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答“钱学森之问”

刘人怀院士等：试答“钱学森之问”发布时间： 2011-10-17 点击数：29187文/刘人怀郭广生徐明稚陈劲陈德敏所谓“钱学森之问”，就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晚年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钱老自己其实是有答案的。

2005年7月30日，钱学森曾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学森之问和钱老自己的回答，振聋发聩，实际上指出了中国的教育所存在的问题。

本文试图通过对目前教育界的一些不良现象进行分析，深入探究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并进而提出若干化解之策和可操作的计划。

教育问题的现状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国家进入了盛世时代，教育事业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特别是改革开放32年来，教育事业更是突飞猛进，中国正处于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发展进程之中。

但是，我国教育仍存在许多问题。

教育体制和管理有待改善在高等教育方面，目前的病态表现为：从建国初期至今，教育革命和教育改革始终不断，但一直未形成科学的、稳定的人才培养体系，难以拥有杰出人才成长环境；学术浮躁；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办学千篇一律，许多大学无特色；上级管理名目繁多，对学校、教学和科研的评估、考核、检查太过频繁，基层穷于应付，甚至弄虚作假；学校管理过分行政化，行政干涉学术过多；学校产业化问题，错误强调学校科研要产业化，使基础科学研究萎缩；学校关系化问题，社会和学校人治大于法治，师生办事常常要找关系才能办成，使杰出人才成长受限；“官员”型校长多，优秀校长少；教师学术不端行为和学术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甚至涉及部分党委书记和校长以及“知名”学者，但处理惩治既慢又不严；学生考试作弊现象未得到有效管治；教学和科研奖励以及科研项目申请中，拉关系现象时有发生，造成公正性缺失，制约了杰出人才出现；学校从上到下搞创收，教师无法专心致志做学问；许多教授喜欢做官，不喜欢做学问，不喜欢承担教课任务……以上这些问题都亟待教育体制和管理的尽快改善。

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中国的教育投入水平不但与发达国家有着较大的差距，也低于印度、印尼等国家。

例如，中国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百分比，1999～2008年度的多年平均数字为2.91，相当于沙特的44％、美国的52％、印度的78％、日本的81％、俄罗斯的82％，这个比例与我国多年GDP高速增长的状况不相适应。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网站所列的216个国家或地区中（其中37个无数据），1999～2008年度的多年平均数字为4.71，中国在其中名列第143位，相当于世界平均数字的61.78％。

即使在2012年底如期完成4％的目标，仍低于平均数字，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很不相称，与中国GDP总量居世界第二的位置何啻天壤之别。

整个社会崇尚教育的氛围有待提高现在，国家和老百姓都比30多年前富裕得多了，但是青少年的人生价值取向也改变了许多，许多人只追求享乐、时髦，不大讲高尚的道德、理想、情操。

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向钱看、向官看”的不良倾向，整个社会对教育的态度都存在着很大的功利性。

例如：学生进入大学读书，愿意学软科学专业，不愿意学硬科学专业；学生大学毕业后，以做大官、挣大钱为奋斗目标，不愿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大学生厌学的多了，刻苦读书的少了……大学生是全社会最敏感的群体。

社会上有多少病态现象，大学生中就有多少病态表现。

教育问题不光是大学的问题，也是中小学乃至幼儿园的问题，同时也是学生家长和社会的问题。

尽管推行了多年的素质教育，但目前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教育体系仍摆脱不了应试教育的尴尬。

中小学生过于沉重的学业负担和教育功利化倾向引起全社会的担忧。

许多学校只把高考升学率、优秀率高低作为衡量学校整体教育质量的标准。

道德教育跟不上，年轻人缺乏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激情，不愿意做学问，搞学术。

例如：学校和家长“唯升学率马首是瞻”，有的学校为激励高中学生，甚至提“三年地狱，一生天堂”的荒谬口号；幼儿教育小学化，甚至发展到“胎儿教育”……若干化解之策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体系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体系，需要从社会、家庭、学校等多个方面进行。

应该提高各级领导的整体素质。

领导的思想品德和素质将会影响教育和科技的发展。

应该加大打击贪官污吏的力度，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

这将净化社会空气，对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和远大理想起到积极的影响。

家庭教育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应鼓励父母对孩子进行正确的教育导向，注重家庭对孩子的影响，不要让孩子负担太重，上各种各样的“课外班”，让孩子为自己“圆梦”。

同时，社会要营造鼓励、支持优秀青少年成长的环境。

基础教育要鼓励青少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树立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献身科学的理想。

幼儿教育小学化、中小学生负担太重的现象要尽快克服，让中小学生在快乐中成长。

基础教育要鼓励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要盲目追求考试分数和升学率。

社会应强调公平竞争，减少人为因素在选拔人才过程中的比重。

完善奖学金、助学金及勤工助学制度，让不富裕家庭的孩子也有深造的机会，使全民族的素质得以提高。

教育去行政化，摆脱行政体制对教育的束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高校行政级别，确定了教育去行政化的目标。

教育去行政化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减少行政对教育的干预，二是降低“官本位”对教育的误导。

高等教育应充分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创造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减少行政对教育的干预，不要让行政事务干扰做学问，不要让功利性诱惑干扰做学问。

要建立与完善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必须造就一大批杰出的教育家，应适时引入校长职业化制度，让校长尽心尽力管理好学校，一心一意搞好教育。

孔夫子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两句话构成一个良性循环，是具有正面意义的。

但是，现在只突出前一句话而忽视后一句话，就变成负面意义了，以至于“官本位”气息弥漫教育界和学术界。

很多教授热衷于当官，十几个、几十个教授“竞聘”一个处长岗位。

因为当了官可以搞“权钱交易”，可以获得不当官的教授难以获得的“红利”，例如利用职权获得项目和经费。

官本位现象加剧了浮躁。

应该在全社会提高教授的地位，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教授们也要自重、自爱、自律，不要趋炎附势、随波逐流。

鼓励教授们“慎独”，“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鼓励教授们移风易俗，做精神文明建设的带头人。

在全社会提高教授的地位，首先要在高校提高教授的地位。

机关人员一定要树立服务意识，要有谦逊精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要把教授们吆喝过来、吆喝过去，弄得他们团团转，消磨他们的时间和精力。

教育去产业化，摆脱市场化对教育的干扰现代社会是专业化分工的时代，一个组织应注重加强核心竞争力，尽量少从事或不从事自己不擅长的业务。

企业如此，大学更是如此。

教书育人、选拔人才是学校的首要和根本任务。

即使在发达国家，科研成果的转化工作也是由企业的研究机构而不是直接由大学来完成的。

大学就是教育与科研中心，不应该成为资本运作中心和利润中心。

应该说，中国的大学教师尤其是教授们，现在的收入不低了，生活比较安定和舒适，超过了小康，不少人达到了富裕，比“文革”期间陈景润躲在小房间里搞“1+2”研究的条件好了不知多少倍，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条件好了不知多少倍，但是现在的教授们出了多少优秀成果呢？近几十年来，出了几位大师呢？现在，有些教授的钱袋子鼓鼓的，但是他们还是不满足，除了挣钱还是挣钱，跑来跑去挣钱，飞来飞去挣钱；哗众取宠的“大报告”多得很，“出场费”高得很；写论文、写书也成了市场炒作，粗制滥造很多，精品很少。

现在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的最大弊端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浮躁！除了浮躁还是浮躁。

今天的中国，还有没有陈景润式的人物？还有没有曹雪芹式的人物？关键是有没有他们耐得清贫，甘于寂寞，潜心做学问的精神。

恐怕很少很少。

如同“劣币驱逐良币”，“铜臭气”驱逐了书香气，铜臭气弥漫于教育界和学术界。

古人云：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做学问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到处凑热闹、赶时髦。

为了把学问做好，不妨鼓励教授和博士们“好高骛远”，鼓励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鼓励他们“不食人间烟火”，远离名利场，远离市井尘嚣，洗净市侩习气。

鼓励学习陈景润，当“书呆子”；鼓励学习马克思、曹雪芹，耐得清贫，甘于寂寞，潜心做学问；鼓励学习陈寅恪，特立独行，把学问做深做大。

建议不要过分炒作“大学生创业”。

大学生首先是学习，不是创业。

能够创业的大学生，少而又少。

不能因为一个比尔·盖茨获得了成功，就认为千千万万大学生都能成功创业，都能成为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只是凤毛麟角，是可遇不可期的稀有人物。

如果大学生能够普遍创业，还要研究生干什么？工程师、博士和教授们也都要下岗才是。

大学生的第一要务是静下心来好好完成学业，为以后创业打下基础，而不是马上创业，立竿见影！“教育产业化”的提法混淆了是非，偷换了概念。

教育本来就是产业——第三产业，还需要什么“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的一些做法其实是错误地在搞“教育市场化”和“教育商品化”，这就改变教育是基础产业和公益事业的基本属性了。

教育去关系化，让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大学应创造宽松的学术氛围。

鼓励学术探索和学术争论。

在爱国家、爱中华民族的前提下，追求不同的治学模式。

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其重要因素就是在成长为大师的过程中，比其他人花更多的时间潜心做学问，而不是熟谙人情世故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也就是人们往往认为大师不善交往、“脾气古怪”、甚至难于接近的原因。

应该创造宽松、公正的氛围，避免学者们为上下左右的关系所困，不仅要尊重每一个学者的研究成果，还要善待每一个处于研究过程中的人。

大学应创造浓郁的文化氛围，让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

不仅学习理工，还应学习人文；不仅了解现代，还应了解古代；不仅知道外国，更应知道中国。

避免大学生和研究生成为“有知识，没文化”的人。

大学应该宽容对待失败。

科学探索与创新的过程中成功与失败并存，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对于前沿性的探索，应该允许出现差错、允许失败。

失败的教训也是有益的，可以避免在同一个地方重复跌倒。

建立科学的、公正的、多样化的考评机制，确立长远的学术目标一所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名校，是与它长期的文化沉淀、学术积累和人才济济分不开的。

大学的水平是不可能通过短期、片面的指标考核就能够提升的。

现在的一些考核指标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发表论文只讲篇数、不讲水平。

不要以数量代替质量，搞片面性的“数量化考核”，让填写各种各样的考核表格消耗教师的时间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