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认知灵活性量表的修订及初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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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认知灵活性量表的修订及初步使用
吴春沙;王琨
【摘要】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revised the Cognitive Flexibility Inventory for adolescents in China, and the CFI was compiled by American psychologist J. P. Dennis. 200 adolescents were selected in pretest study. 213 adolescents finished the formal test. 413 adolescents finished a preliminary test.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discrimination of item,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had sound psychometrical criterion. And the revised Cognitive Flexibility Inventory was divided into two factors: Alternatives subscale (14 items) and Control subscale (6 items). Furthermore , the cognitive flexibility of students who are from urban famili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se of who are from rural families, especially for the flexibility choice ability.%修订美国心理学者John P. Dennis所编制的认知灵活性量表(CFI),并对青少年的认知灵活性进行调查.首先对200名青少年被试进行预测,之后对213名青少年被试正式施测,最后对413名青少年被试初步使用该量表.结果表明:(1)所修订的中文版青少年认知灵活性量表的项目区分度、Cronbach α系数、信度、效度等心理测量学指标都达到合格水平,可以作为测量我国青少年认知灵活性水平的工具.(2)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修订后的认知灵活性量表分为两个因子:灵活选择(包括14个项目)、灵活控制(包括6个项目).(3)来自城镇家庭学生的认知灵活性水平显著高于来自农村家庭学生的认知灵活性水平,具体表现在灵活控制能力方面.【期刊名称】《保定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5(028)006
【总页数】6页(P104-109)
【关键词】认知灵活性;青少年;信度;效度;心理测量
【作者】吴春沙;王琨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北京 100048;保定学院教育系,河北保定071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844.2
近年来,认知灵活性逐渐成为发展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热点问题。
认知灵活性体现个体转换心理表征的能力,是一种能够将反应定势转换到适应变化的或不可预测的情境中去的能力,是个体智力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1]。
本研
究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认知灵活性,把认知灵活性看作一种人格特质。
国内外的众多研究者较多采用实验的方法来评价被试的认知灵活性水平。
但是对于实验方法,在一定的时间内只能施测少数群体而不能大面积施测。
我国研究者近年来不断拓展测量个体认知灵活性的方法,其中包括齐冰等人修订的Martin等人编制的适用于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认知灵活性问卷(CFS)[2-3]。
Martin等人(1995)编制的CFS测量个体认知灵活性水平的三个方面,分别为:第一,用多种选择性
的方式与他人交流自己的想法;第二,愿意适应周围的情境;第三,灵活的自我效能感[4]。
Martin认为个体的人际交流能力是测量认知灵活性最主要的一个方面[5]。
但是,目前还不确定灵活的人际交往能力是否代表个体的认知灵活性水平。
虽然CFS旨在测量个体认知灵活性水平的三个方面,但是研究表明CFS并不是多因素模型[6]。
齐冰等人修订的大学生CFS同样只有一个维度,这与Martin等人
的理论构想有所不符;而John P.Dennis的认知灵活性量表(CFI)旨在采用多维
度对个体的认知灵活性进行测量。
在John P.Dennis等人的研究中表明,两因素
模型比三因素模型能更好地描述CFI。
两个因素分别为:灵活选择分量表和灵活控制分量表。
灵活选择因素测量个体可以从多方面选择性解释生活事件和人们的行为,对困难情境能想出多种选择性的解决方法;灵活控制因素测量个体倾向于认为能够控制困难的局面。
随着认知灵活性理论的不断发展,其工具也在不断地完善。
目前,国内还没有CFI 的中文修订版。
因此,本研究拟修订美国心理学者John P.Dennis等人编制的CFI,并初步使用修订后的量表。
1.被试
在河北省保定市和邢台市的初中、高中、大学选取被试。
首先在邢台市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共选取200人,作为样本1进行预测。
在保定市初中、高中、大学
共选取213名被试作为样本2进行正式施测。
最后以413名青少年被试,初步使用修订之后的CFI。
2.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英文版CFI是由美国心理学者J.P.Dennis等人编制,共20个项目,采用7级评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其中6个反向记分题[7]。
由齐冰等人修订,Martin等人编制的CFS,共13个项目,采用Likert 6级评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其中4个反向记分题。
在本研究中Cronbach α系数
为0.754,Spearman-Brown分半信度为0.774。
自评抑郁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由20个陈述句和相应
问题条目组成,按1~4级评分。
20个条目中有10项正性词陈述,为反序计分,其余10项负性词陈述,按上述1~4顺序评分。
在本研究中Cronbach α系数为0.718,Spearman-Brown分半信度为0.669。
3.程序和数据处理
原CFI首先由英语专业的老师翻译,之后笔者和指导老师本着尽可能使翻译之后的量表符合原来量表含义的原则共同修改不符合标准的句子和字词。
然后请10名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填写该问卷,共同探讨所修订的量表是否具有语义不明、错别字等失误,再次修改。
之后由笔者作为主试,在当地老师的协助之下到学校进行施测,被试做完后当场收回问卷。
采用SPSS19.0对数据进行项目分析、信度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效标关联效度分析等,采用Amos22.0对量表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1.描述统计表
建立关于样本1与样本2的描述统计表,见表1和表2。
2.项目分析
对样本1数据进行项目分析,结果表明,修订后CFI的20个题目和总分在0.01水平上呈现极其显著正相关。
另外将被试在量表上得分最高的27%作为高分组,得分最低的27%最为低分组,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结果显示,在每个项目上,高分组得分显著高于低分组得分(p<0.001),说明修订后CFI的项目区分度较高。
3.信度分析
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半信度、重测信度对修订后CFI进行信度分析,其中重测信度的样本来源于沙河市第二中学高二的45名学生,间隔4周后进行重测,见表3。
4.结构效度分析
(1)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用“方差极大旋转法”对修订后CFI做主成分因子分析,所用数据为样本1,结果表明:KMO值为0.819,Bartlett球形检验的结果达到了显著水平,表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根据λ>1的原则提取两个因子,每个因子至少包括4个题目,而
且因子的负荷值都大于0.40,见表4。
(2)验证性因素分析
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所显示的结果,假设认知灵活性包含两个维度,所以构建了一个两因素模型。
采用统计软件Amos22.0对修订后CFI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所
用数据为样本2。
由表5可知,χ2/df≤5,GFI、CFI、IFI、NFI、AGFI等指数的
数值变化范围在0~1之间,而且接近1,RMSEA<0.08,说明修订后CFI的两因素模型与观测数据拟合程度较好。
由图1可知,20个项目的因素负荷都在0.60
以上,基本上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5.效标关联效度分析
(1)对修订后CFI与CFS进行相关分析。
CFS的总分与CFI总分以及2个分量表得分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见表6。
(2)对修订后CFI与SDS进行相关分析。
SDS的总分与CFI总分以及2个分量
表得分存在极其显著的负相关,见表7。
使用修订后CFI对样本3数据进行分析,检验不同性别、不同年级、家庭为城镇
和农村的青少年的认知灵活性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
1.不同性别青少年的认知灵活性的差异检验
男生和女生的认知灵活性水平没有显著性差异,见表8。
2.农村和城镇学生的认知灵活性的差异检验
来自城镇学生的认知灵活性水平显著高于来自农村学生的认知灵活性水平,具体表现在城镇学生的灵活控制的能力显著高于来自农村学生的灵活控制的能力,见表9。
3.不同年级学生在修订后量表上得分的方差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初中、高中、大学的学生在修订后CFI上的得分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年级学生的认知灵活性水平没有显著性差异,见表10。
1.修订后CFI的心理测量学指标分析
(1)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结果显示,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10;分半信度为0.761;重测信度为0.596。
因为认知灵活性是个体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在短时期不会发生改变,所以修订后量表的重测信度偏低。
分析原因,可能是因为在对学生进行第二次施测时,学生正面临考试容易产生紧张的情绪,导致重测信度偏低。
总体来说,修订后量表的信度比较好,可以进行使用。
(2)结构效度分析
对修订后CFI做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提取2个公因子,这与John P.Dennis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根据项目所表达的主要内容为公因子进行命名,分别为灵活控制因素,包含6个项目,如“当遇到困难情境时,感到紧张以致于不能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遇到困难时,感到自己失去了控制”,“身处困难情境时,感觉自己没有能力改变事情”等;灵活选择因素,包含14个项目,如“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处境”,“对困难情境作出反应之前,会考虑很多种选择”,“尝试从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喜欢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困难情境”等。
该结果与原量表的结果有所不同,原量表的灵活控制因素包含7个项目;灵活选择因素包含13个项目。
分析原因可能是英文版CFI所研究的对象是美国白人在校大学生,而本研究的对象是青少年。
研究对象的不一样可能造成探索性因素的结果不同。
另外,中西文化差异也会对结果产生影响。
针对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对修订后CFI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拟合程度好的理论模型与观察模型应该具有以下条件:1)χ2/df≤5;2)GFI、NFI、CFI、IFI、AGFI等指数的数值在0~1之间变化,越接近1越好;3)RMSEA<0.08[8]。
由表5结果显示,修订后CFI的两因素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因此,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较高,达到心理测量学所要求的指标。
(3)效标关联效度分析
采用的效标1为齐冰等人修订Martin等人所编制的CFS,效标2为SDS。
本研究之所以采用中文修订版CFS作为修订后CFI的效标,是因为美国心理学者
J.P.Dennis等人所编制的CFI与英文版CFS在内容上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而且中文修订版的CFS经过初步使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假设修订之后的CFI与CFS在结果上呈现显著正相关,那么修订之后的CFI同样具有良好的效度。
由表6的数据结果显示:CFS的总分与CFI总分以及2个分量表得分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
因此表明修订后的CFI具有良好的效标效度。
本研究采用SDS作为修订后CFI的效标,是因为Beck提出个体根据自己的思维重建对世界的看法,并且表现出相应的行为[9]。
研究表明,认知灵活性水平低的个体容易出现抑郁的倾向,相反认知灵活性水平高的个体不易出现抑郁倾向[10]。
假设修订之后的CFI与SDS在结果上呈现显著负相关,那么修订之后的CFI能够很好地解释认知灵活性的理论,同样能够表明修订后的CFI具有较好的效度。
由表7的数据结果显示:SDS的总分与CFI总分以及2个分量表得分存在极其显著的负相关。
因此表明修订后的CFI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2.青少年认知灵活性水平的分析
本研究表明,来自城镇学生认知灵活性水平显著高于来自农村学生的认知灵活性水平,具体表现在灵活控制能力方面,即倾向于认为困难的局面是可控的。
通过与学生访谈和参考相关资料,分析原因可能是农村的教育环境和教学条件落后于城镇的水平。
另外可能是生长在城镇的学生,其家长比较注重对孩子的培养,让孩子从小接触不同的环境,因此孩子在新情境面前比较容易适应。
对青少年认知灵活性的性别发展特点进行初步探索,本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的认知灵活性水平不存在性别差异。
对于个体的认知灵活性水平是否存在性别差异这一问题,国内外的研究结果不同。
美国心理学家Martin等人对大学生的研究中没有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而国内齐冰、张建华修订的高中生认知灵活性问卷,初步使
用的结果表明,男生的认知灵活性水平显著高于女生。
因此对于这一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地研究。
另外本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认知灵活性水平没有显著的年级差异,这和之前的研究结果有所不符,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因此针对这一结果展开深入的分析,原因可能是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在中学无论老师还是家长都逐渐注重对孩子自身能力的培养。
比如现在中学经常会举行各种有意义的活动,来拓展学生的课外知识和提高其生存能力。
通过必要的训练,加强了中学生的认知灵活性水平。
另外,有相关研究表明,有社会实践经验的大学生的认知灵活性水平显著高于没有社会实践经验的大学生。
在本研究中的大学生为大二学生,由于进入大学的时间较短,没有更多地接触社会,所以相对来说,大二学生缺乏社会经验,还没有完全脱离中学生活习惯。
以上可能是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的认知灵活性水平没有达到显著差异的原因。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修订后CFI的项目区分度、信度、效度等心理测量学指标都达到了合格水平,能够作为测量青少年认知灵活性的工具。
(2)来自城镇青少年的认知灵活性水平显著高于来自农村青少年的认知灵活性水平,具体表现在灵活控制的能力方面,即个体倾向于认为所面对的困难局面是可控的。
【相关文献】
[1]Deak G O.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Language Abilities[J].San Diego,CA:Academic Press,2003: 271-327.
[2]齐冰.高中生认知灵活性问卷的修订及初步使用[J].保定学院学报,2013,26(1):100-104.
[3]齐冰,赵兵,王琨,等.大学生认知灵活性问卷的修订及初步使用[J].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2,11(1):120-123.
[4]Martin M M,Rubin R B.A New Measure of Cognitive Flexibility[J].Psychological Report,1995(76):623-626.
[5]Martin M M,Anderson C M.The Cognitive Flexibility Scale:Three Validity Studies [J].Communication Report,1998,11(1):1-9.
[6]Dennis J P,Vander Wal J S.A Comparison of the Role of Performance-based and Self-report Measures of Cognitive Flexibility in Predicting Depression[M].Manuscript in preparation.Saint Louis University,2009.
[7]John P Dennis,Jillion S Vander Wal.The Cognitive Flexibility Inventory:Instrument Development and Estimates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J].Springer Science,2009(34):241-253.
[8]Schur S A.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oblem-solving,Life Stress and Depression [J].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ection B:The Science&Engineering,1999,59(12-B):6496.
[9]Beck A T.Depression:Clinical,Experimental,and Theoretical Aspects[M].New York:Harper&Row,1967.
[10]Beck J S.Cognitive Therapy:Basic and Beyond[M].New York:Guilford,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