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异同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异同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有关教育的观点和理论是各自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教育思想一方面是其哲学理论的反映和实践，又和两者的政治观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如此，两者各有特色的教育理念也是人类教育史中的重要里程碑，因而分析比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教育理论有其重要的意义所在。

本文的分析和比较，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一是形成教育观的背景和缘由，二是教育的内容与方式，最后则是两者的教育观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分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形成各自教育观的原因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个体的角度（也可以说是本质的角度）。在这个角度中，两者在形成各自教育观的认识论基础上就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在柏拉图看来：学习即回忆，人在出生以前就已经获得了一切事物的知识，当灵魂依附于肉体（也就是人降生）后，已有的知识就被遗忘了，人通过感性事物引起思维，才重新“回忆”起已被遗忘的知识。为何柏拉图对学习的定义是如此？因为作为最早提出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见解的哲学家，他认为“灵魂在取得人形以前，就早已在肉体以外存在着，并存在于理念世界之中，认识理念世界中的许多东西，以至可以洞察最高理念。”而因为肉体是灵魂的监狱，在灵魂与肉体结合成为人时由于“惊恐和骚乱”就失去了对最高理念的认识和记忆，所以才会有“回忆”这种说法。而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的论述与柏拉图完全不同，他认为人的灵魂正如一本什么也没有写上的书，或什么也没有写上的白纸，或者是一块白板，它能接受对象的知识，这就说明学习应是使知识从外面经过感觉进入意识的过程，而不是什么“回忆”的过程。两者在认识论基础上的差别直接导致两者在教育理念上的不同，柏拉图的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回复到灵魂原有的“善”，使其无愧于身为某一阶层一员的使命；而亚里士多德要求认真的对待灵魂的这块白板，通过教育来培养人，发展他的人格。

由于两者在认识论基础上的差异使他们在教育必要性的分析上也有很大的差别。在柏拉图看来，既然以理念、实在为对象的知识是不朽的灵魂所固有的，凭借可感事物的启示，就可以回忆起灵魂中固有的理性认识，它只是因为受到了蒙蔽或者向着一个黑暗错误的方向观察。“它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但认为它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或不是在看该看的方向，因而想方设法努力促使它转向”，而教育就是促使灵魂转向的技巧，教育的必要性就在于释去阻碍灵魂转向的重负，使其转向真理。在亚里士多德关于教育必要

性的论述中，它首先提到人形成为人的三个因素，即天性、习惯和理性，“重视人的天性、在良好的环境和正当的行为中养成良好的习惯，并通过教育发展人的理性，使天性和习惯受理性的领导，人就能成为有良好德性的人”，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成为人的想法，与柏拉图的灵魂转向说有明显的不同，而与其灵魂白板说是密切联系的，认为教育的必要性在于将一个人塑造成理性指导下的具有良好德

行的人。

但并不是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教育的本质理念上只有差别没有共同之处。尽管两者在最终获得知识（柏拉图的善与真理、亚里士多德的德行与理性）的途径上有不同的认识（前者在于回忆和灵魂的转向，后者在于输入和理性的培养），但两者在后天最终得到知识的过程中，有一点是共同强调的，那就是理性思维，问题在于，他们都过分突出了理性思维在教育和学习中的重要性，忽视了感性材料的重要作用。柏拉图在其关于天文学一课的论述中指出：“如果我们要真正研究天文学，并且正确使用灵魂中的天赋理智的话，我们也就应该像研究几何学那样来研究天文学，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不去管天空中的那些可见事物”。在他看来，只有运用抛开感性材料的纯理性推理达到掌握辩证法的目的（教育的最高层次）才能使人掌握真正的真理，实现教育的最高目标（培养掌握辩证法的具有真正善的统治阶级）。亚里士多德同样也错误地认为：思维可以不依赖于感觉，就能通过直觉直接地发现概念，并不需要感觉所提供的材料，因而在教育上，“他与柏拉图一样，非常强调纯思维活动在培养心智方面占据压倒一切的

地位”。

因而结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以下结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形成各自教育理论的本质原因方面，由于两者在哲学观上的差异使两者对于教育的认识论基础的看法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从而在教育的必要性观点上产生了对比。但强调纯理性的思维、忽视感性材料则是两者所共有的。

以上是从受教育者个体（或者说是从本质）的角度来分析、比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形成各自教育观的原因，我们还必须从整体（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由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已经把社会阶层划分地相当明确，而这每一个阶层都具有自己的特殊使命和运作方式，所以教育是柏拉图所提倡的用来培养适合每一种阶层的人、认识最高理念和达到理想国目地的手段。因为要实现这一理想的社会，首先必须培养出统治这个国家的哲人王，同时要训练出维持国家秩序和保卫国土的护卫者阶层，另外，还得具有大量的安于生产、服从统

治的生产者，显然这些都离不开教育。但总的来看，柏拉图更为突出对统治者的培养，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实现理想国的关键之关键。在谈到成为统治者的条件时，他认为“没受过教育不知道真理的人和被允许终身完全从事知识研究的人，都是不能胜任治理国家的……因此，我们作为这个国家的建立者的职责，就是要迫使最好的灵魂达到我们前面说是最高的知识，看见善，并上升到那个高度”。而这一切，显然是通过教育来达到的。所以柏拉图的教育观与他的政治理想密切相关，是为理想国而作的教育观。亚里士多德同样强调教育在城邦中的作用，因为“谁也不会有异议，立法者最关心的事情是青少年的教育，因为那些没有这样做的政体都深受其害”，在他看来，教育对城邦的作用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于教育公民适应他生活于其中的政体，“因为每一政体一开始就形成了其固有的习惯特征，起着保存该政体自身的作用”，教育能使这种习惯特征优良化，从而使政体更为修明；第二，城邦作为一个整体，每个公民作为这个整体中的一分子，教育作为城邦的共同事业，它的目地就在于维系城邦的某种唯一的目标。他强调的就在于一点：教育是国家的职责。事实上，亚里士多德也同柏拉图一样，把教育与国家的政治制度直接联系起来，只是在具体方面，他不同于柏拉图把教育理念同《理想国》紧密挂钩，而是使它同其相对于柏拉图的已得到发展的政治态度紧密联系。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两者在总的出发点上是相似的，只是由于两者在政治设计上的差别，使在提倡教育的具体动因上有所不同。

以上进行的分析和比较，主要是从形成各自教育观的背景和缘由这个方面通过个体和整体这两个角度所进行的考察。接下来就是从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这个方面进行分析。先从教育方式这个角度看，至少在一个方面我们可以找到柏拉图的教育观和亚里士多德的教育观的共性，那就是两者都依据各种相同的或不同的因素把人的教育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柏拉图以教育内容、受教育者的理性发展程度以及阶级培育方向等因素为依据，把对人的教育以二十岁、三十岁、三十五岁、五十岁为分界点分成不同的几个部分；亚里士多德则把一个人受教育的年龄按每七年为一自然阶段划分为三个时期，即从出生到七岁为第一个时期，七岁至十四岁（青春期）为第二个时期，十四岁至二十一岁为第三个时期，他的划分依据在于受教育者的理性发展程度、教育内容等等。但在这个看似具有共同性的教育分段特征下，也有几个明显的不同点。第一，柏拉图的分期尤其注重受教育者的阶级出身以及受教育者的培养方方向，他的这四个分段点，事实上并不能为所有的人所享有，实际上是一个个进行筛选的环节，比如，在经过第一个阶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