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0年的中国历史编纂学

山东社会科学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ｒ目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２００４年第６期（总第１０６期）№．６．２００４（ｓｅｒｉａｌＮ０．１０６）

【编者按】邓嗣禹先生的《近５０年的中国历史编纂学》一文是５０余年前的日作。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此文与周子同先生的Ｃｒ，－十年来中国之新吏学》（１９４１年）及齐恩和先生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１９４９年）一起被归列为研治２０世纪史学史、学术史的基本参考文献，素为海内外学人所重。但此文在大陆并不广为人知。在文章中，作者全面而细致地总览和分析了２０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煽纂学的图景；他重视史料派，但并未忽略史现派，还比较分析了两派的长短，提出了建立融吏实与思想于一体的理想史学形态的设想。时间早已证明了作者的远见卓识。有鉴于是，本刊特将译文登载于此，以飧学界。

近５０年的中国历史编纂学

［美］邓嗣禹

李扬眉周国栋译

［摘要］中国历史蝙纂学在经历了１４至１９世纪的襄颓之后，到了２０世纪，似乎叉重新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历史蝙纂学的思想倾向趋于开放，历史观念得以更新，材料、内容和领域

也大有扩展，社会史和经济史等诸多分支学科都取得了进步。而结合思想史实、超越中西藩

篱，则可谓为历史研究发展的方向所在。

［关键词］２０Ｌ＃－Ｗ．前半期；历史鳊纂学；疑古派；考古派；社会经济史研究

［中围分类号］Ｋ０９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４１４５［２００４］０６—０００５—１０

中国历史编纂学有一个辉煌的过去。不论就质量还是数量而言，只有现代欧洲历史编纂学堪相媲美。而在其他古老的国度，如印度，就远为逊色了。其他民族或许可以为他们的哲学、科学和艺术成就自豪，但就历史编纂学而言，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具有中国这样悠久而值得称道的传统。ｏ

引言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段，从远古时代到公元２世纪，是所谓纪传和编年体裁的确立形成期；第二段，公元２世纪到公元１３世纪，尤其在南宋王朝（１１２７一１２７９），中国历史编纂学进人全盛阶段；第三段，从１２８０到１９００年，是其衰颓期；但最后一段，１９００至今，似乎又呈上升趋势。

近２０００年来，中国历史编纂学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公元元年以前，它已由简单的《春秋》叙述体发展到由司马迁（公元前１４５－－８６或８７）在公元前１世纪创立的复杂的《史记》ｏ体结构。

在这部１３０卷包罗万象的巨制中，作者以人为要素把著作分为五部分：（１）本纪，记载与帝王有关的主要史实；（２）世家；（３）列传；（４）年表；（５）书，即有关礼仪、音乐、天文和经济制度等的专述。《史记》叙述了从远古时代到公元前１世纪初约２６００年的历史，其结构可容纳各种类型的史料。这本著作一直被公认为数一数二的史书，堪称正史典范。它的体裁一般被称作纪传体，此书甚至完全可同希罗多德的著作相提并论。

班固（３２－－９２）ｇ￥司马迁之后撰写了一部更为详尽的著作——《汉书》（公元前２０６一公元８年），并开启了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０２—０６

作者简介：邓嗣禹（１９０５－－１９８８），历史学博士，１９３２年毕业于燕京大学．１９３６年赴美，１９４２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芝加哥太学、北京大学、哈佛大学、印第安邵大学等多所高校，井曾担任ｇ－正清的助手。主要著作有《中国对

西：６－ａＬ反应》（与费正清合著，剑桥、麻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４年），《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台北中央文

物供应社，１９５３年），《太平起义和西方政权》（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等。本文原刊载于美国《远东季刊》

（ＦａｒＥａｓｔＱｕａ．，＇ｔｅｒ／ｙ）ｖ０１．Ⅶ，＇Ｎｏ．２，１９４９年２月。

ｏ

断代史撰述之先河。这部著作在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的地位很类似于修昔底德的史书在西方的地位。为使班固的著作易于阅读，一位中国皇帝谕示苟悦（１４８－－２０９）按年代顺序重新编排史料，苟悦从而创造了一种优良的编年史形式。这种体裁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时到达了极致（为政府提供借鉴）。《资治通鉴》涵盖了公元前４０３年到公元９５９年的历史，是中国最优秀的编年体史书。为使这部卷帙浩繁的史书便于使用，袁枢（１１３０－－－１２０５）＇）睁其内容归隶为２３９目，从而创立了一种处理史料的典范体裁，即纪事本末体。

除了以上三种体裁：记述王朝史的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之外，还有像“十通”这样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它们记载政治社会制度、地方志、年谱等。简言之，此时出现了种类繁芜、数量巨大的史书。但过去的绝大多数史书都是写给统治阶级而不是广大人民看的。

自８世纪开始，绝大多数断代史书由朝廷资助下的史馆编纂，这也是随后几个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衰颓的原因之一，因为没有人对史书的协调一致负全部责任，而且个人的才能和创造性也受到压抑。ｏ

１９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大势

整个１９世纪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呈现出下滑的趋势，没有高质量的煌煌巨著问世。学者１¨终生忙碌于对正史的抄录、支离烦琐的研究和补注的工作。造成这种停滞的原因之一在于满清皇帝的文字狱政策，他们不给人们以思考和表达的自由。ｏ结果学者们被迫埋首于儒家经典辞句的训诂或版本校勘。他们在这方面承袭了黄宗羲（１６１０－－－１６９５）的学风，黄是力主史学“见诸行事”，对王阳明哲学学派后学身上表现出的游谈元根、求知但凭直觉之流弊加以矫枉的先驱。黄的流风所及，使许多史学家受到了此种训练，一种谨慎求实的研究之道由此蔚然成风，史书编纂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发展：

首先，有如《东华录》等的当朝历史文献汇编，这是一部从更为详尽的官修《清实录》及其他著述中辑出的清朝编年体史书。

其次，是对正史进行史料充实、补正、评注或校订的著作。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姚振宗（１８４２－－１９０６）对《隋书》中经籍志部分的考证；王先谦的《汉书》评注；吴卓信对《汉书》地理志部分的补注及翟云升的《校正古今人表》。姚是中国文献学权威；吴的著述水平很高；翟的著作可以作为中国古代重要人物词典。许多散佚的书籍通过对古代百科全书的辑录得以重现。

第三，家谱、年谱和地方志在１９世纪有大规模的编纂。中国史学史上最杰出的少数几位史学家之一的章学诚，对创建地方志的构架和提高其编纂水平贡献极大。主要的地方志如阮元（１７６４一１８４９）所编的《浙江志》；林则徐（１７８５－－１８５０）所编的《湖广志》；郭崧涛（１８１８—１８９１）所编的《湖南志》；以及王树栅（１８５１－－１９３６）所编的《新疆志》都是很好的例证。古代地理、历史地理和西北地理研究也取得了相当进步，这些基本上都是历史研究的新领域。

第四，蒙古史和外国史研究进步甚速，许多有关蒙古史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和西方语言的资料都译成了中文，中国史学家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外国及邻邦的史学、地理学和风习民俗上来。

第五．１９世纪的学者们开始对金石器铭文进行精心的研究，其中吴大徵（１８３５－－１９０２）和孙诒让（１８４８—１９０８）或许最为出色并且贡献最大，他们在探追确凿书面文献过程中对铭文的悉心释解促进了语源学及２０世纪初甲骨文解读工作的发展。

最后一点，今文经学派。对中国古代经书、史书进行的批判研究，开创了一个怀疑诸多在过去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著名典籍和重大事件真实性的时代。前辈学者或敢于怀疑一些哲学、史学和私人著作，但还几乎无人有足够的勇气对儒家经典的权威性提出质疑。

阎若璩（１６３６－－－１７０４）首先试图证明《尚书》并非孔子所作。１９世纪末，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一位今文经学派的追随者，激烈而系统地指控刘向、刘歆父子为迎合王莽的政治意图而伪造经书。康还把孔子描绘成一个宣扬自己改制思想的改革者形象。ｏ他大胆批判的精神深深鼓舞了后人。

虽然１９世纪没有一部鸿篇巨制，但的确出现了一些辅助研究和局部研究。甲骨文和金文、蒙古和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等新域业已开辟出来，并最终出现了对所有文献的批判研究之势。１９世纪初的中！ｉｌ／Ｙ／史编纂学相当多产但并不令人激动，一方面在史书著述方面它是个衰微期，另一方面说，它又是一个２．０世纪新进展的铺垫阶段。

ｏ

２０世纪的转捩

中国的２０世纪是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变革的时代，虽然在许多方面中国文明的进化停滞甚或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