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通理论展读

《变译理论》展读——兼与黄忠廉先生商榷

变译，其实用周兆祥博士的话说就是：“明明是用B（译写、节译、编译、改写、改编、重述等）的方法办事，却在意识上坚持B不是翻译，只有A（逐句逐段全文照译）的才算是正确，但自称为翻译A的行业（周兆祥，2000：39）。变译，其实用周兆祥博士的话说就是：“明明是用B（译写、节译、编译、改写、改编、重述等）的方法办事，却在意识上坚持B不是翻译，只有A（逐句逐段全文照译）的才算是正确，但自称为翻译A的行业（周兆祥，2000：39）。实际上，周博士所说的B译法就是黄先生新提出的“变译“。这种译法，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没人能把它提出来。黄先生今日之功功不可抹。变译虽是个新奇的理论术语，但其操作方法却古已有之，从佛经翻译至近代科技、政经翻译，采用此法者不在少数。时至今日，国内报纸、国际新闻报道、影视译制片等均采用变译手法，其中公认的代表人物有林琴南、严复等。严复虽然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全译的三字标准---信、达、雅，而他本人在传译过程中，却仍以达旨术为纲。纵观十部严译，浩瀚达190万字，其中包括他本人写的按语700多条，约19万字，占总量的比例惊人。

如《天演论〉，译文近6万字（不是全译文），含按语30条，1.7万字。《原富》55万字，按语300余条约8万字。除去概念解释，按语多半是原作精神的阐发及联系古今国情的发挥，从而，形成夹译夹议的样式（王建开，2000：286）。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变译理论给国际新闻、出访剧团的剧情介绍、科技资料等的摘译、缩译、编译、译述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采用变译法，译者省时省力，出版者省版面，这是变译的优点之所在。但是变译的使用一定要在特定的情况下方可。变译理论虽说是译学领域的新生事物，丰富了中国的译学体系，为建立中国翻译学提供了又一理论依据。然而，对新生事物而言，变译理论也不是完美的无懈可击。这当中黄忠廉先生的《变译理论〉既给我们某种启示，也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首先，书中对变译理论应用范围的界定不甚严格。除法律条文、商业合同、招商引资政策、政治文献外，就是在可用变译理论的新闻翻译中，也不是所有稿件我们都能改编。文件性的稿件，政治性很强，我们不能随意增删。就是在科技作品中，非特定情况下也是不能用变译的，例如，产品安装说明

书；对于涉及到高精密仪器的技术资料也不应采用变译手法，例如，航天方面的技术资料，变译后，技术员按变异的资料操作，试问那火箭、飞船能否飞上天？还有医药使用说明书及配方能否用变译手法？然而在书中275页，作者引用了一例来说明变译理论在科技领域是多么的灵验，如不懂专业知识，那位译者还能否顺利变译那些资料吗？用于安装、使用设备的资料，笔者不同意随便地使用变译方法，也不敢使用此法，万一出了事故，后果难料！这究竟跟翻译石油业发展动向、石油报价不是一回事。如可行的活，目前三峡工程，浙江的大型水电站还仍有几十吨、上百吨的技术资料要译，随便找人变译一下，不就完了，而且数千名译员也可获得清闲身。变译在特定情况下，如描述科技的发展动向及发展史等，或许可取，但绝不是万能，更不要将译论神化。理论只能指导实践，不能代替实践；反过来，理论要建立在相关实践基础之上才有现实意义。

其次，理论不应只是纯粹的在观念层面滑行，而要最大限度地嵌入操作实践。书中81页引New Scientist,21 Sept,1996一篇题为Why Women Don't Start Wars(原文标题没打写)为例来说明变译是全译的异化。译文中原八段变六段表示译文形式发生了变化，是表面的宏观特征。文中第一段引用形式译没了（原文Women 到如需injured 为引文有引号），就连表示原说话人身份的Anne Campelle of 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Durham也译没了，原说话人的身份及其话语在引用中极其重要，不可略。对此例他在书中84页有三点分析如下：一、与全译相比，变译的信息内容减少（内容减少即是不忠于原著与原作者）；二、变译是原作的形式大变；三、原作的风格不再，（风格不在也是不忠，不忠实于原作的风格，变译可以，但一定要在保持忠于原作与原作者的内容与风格情况下进行方可。）如黄先生这样一变原文给译得面目全非。敢问那是原作者所说的吗？可用任何符号代码来传译文本的思想内容，

但必须遵循如下这条原则：用译语（target language)表达原作者的话（source language)。作者在书中84-85页又说：“变译的形变是相对于其宏观结构的变化，如题材的变化、结构的变化、风格的变化等等。形式之变只是表面特征，最要害的是内容的变。就变译目的而言，决不是单单为了删改形式，决不是拿形式花样给人看，把它当作艺术对待，而是通过形变而达到意变，改变外貌，正是为了更好地传达内在，打破形式的束缚，让内容活脱出来，径直走向读者”。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观点有四：一、黄先生提倡译文用变译手法进行“体裁变，结构变，风格变”。怎个变法？体裁变，是原说明文变记叙文，还是莎翁的十四行诗变成中国儿歌，情诗变成打油诗呢？结构变，是原长篇小说变摘要，还是把《红楼梦》倒译？风格变，是将Rip Van Winkle 中的可怕老太婆的口吻译成贤良淑女式的，还是把《西游记》中孙悟空的话译成西方上帝的呢？这些“变”作者均未能加以严格阐述。二、要害是在内容变，内容变了即不忠于原文的意旨，敢问那还能称作是原文的翻译吗？三、把变译当艺术对待，用变译改原作内容、形式、风格等，那合适吗？依笔者看，那不免糟践了艺术（原作）。四、理论自相矛盾，“通过形变而达到意变”，这给人的最直观印象是译者借形式的转换篡改了原作的内在，从而使译文疏离原作。而“让内容活脱出来”，则因在“意变”中已失去原作大意而无法实现变译的真正目的；倘若勉强为之，也只能表达译者主管观念，而与原作相去甚远。翻译要面向读者，读者无非是想读到更为忠实的翻译作品。“译事三难信、达、雅”三者兼得，未免过奢了，退而求其次，起码要信，尽量能达（止庵，2003）。再次，索引问题不容忽视。现在看来，中国图书市场有关索引问题极不重视，结果导致了索引不规范的严重现象。关于这个问题，黄先生在书中阐述了他个人的观点。书中第263页，有原文如下：“有一本书，叫《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在出版方面，港版的索引，三联版中删去了，对于这样一本极富资料价值的大著来说，这是不应该的，希望再版时能加上。提这要求的人准是学者，而我等一般读者也就只想了解留学的事实，又不研究，所以那位评论者的意见只算作…一家之言‟”。（黄忠廉，2002：279）此外，黄先生对此评论这给出此等评述，可见他本人对索引的态度[1]。既然史研究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史书，索引是非加不可的，不加索引的书意味着什么？书都不加索引（非凡史书），我们做学问的线索源自何方？再者，索引问题与变译有很大关系？作为学者，理应号召出版规范、学术规范，使作者、读者均受益。如不加索引为上策，省时间、省版面又省纸张，不知为什么《变译理论》、《翻译本质论〉要加索引？关于索引问题。在国外书刊出版界是绝对重要的，任何稍重要点的书不仅要列索引，而且还要列全，以供感爱好的读者参考、查证、究源。就此笔者呼吁国内出版界尽糟重视这一紧要问题。

最后，依我个人认为，翻译过程中应综合使用各种译技、方法。只要能达到信与达（至于雅姑且不提），能译出好作品，翻译过程中无需将全译、变译分得过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