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新闻学-重新理解哈贝玛斯对大众传媒与公共领域关系的论述

重新理解哈贝玛斯对大众传媒与公共领域关系的论述

■　刘晓红

【内容摘要】　哈贝玛斯在其早期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论述的一个重要线索就是大众传媒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发展中的作用。本文主要介绍哈贝玛斯对此问题的论述,结合新闻事业史分析指出,哈贝玛斯对资产阶级政党报刊、大众传媒商业化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的分析只是向我们展示了大众传媒及其社会作用的一个侧面,哈贝玛斯简单否定大众传媒商业化的观点是不恰当的。并且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哈贝玛斯在受众与传媒的关系方面的认识夸大了传媒的作用,他不自觉地站在了媒介中心论的立场上。【关键词】　公共领域;大众传媒;转型;商业化

近年来,随着哈贝玛斯的著作逐步向国内读者译介,哈贝玛斯在我国学术界掀起一股热潮,“公共领域”也成为人们口头上时髦的词汇。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我们对于哈贝玛斯是热情大于理解”,对其思想的深入研究有待加强。本文对其公共领域学说中关于大众传媒与公共领域关系的论述加以分析。

一、作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载体的政党报刊

所谓“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就是指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社会生活领域。在这里作为私人的公众可以自由地集合、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见,通过对普遍利益问题展开讨论,形成公众舆论。哈贝玛斯指出:“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是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①

“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

抗衡。”②公共领域处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公共权力机关之间,

遵循公共性原则,向所有公民开放,其主体是形成公众舆论的中坚力量,即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公共领域中的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公众交往就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手段,这时报纸、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成为公共领域的媒介或者说媒体。

哈贝玛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历史范畴,只有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才能理解其意义。他认为具有政治功能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它产生于18世纪的英国。

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和部分封建主推翻了复

辟的封建王朝,建立了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执政的政权,工业资产阶级被排斥在议会之外。随着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其参与政治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这样,商业和金融资本家与工业资产阶级之间发生利益冲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辉格党)很快把冲突带入公共领域,工业资产阶级(从事工商业的市民阶级)开始组成“准议会论坛”。他们作为有批判意识的公众密切关注议会活动和决议,这种“准议会论坛”范围不断扩大,不久它就有了相应的新闻机构———报刊。其中有:《辉格观察家》(1710年)、《自由人》(1715—1716年)、《不列颠商人》等。这些具有批判精神的报刊成为一种工具。在这个新论坛里,工业资产阶级对当局的政治决策进行批判。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具有了政治批判功能。

乔治一世统治时期,辉格党人取得政权,代表商业和金融资本家利益的托力党成为反对派,他们也像当年辉格党一样利用手中的报刊,不断对王室行动和执政党进行评论和批判。其中著名的有《匠人》(1726年),“有了这个杂志以及随后问世的《绅士杂志》,报刊才真正成为具有批评

意识的公众,即第四等级的批评机构。”③

此后,报刊成为

资产阶级公众领域的载体,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利用报刊开展讨论,形成公众舆论,影响公共权力机关的政策。

对于报纸变成公众舆论的载体,变成政党斗争的工具这个时期,哈贝玛斯称之为“个人新闻写作阶段”。他认为,在这个阶段,大众传媒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一些作者把报刊当作自己的一个工具,借助报刊把自己的意见公之于众;报刊在公众的批判中发展起来,它是公众讨论的延伸,其功能是传声筒和扩音机,而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由于违反了所有的牟利原则,它们往往是赔钱的,政治的动力是以破产为代价;由于编辑与报刊所有人是合作关系,分享利润,所以编辑享有独立的地位,这体现了作为私人的公众成员的互相交流的特征。在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取得合法地位之前,政党报刊的生存和发展就意味着争取公众舆论的自由空间的斗争。

二、大众媒介的商业化与公共领域的转型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张力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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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闻学与传播学　刘晓红:重新理解哈贝玛斯对大众传媒与公共领域关系的论述

现代传播双月刊2002年第5期(总第118期)

起来的,但它本身一直是私人领域(指市民社会,最核心的部分是家庭和社会生产)的一部分。19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干预主义渐趋增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逐渐消失,国家干预社会领域,同时公共权力向私人组织转移。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和两者各自内部产生出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生活领域,这个领域摆脱“公”和“私”的区别。这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发生了转型。在公共领域转型的过程中,商业化的大众传媒扮演了破坏者的角色,并成为“人为的公共领域”的操纵者。哈贝玛斯指出,“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④

哈贝玛斯认为:“随着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建立和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得到法律上的认可,具有意识批判的报刊业才能摆脱意识形态的压力,这时,它才能够抛弃论战立场,而真正从事商业活动,争取赢利。”⑤19世纪30代,英法美等国家的资产阶级大众传媒从政党报刊发展到大众化报刊时期,即大众传媒进入商业化阶段,发布广告成为传媒谋取利润的一项重要手段,商业化报刊在19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取代政党报刊获得主导地位。在哈贝玛斯看来,商业化的报刊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企业,报刊受到企业外部利益集团的各种影响;由于新闻和言论的销路和广告版面密不可分,报刊业成为有特权的私人利益侵入公共领域的入口;新闻编辑的活动也发生改变,他们感到新闻素材的选择比言论重要;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报刊的批判功能向广告服务功能的转变。

报刊的这种商业化给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带来的结构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商业化大众报刊的出现使“大众”(普通的民众)有机会参与公共领域,从而扩大了本来局限于市民阶层的公众的范围。在哈贝玛斯看来,这导致公众群体失去社会排他性和资产阶级社会体制、较高教育所创造的协调性。也就是说,公众再也不是一个具有相同阶级背景的群体,公众内部失去利益的一致,把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利益冲突带进公共领域,这样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出现融合。

其次,商业化大众传媒把公众的批判意识演变为消费观念。商业化大众传媒调整文化商品的内容,降低其品位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大众的需要。这样,大众传媒不仅剥夺了大众的选择机会,而且培养了大众作为消费者的消费意识,剥夺了他们的批判机会。随着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被消费大众所替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主体———公众及其批判意识逐渐丧失。这时,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公共领域的破坏者。

再次,大众传媒的商业化过程中,其批判功能逐渐被广告所取代,这使得特殊利益在公共领域中得以优先表现。商业广告通过公关活动把它宣传的对象包装成一种公共利益物品,把商业意图掩饰在关心公共福利的角色背后。公关活动的目的是让人们“取得共识”,只有在“共识”中向公众推销才能成功。这种所谓公共利益所需的“共识”实际是公共关系策划的“公众舆论”,而非经批判形成的公众舆论。大众传媒成为公众舆论的策划人。

最后,由于“广告成为大众传媒支配的公共领域所占有的另一功能”,广告很快成为政党进行宣传影响选票的手段。政治宣传家以非政治的方式推销政治,政党借助传媒临时制造出一个政治公共领域,这是一个被操纵的公共领域,已非哈贝玛斯所主张的18世纪的公共领域了。在这个领域,以社会心理学上计算好的提议作用于选民的潜意识,唤起预期反映,形成一种取代公众舆论的舆论气氛。大众传媒丧失批判功能,成为政党制造舆论气氛的工具,成为操纵人为的公共领域的工具。

三、分析与评价

哈贝玛斯对大众传媒与公共领域关系的论述揭示了媒介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发生、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即从作为载体到成为破坏者和操纵工具。这一论述体现了他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和大众传媒商业化的尖锐批判。对大众传媒商业化带来的传媒内容迎合消费者低级需要的倾向以及广告商对大众传媒的控制的批判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他对资产阶级政党操纵资产阶级国家选举活动现象的揭露也是非常客观的。但我们也从中感受到一种对现实的比较消极的情绪和对18世纪资产阶级政党报刊含情脉脉的留恋。从总体上看,哈贝玛斯没有提供对大众传媒及其社会作用的全面认识。

首先,哈贝玛斯关于政党报刊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的确,在18世纪的英国,两党轮流执政,无论辉格党还是托利党作为反对党,他们总会到公共领域中寻求支持,希望公众作出裁决;而执政党也认为他们可以依赖理性来维护其权威。由于报刊成为公共领域的载体,无论哪个政党执政,为了控制舆论,都会对出版业进行各种各样的控制。例如,1712年议会通过法案对报刊征收“知识税”,开征后许多报刊停刊;辉格党人沃尔波尔出任首相23年,每年花去5万英镑对报刊进行津贴收买⑥。正像哈贝玛斯所指出的:“整个18世纪的公共领域的发展水平可以用政府和出版界之间的对抗程度来加以衡量。”⑦18—19世纪的资产阶级政党报刊与政府当局的压制措施的斗争为争取新闻自由作出了贡献。

但是,这个时期的政党报刊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体制的一种必然结果,它代表着不同的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是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舆论工具。它虽然在争取新闻自由方面做出一定的贡献,但如果从大众传媒的发展史上看,政党报刊时期却是资产阶级报刊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事实上,这时期的报刊在经济上处于附属地位,依靠政府或政治团体的资助、津贴;在内容上重视言论,轻视新闻报道,但其言论只是它背后的党派利益的反映,实际上并不具有公共性。报刊从传播消息的工具沦落为政党斗争的舆论工具。

在18世纪的英国,政党报刊分别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两大集团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对于哈贝玛斯来说,18世纪政党报刊是公共领域的载体,是作为私人的公众对普遍利益问题进行讨论、表达意见的工具。他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的公共领域是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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