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案例分析--T恤衫与血汗工厂

T恤衫与血汗工厂：第三世界供应商与第一世界市场

最近以来，媒体关注的焦点，使我们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劳资状况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美国人也许能够把低于一般标准的劳资地位和状况划为文化差异的又一佐证，但是最近的这些事件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兴趣，这与牵扯于这些事件之中的有关方面是有直接关系的。他们的名字就和苹果派一样同样美国化：The Gap, Kathie Lee Gifford, 甚至还有迈克尔•乔丹。他们是契约人、投资者，以及“血汗工厂”的代言人。据称，在这些血汗工厂里，年轻女子一天只允许上两次厕所。

一、美国的劳工状况

在当今美国，服装业每年的总收入月在450亿美元，其工人总数超过100万。1995年秋天，劳工部秘书长Robert Reich 公布了几个可能与加利福尼亚EI Monte 的某血汗工厂的运作有关的大牌零售商的名字。一场骚动由此引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零售商对其供应商的劳工状况没有法律责任，尽管如此，有关的公司还是赞同采用一套要求他们的供应商必须遵从美国联邦劳动法规的道德准则。

在Phil Donahue Show中，Reich 讨论了另一家工厂的情况。这家公司雇佣泰国劳工，他们的工资每小时还不到1美元，而且他们还被装有倒钩的铁丝围栏围在工厂里。零售商们表示，要将供应商和分销商用相关法规和准则监督起来是很困难的，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因为他们的总数已经超过2万家。而且，这种状况还在向更加恶化的方向发展。服装业的竞争非常激烈，而且也是极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是这个产业引起了Reich对劳工状况的极大关注。因此，当你得知1994年劳工部对加利福尼亚服装业的经营运作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中发现有93%的单位都有侵犯劳工的健康和安全的现象时也就感到不足为奇了。

与零售商相比，生产商的顾虑可能会稍微多一些。最近，在制定“公正劳工待遇法案”时，Reich 援用了一项很少行使的条款。该条款规定生产商要对供应商的不法行为负责，而且允许没收“血汗工厂”非法运营生产出来的商品。

Reich 现在开始号召零售商和生产商来实施他们自己的随机抽样调查。Reich 特别提到：“我们需要征幕零售商为附属警员。曾经有一次商界向政府提出，‘放开我们，我们自己能处理好。’我们给了他们机会。”1995年6月，Reich组建了稽核代理机构，该代理机构负责找出和查明那些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厂和其他那些违反“公正劳工待遇法案”的工厂。

克林顿政府出台的“模范商业标准”于1995 年公布实施，它的内容和这个观点是一致的。这个标准号召所有企业都来采用并实施一套自己制定的行为规范来约束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商业行为，标准还对行为规范所应包括的恰当的规范范围提出了建议。除此之外，在Reich的指示下，劳工部还兴起了一场“不要血汗”的运动来号召美国服装业的生产厂家在全世界范围内结束不合法理和伦理的血汗运作。他们有这样一个信念，如果厂家承诺能够在每件衣服上都加上一个标签以说明这件衣服不是通过血汗工作生产出来的，那么顾客将会情愿以高一些的价钱买下这些衣服，“不要血汗”运动就是以这一信念为基础。另一方面，此次运动的评论员声称以上提议的标签就像是“利民内政对一个温和的血汗工厂的同意书”，并且指出对劳工状况的监控和这些标签的使用力度还不够大。评论员们实质上也是在号召社会都去实践这些措施。

二、美国的注意力转到了别的国家

国际纺织、服装和皮革工人联盟的总秘书长Neil Kearney 在描述服装工业的生产车间时说道：

目前世界范围内时装业大约有3 000万工人。现实的状况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工资都很低。他们的工资常常是依照输出品加工地区的工资水平来定的，而在这些地区工人的权力通常是受到压制的。工资水平常常达不到维持生计所必需的程度，如果把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计算在内，他们的工资水平实质上是降低了的……在许多国家，恐怖管理是一种普遍现象，工人们常常受到拳打脚踢的虐待，即使是孕妇也不例外。如果工人们想联合起来抵制，他们得到的常常是非人的虐待，有时候还有被谋杀的危险。

美国公众只要一谈到本国的劳工状况，他们就转到谈论别国的劳工状况。在Reich对美国生产商们提出了温和的警告之后，媒体的焦点转移到了第三世界的劳工状况以及美国对其应付的责任或美国自己与之的牵连。在1970 年，全世界有7000家跨国公司。现在，全世界的跨国公司总数已超过35 000家。在电视名人Kathie Lee Gifford认可了Honduran血汗公司为Wal-Mart量身定做的一款服装后，跨国公司的劳工状况就成了午后谈话节目的主题。这些公司雇佣未成年女子或孕妇，他们每天工作长达20 小时以上，工资每小时只有0.31 美元。工作场所条件极差，而且工人们整天都不许说话。

这一状况在Charles Kernaghan提出之后才引起新闻界的普遍关注，她是设在纽约市的国家工人委员会的理事成员之一。Kernaghan把那家工厂的劳工状况告知Gifford和她所在的新闻单位，要求她对此做出反应。Gifford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求她与那家工厂脱离关系。不幸的是，这样的反应对于受剥削的劳工来说是可悲的。但是，Kernaghan并没有听Gifford 要她离开那家工厂的建议。与之相反，Kernaghan郑重请求Gifford保持对此事的关注，并且利用她的地位和声誉来给那些工厂的劳工状况带来一些转机。

这些辩论可能会使读者联想到几年前关于抽回在南非的投资的类似争论。主张投资者声称要想使南非劳工状况好转，就应积极的参与到那里的商业生产活动之中。而其他人则咬定任何具有工作伦理的公司，都不会向允许种族隔离制度存在的国家大量地投入资本。与此类似的争论在第三世界和商业生产活动问题上此起彼伏不曾间断，Gifford发现自己也已经被深深的卷入其中了。

三、萨尔瓦多的劳工状况

萨尔瓦多内部冲突引发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内战，国家因此受到巨大创伤。1992年，随着和平曙光的到来，萨尔瓦多试图重建家园，修复战争造成的损害，现在它被认为是拉丁美洲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国家。参与重建计划的这部分萨尔瓦多人努力的目标是帮助穷人摆脱贫困，达到自给自足，并从战争中所经受的压迫中摆脱出来，重新获得独立和自由。然而，个体投资商的目标有所不同，他们都想方设法从社会的安宁和发展中谋得自己的利益。经济学家Louis Emmerij指出，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是“缺少充分的就业和再就业机会，生活水平低下，缺乏长远的眼光，看不到将来的希望。”

在象萨尔瓦多一样的发展中国家里，要想制定长远规划使家庭能够长久稳定地自由支配一定量的工资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涉及到多方面因素，比如说要考虑家庭成员是否具有相当的技能水平和科学知识来在市场上为自己找到用武之地。这些规划包括要求提供培训和教育机会，提供利用市场和运用技术的机会，还要向他们提供必要的贷款以用作生产资本等等。在萨尔瓦多，劳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工人和资方在以下方面很难达成一致：日均最低生产能力、对完成工作任务的工人所提供的工资定额，以及究竟应该由谁来支付培训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