪只是比较典型的文化遗民而已。

因为这种对前朝文化的留恋，对于当代之人，便不免显得有些隔膜。

王国维不用说，陈寅恪无论是晚清、民国、共和国，作为个体的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也因此，他与王国维一样，与当世隔膜着。

对于历次文化运动，陈寅恪冷眼旁观，始终以局外人自居。

王国维虽然早年有过参与的热情，但也只是持续了不到10年，便“华丽”转身到传统中去了。

自此对于“当代文化”，回复到看客的本然角色之中。

文化遗民的精神停留在前朝，只有学术是存乎今世的。

两人对学术异乎寻常地执着与热情，其实都是规避当世的一种必然选择。

或者说，学术使他们栖居在自己的世界中，身行走在尘世，心却在尘世之外。

让自己的生命似乎单纯地跋涉在学术的征途中。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碑铭》中认为读书的意义在于摆脱“俗谛”，所谓俗谛其实就是尘世的利禄之心。

陈寅恪要求的独立之精神，其实就是屈原所谓“遗世而独立”的精神。

可见的“遗世”方是能“独立”的前提。

陈寅恪似乎是评价着王国维，但句句契合着自己。

大凡研究历史的人，心智会格外明亮，这种明亮有的照亮别人，有的回照自己。

文化遗民中的历史学家便更多地属于回照自己的一类。

如陈寅恪说：纵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

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多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

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

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

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1］在贤者、拙者与不肖者、巧者之间，王国维与陈寅恪都毫无疑问地选择了前者，所以其苦痛便不能不如影随形地紧跟着其生命的步伐。

其实，在王国维尚未辞世之前，陈寅恪的这种心态已经是十分成熟的了。

1927年春，陈寅恪有《春日独游玉泉静明园》诗记其心迹。

诗云：犹记红墙出柳根，十年重到亦无存。

园林故国春芜早，景物空山夕照昏。

回首平生终负气，此身未死已销魂。

人间不会孤游意，归去含凄自闭门。

“故国”云云典型地反映了陈寅恪的遗民心态。

读这样的诗，总感觉活着的陈寅恪，他的心其实是死的，而已死的陈寅恪，却又分明活着。

“归去含凄自闭门”的想法应该是久蕴于陈寅恪心中的。

这让笔者联想起，当1924年王国维困扰于清室纷争，而生厌倦隐退之意时，在致罗振玉的信中提到的“闭门授徒”之事，当时连“大学之请”也是被明确排除在外的。

看来，“闭门”以自守是王国维与陈寅恪共同的生存心态。

只是两个各欲闭门的人，到了清华园，却分别向对方敞开了心扉，并由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这份情谊在王国维而言，只是持续了不到10个月，而在陈寅恪，却是留下了一生的追忆。

二、家族仕履与陈寅恪的遗民立场从某种程度来说，陈寅恪评述王国维之死，其实是借王国维来阐明自己的文化观和精神追求。

在陈寅恪看来，绵延已久的文化传统，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随着辛亥革命之后共和政体的确立、君主专制的瓦解，承载传统文化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便发生了本质变化。

虽然改朝换代是历史的常态，但民国的建立不仅是朝代的更换，而是政体的变革，传统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也由此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也因此，虽然每逢朝代更替都会带来遗民阶层的出现，但民国建立之后的所谓遗民，除了有追怀前朝这种遗民常见的心态之外，恐怕更多地是出于对一种文化传统的坚守以及对于新文化的拒绝姿态。

余英时曾如此评述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先生在字里行间对中国传统文化流露出无限恋恋不舍之情，但他所向往的并不是已过时的具体制度，而是抽象的文化理想。

［2］这一判断十分准确。

而在王国维，可能兼有这两种心态，但着实地说，文化遗民的意味要更重。

在陈寅恪，则要简单得多，既没有前清的仕履经历，更没有与废帝溥仪发生过任何形式上的瓜葛，他只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文化遗民而已，陈寅恪曾分析自己家族与晚清的关系说：先祖仅中乙科，以家贫养亲，不得已而就末职。

其仕清朝，不甚通显，中更挫跌，罢废八稔。

年过六十，始得巡抚湖南小省。

在位不逾三载，竟获严谴。

先君虽中甲科，不数月即告终养。

戊戌政变，一并革职。

后虽复官，迄清之末，未尝一出。

然以吏能廉洁及气节文章颇负重名于当代。

［3］陈寅恪这篇自述家世、身世及相关记闻的文章作于他75 76岁之年，陈寅恪之所以将其祖父、父亲在晚年的蹭蹬仕履及其与晚清政权的关系一一说明，正是藉此以说明，其家族并未承受多少清朝的恩泽，所以他自己也在本质上不可能是清朝的遗民，而只可能是清朝这一政权形态及社会制度所承载的文化的遗民。

因为有着相似的文化遗民的心理，所以，陈寅恪能在文化认同上与王国维契合无垠，但也不免忽略了王国维独特的经历所带来的其他思想。

这是陈寅恪能够走近王国维但必然会部分地忽略王国维的本质所在。

事实上，就在王国维本人而言，其与清廷的关系也是前后略有不同的。

譬如1917年张勋复辟，王国维在当日与罗振玉诸信中虽然屡屡道及，但显然以局外人自居。

而在晚年则端肃其事，甚至对曾国藩之孙曾广钧所作《纥干山歌》叙述张勋复辟事而时杂俳谐、香艳之句深致不满，认为此乃“悲壮严肃之大事”，须以“端庄”之笔出之。

［4］其实，王国维与陈寅恪之父陈三立也差点在紫禁城成为逊帝溥仪身边的“同事”，因为溥仪师傅陈宝箴曾荐举陈三立相佐，但被陈三立以不能操京语而拒绝。

若是陈三·87·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0卷立应荐而去，也许会带给陈寅恪以另样的心理感觉了。

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陈寅恪的“殉文化说”固然在流俗之说的基础上超拔到精神和文化的层面，彰显了王国维的深沉思想和精神主流，但毕竟对于王国维作为“本色”遗民的另一面缺少必要的关注，甚至遮蔽了王国维思想中的灰色地带。

三、王国维与溥仪：身份遗民与文化遗民的纠葛有必要说说王国维与清廷及溥仪的关系了。

王国维在晚清虽然只是担任学部的图书局编译、名词馆协修，属于底层官员。

但辛亥之后，他随罗振玉东渡日本，曾连作《颐和园词》、《蜀道难》、《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三首长篇排律，分别哀挽慈禧、端方和隆裕太后三人，其中渗透了浓重的王朝兴衰之感。

1917年张勋复辟之时，王国维与时在日本京都的罗振玉频繁通信，言说耳听报载的相关情况，其关注之心堪称迫切。

尤其是听说复辟失败后，溥仪师傅陈宝箴和伊克坦一投缳一赴水（按，此消息不确），又听说张勋志在必死，不仅感叹“三百年来乃得此人，庶足饰此历史”，并认为“此等均须为之表彰，否则天理人道均绝矣”！［5］198可以见出王国维对清朝有着怎样朴素的感情。

1923年，王国维因升允推荐，被征召为溥仪南书房行走，因为王国维在前清没有功名，所以罗振玉在信中说王国维“身膺二百余年未有之恩遇”，希望他“感激主知”“以图报称”。

［6］568罗振玉并令其子仿李文田、王文敏之例，为刻“文学侍从”朱文方印，完全按照君臣之礼的方式看待着王国维的出任南书房行走一职。

而在1924年初，王国维被赐紫禁城骑马后，他在致罗振玉的信中表露了强烈的宠遇和报称之心。

他说：维于初二日与杨、景同拜朝马之赏。

此事在康熙间乃时有之，竹垞集中有思赐禁中骑马诗可证也。

然此后则内廷虽至二品亦有不得者，辛亥以后，此恩稍滥。

若以承平时制度言者，在杨、景已为特恩，若维则特之又特矣。

报称之艰，公将何以教之？［6］603这个在王国维看来属于“特之又特”的紫禁城骑马，不仅给了王国维巨大的荣誉感，也让他觉得报称之艰难。

从王国维的这封信中，可以见出王国维对溥仪确实有一种知恩图报之心。

只是当时的王国维尚未能找到报称的方法，所以希望罗振玉有以教之。

王国维对这个南书房行走的职责是尽心尽力的，他不仅在这一时期上奏较多，而且在郑孝胥专宠于溥仪身边时，深感忧虑，以至夜夜失眠。

［6］619罗振玉和升允因为王国维对南书房行走角色的完全融入，而深感欣慰。

这意味着，王国维已经将自己与清廷、溥仪视为一个整体了，所以他的担心、忧虑，便与溥仪的这个小朝廷密不可分了。

不过，王国维毕竟是王国维，他的学者本色，使他对清廷和溥仪的这种朴素的报称之心会时时消磨在宫中异常激烈的派系斗争之中。

大约在1924年6月初，王国维已然厌倦了宫廷此起彼伏的斗争漩涡，他在1924年6月6日致罗振玉的信中说：观之欲请假者，一则因前文未遂，愧对师友；二则因此恶浊界中，机械太多，一切公心，在彼视之，尽变为私意，亦无从言报称。

譬如禁御设馆一事，近亦不能言，言之又变为公之设计矣。

得请之后，拟仍居辇毂，闭门授徒以自给，亦不应学校之请，则心安理得矣。

［6］626无处不在的“公心”与“私意”的矛盾，令王国维有“无从言报称”的感觉，所以欲“请假”而离此恶浊界，回归到“闭门授徒以自给”的本色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