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_评杨小凯_林毅夫之争

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评杨小凯、林毅夫之争3苏　振　华 内容摘要　杨小凯教授和林毅夫教授之间关于经济增长与宪政的关系的争论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的看法是,经济增长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全部目标,社会发展更重要的目标是实现对自由的实质性保障,基于此,宪政的建设是必要的。

仅仅将社会发展的目标定位于经济增长,并寄希望于经济的增长内生出宪政在实践中是危险的,这是一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体现。

关键词　经济增长　宪政　经济决定论　民族主义　自由主义1 杨小凯教授和林毅夫教授是华人经济学家中的翘楚,就他们发表的公开文献来看,二者的基本学术主张相左之处甚多,有此一场争论实属正常。

这场争论涉及的命题非常宽泛,远远超出了“经济学”本身的视野,那么,将这场争论置于目前中国学界这一大环境之下来看,可以说是代表了两种思潮之争,这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之争。

由此上溯,是近年来国内学界的“自由右派”、“新左派”之争在经济学领域内的展开。

须立基的一个认识论前提是,“主义”之争是价值观层面的分野,但更重要的是“主义”的有效性、可行性须置于现实的社会环境之下予以考量,否则,争论只不过仅仅停留在学理的层面上。

无疑,今天中国面对的根本性问题仍然是“传统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问题,我们说,经济增长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并不是现代化的全部,现代化显然还包括民主政治、社会正义、市民社会的兴起等更丰富的内涵。

由此,在“现代性”这一前提下,透过争论所折射出的分歧,本文的讨论在两个方面展开:一,经济增长是我们的全部目的吗?二,宪政与达致经济的长期增长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回顾一下争论双方的基本观点是必要的。

就林毅夫所转述的杨小凯的基本观点是:(1)后发国家模仿先发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后发国家倾向于模仿先发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先发国家的制度,这样后发国家虽然可以获得短期内经济快速增长,但由此却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

因此,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杨小凯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并认为后发国家在完成对先发国家的制度模仿之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2)关于宪政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杨小凯指出最好的制度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具体到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很成功,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而俄国固然现在看起来似乎比中国失败,但由于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则在长期内俄国的成就会超过中国。

进而,法国为何在19世纪时落后于英国,苏联为何在1930、1940年代经济发展快后来发展慢,日本为何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现在出现金融危机等,均应归咎于法、俄、日等没有或没有完全073杨小凯先生的学术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归于平淡,但他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伟大人格与自由精神必定永存。

谨以此文纪念杨小凯教授。

实行英、美的宪政体制。

林毅夫的基本观点是:(1)“后发优势”是确实存在的。

(2)宪政体制不是经济长期发展成功的充分或必要条件,也不具备短期内建成的可行性。

(3)宪政体制不必然是最优的制度,也不是日本、苏联等国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

(4)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决定发展战略,是落后国家实现快速增长的关键所在。

可以简单地将杨小凯的观点总结为:没有宪政对政府机会主义的约束,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经济增长将是不可持续的。

林毅夫的观点则是:宪政既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具体到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经济增长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和技术创新而得以实现,而经济增长自然可以内生出宪政。

对于杨小凯的论证逻辑,就其文章自身的表述而言,可以从两个截然相反的方法论角度予以理解:(1)归纳逻辑。

从历史经验中归纳出一般原理,由于英国实行了共和宪政,于是经济得以持续发展,与之相反的是法国。

(2)演绎逻辑。

杨小凯试图从英国宪政与其资本主义之间抽象出一般规律,这不是归纳逻辑,而是理论演绎。

对于林毅夫的论证逻辑,也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法论角度予以理解。

(1)演绎逻辑。

林毅夫试图论证,通过技术模仿带来的经济进步可以自然地导致宪政转轨,这与哈耶克的演进理性倒是一致的,但是,他没有给予充分的论证,或者说,这一认识流于猜测。

(2)证伪主义。

林毅夫的方法是举反例证其伪,如印度很早就实行了共和宪政制度,但至今其经济发展绩效并不好,由此宪政体制不是经济长期发展成功的充分条件;而新加坡没有实行共和宪政制度,但其经济发展的良好绩效无可否认,因此宪政体制也不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

如此,从“他者”对二者论证方法的不同体认可以看出双方均存在简约主义的取向。

本文的猜度是,双方的分歧所在并不仅限于学理层面的紧张,更多的是基于所谓的信仰的不同,而对于信仰,与每人的人生感悟与知识过程密切相关,又如何可以完全在逻辑上予以论证呢?所以,我们愿意相信,无论持何种方法论均不可避免逻辑上的谬误,但更重要的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由此判定双方论争的焦点所在。

双方争论的焦点实质上是对宪政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的不同体认。

林毅夫的看法是,经济增长与宪政之间无任何因果关系,甚至,经济增长可以内生出宪政。

杨小凯的看法是,经济要取得长期增长,非宪政不可以遏制政府的机会主义倾向。

2 在现代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之下,经济增长几乎是确之无疑的目标。

同样,技术性地看,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促进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而对于“百年中国”所面对的“千年未有之变局”而言,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救亡图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由此甚至可以上溯到清末的洋务运动、民国的实业救国以及晚近以来的改革开放中的技术引进,无不是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崇高目标的。

在此背景下,综合国力、经济增长成为民族主义孜孜以求的目标,甚至可以说,经济增长就是最终的价值取向。

在这一层面,林毅夫先生当然是一位令人尊重的民族主义者。

然而,仅有技术进步必然会带来经济增长么?或者说,与本论题有关的问题是,技术进步、宪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当然,就林毅夫的证伪而言,如果我们同样认可新加坡和印度的例子,林毅夫的证伪是成立的。

只是,关于何谓因果关系,在科学哲学领域是存在争议的,可以说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回答,甚至真实世界里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都被存疑,这当然是不可知论的观点。

但是,对于因果关系的各种定义,都明显不同于简单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关系。

悬置很难厘清的逻辑上的分歧,需要强调的是,在杨小凯对宪政的诉求中,政府机会主义存在是一个必要的前提。

政府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吗?在林毅夫的论述中,并没有直面这一问题。

有必要回顾“机会主义”的定义,威廉姆森认为,理性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采取非常微妙和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诈的伎俩,如说谎、欺骗、盗窃和毁约等。

回到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理论,认为政府官员仍然不过是经济人而已,每一个具体的政府官员的行为目标依然是追求自身利益(如升职、提高自身威望等)的最大化,绝非抱有服务于社会的崇高目标,由于政府的工作的垄断性,官僚主17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义行为通常是给政府官员带来个人利益的最佳方式,常常表现为政府官员往往倾向于提供超过公众所需要的公正服务,造成对社会财富的浪费,使社会支付的服务费用超出社会本应支付的限度。

那么具体到中国,官员腐败、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性垄断是人所共知的现象,而对经济效率的损害也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判断,在今天的中国,政府机会主义是存在的,而且非常严重。

如果说中国存在政府机会主义是一个可以成立的命题,那么如何遏制机会主义自然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双方是没有分歧的,林毅夫也同样认可宪政是遏制政府机会主义的有效途径。

所谓宪政,简言之就是“有限政府”。

它指称一套确立与维持对政治行为和政府活动的有效控制的技术,旨在保障人的权利与自由。

宪政关涉到两种关系:(1)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换一种概念表述,即权力与自由(权利)的关系;(2)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政府组织间不同性质的权力及其运用。

前一种关系是一对主要矛盾,对它的不同理解构成的对抗和平衡是宪法不朽的主题。

宪政主义意味着在政府和公民的关系中对政府进行法律限制,在被统治者的权利与自由和政府的有效运作之间谋求平衡。

因此,宪法政治的实质就是对通过种种制度性手段和技术性手段对政府实施制约与监督。

若说,民主并不是最好的制度,最好的制度应该是一个人人均有同等话事权的制度,但是民主却是最不坏的制度,而宪法政治的有效性基本上是得到实践检验的。

如果确认宪政是我们应追求的目标,按照林毅夫所认可的“路径”———经济增长将内生出宪政的实现,本文可以遵循林毅夫先生自己的逻辑对其予以证伪。

诚如林毅夫先生所言,印度很早就实行了共和宪政制度,但至今其经济发展绩效并不好,我们当然认为,林毅夫先生所隐含的题中之意是认可印度的宪政是英美意义上的宪政,是“真正”的宪政,那么,如何解释印度的宪政并不是从经济增长中生发出来的呢?同样的追问,为什么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没有生发出宪政。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说,经济增长既非宪政得以实现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

当然,这一“证伪”没什么意义,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宪政固然是社会演化的结果,但是,“人”为某一目标所进行理性奋斗仍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其中,知识分子对宪政的呼吁、对宪政知识的普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一定是宪政得以实现的关键性因素。

3 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共十五大报告)、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共十六大报告),但法治的核心是“宪法之治”,法治的实质是“良法之治”,并不仅仅是“依法治国”,而所谓“政治文明”,如果离开了现代意义的宪政体制,也无从谈起。

宪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或者抽象地说,宪政很重要,对此,杨、林均予以认同。

由此,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在今天的中国推动宪政的实现,对此杨小凯的文章没有作出回答,因为杨小凯论述的重点不在这里。

林毅夫所持的看法是“制度内生说”或“宪政内生说”:“所谓宪政体制改革,不仅是立一部宪法,必须要执行者愿意执行、老百姓愿意遵守,法才是有效的。

”“制度是重要的,但是一个最优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内生的,与发展阶段及历史、文化有关系。

比如要形成相互制衡的共和宪政体制,就必须有好几个在政治和经济力量上大约相等的集团。

如果没有这样的集团,即使通过宪法,只不过是让在政治上有垄断权力的人来利用这部宪法,固化他的垄断权。

”对此,本文持有所保留的赞同态度。

宪政要真正发挥作用,仅有写在纸上的宪法是没有意义的,世界各国谁无宪法?宪政的可实现性,须使有关宪法的知识进入每个人的知识传统,须化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当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