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史名词解释

一名词解释

天命不常：所谓天命即是上天受命之意。天命不常意思是上天所授予的大命不是固定的，并不是永远

地保佑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王朝。周公在执掌周王室政权期间，详细阐明。解释了夏商周的更替是天命不常的表现。是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第一次在理论上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对于朝代更替的社会事实所做的解释。通过天命去解释社会历史的变革，试图把以往发生的社会历史的变革归结于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一思想放映了商周之际人们认识水平的进步，对于强化周王朝的政治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性善论又称性善说,由战国孟子所创立的人性论。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善性(“人无有不善”)。善性

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他将这四者称为“四端”,即仁、义、礼、智等美德的开端。认为它们是人性中固有的,就象人体生来就有的四肢一样,是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能充分发挥四端的人为“圣人”,不能保持以致丧失四端的人为“小人”孟子的性善说为仁义礼智的天然合理性,人从本性上应该恪守这些规范提供了人性论的根据。孟子以后,儒家人性论一直以性善论为正宗,性善论是儒家人性论史上最有影响的人性学说。

性恶论：我国古代哲学家荀子关于人性的一种观点。荀子反对天赋道德论,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好

利”而“恶害”。并指出如果顺从这种自然本性,“必出于争夺”。强调后天的教化,主张“化性起伪”用“师法之化”、“礼义之导”使人改造为善。荀子的这种经验的道德论比之孟子的先验的道德论,更加深刻,更加合理。荀子敢于说出尧舜和桀跖的本性都是相同的。圣人也是性恶的,圣人之为圣人,只是后天努力的结果,这等思想不能不说是当时思想的一大解放。荀子的性恶论,有着时代的进步意义。

弱用之术老子的思想之一。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老子,通过对宇宙万物的观察,提出了新的宇宙本原

———“道”。道的运动规律是“反”,道的基本特征是“弱”,即“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以“弱”为道之“用”,其最终目的在于“强”。根据“反者道之动”的原则,他认为刚强在发展中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柔弱则是使事物达到目标的绝妙手法。所以老子采取逆向思维的方法,提出用“弱用之术”来解决世间矛盾,确定了“柔弱胜刚强”的论点。老子通过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洞察推断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同时他认为“物壮则老”,事物壮大了就会走向衰老和死亡。所以强者将死,弱者将生,只有“贵柔”才能胜强。老子通过对世间万物的洞察,提出了一种与儒家思维方式背道而驰的方法来解决世间矛盾,他为世人开辟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思维之路，对中国古代辩证法和思维方式的发展无疑有重大贡献。

性三品说中国哲学史上的一种人性论。以西汉董仲舒和唐代韩愈为代表。董仲舒认为，由于“人副天

数”，天赋的仁(善)与贪(恶)两性落实到具体的人身，由于配合和比例的不同形成了三品(三等)，即先天性善、不教而成的上品圣人之性；先天性恶，教亦不能善的下品“斗筲之性”和先天有善有恶、教而后能善的中品“中民之性”。董仲舒性三品说的基调仍是性善，先天性善(善质)是为了维护纲常人伦的绝对性，后天性善则是为了说明君主统治和教化的必要性，二者缺一不可。这就从人性论上为道德的至上性和君主的权威性作了论证。唐代韩愈把“性”和“情”联系起来,进一步发挥了“性三品说

名教出于自然三国魏时以夏侯玄、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的伦理

观点。玄学贵无派思想家为挽救当时名教所面临的危机,以道家崇尚自然无为的道德理论,代替了汉代的神学迷信欺骗,来论证名教的合理性,提出此说。王弼说:“朴,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以善为师,不善为资,移风易俗,复使归于一也。”又说: “五教之母,不皦不昧,不恩不伤。”认为真朴之德是名教百行的本源,自然是名教之母。主张贵名教之精神实质而不要贵名教之繁文缛节,守“自然”这个“母”,存“名教”这个“子”,最终会有“仁义可显,礼敬可彰”的效果。“名教”出于“自然”的思想,是具有对立倾向的儒道两家伦理思想的初步融合,把封建秩序说成是自然的秩序,美化了封建制度及其道德

名教即自然魏晋玄学家向秀和郭象提出的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的道德观点。他们反对玄学放达

派“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力求论证“名教”与“自然”的一致性。郭象说: “夫仁义自是人之情性,但当任之耳。”认为名教就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他还把封建名教给人们规定的等级名分说成是人天生而就的“性”和“命”,不可逃,亦不可加。人们应各安其性,各守本分。只要人们都能任各自天性之“自然”,就能达到“贤愚袭情,而贵贱履位,君臣上下,莫匪而极,而天下无患矣。”任了“自然”,也就是遂了“名教”,尽了名教所规定的义务,亦即尽了自然之性。在郭象那里,任自然的“神人”和名教的“圣人”是合一的。提出“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从而泯灭了“自然”与“名教”的矛盾

越名教而任自然魏晋玄学中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旷达派的政治伦理主张。嵇康反对司马氏集团

提倡的虚伪名教,尖锐地指出儒家经典所宣扬的礼法名教本身束缚人性,违反自然,甚至是社会上一切伪善、欺诈等恶浊现象的根源。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与名教相对抗。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即不为名教所拘束,求得精神上的自由。强调“心不存于矜尚”、“情不系于所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憧憬“大朴未亏”的古代社会。嵇康对名教及社会上存在的丑恶现象的揭露和批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天地之性亦称天命之性、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对称。北宋张载在《正蒙·诚明篇》提出: “形

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认为天地之性是“太虚之气”的本性,它清彻纯一,是无不善的。“天性在人,正犹水性之在冰,凝释虽异,为物一也”他所谓“天地之性”,实际上就是“天理”、“天性”。朱熹继承了张载区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思想,并认为“天地之性”是至高无上的,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天地之性”无不善,但表现于具体的人身上则要受到气质之性的影响,于是产生了善恶的差别。程朱一派的理学们的,正是以这种人性论为依据,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

气质之性张载提出的人性论命题。与天地之性相对。张载把人性区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他说: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正蒙·诚明篇》)意思是说,一个人出生后就有了具体的本性,即“气质之性”,这种气质之性体现了人们的生理特征和需求。人与人之智愚、圣凡不同,是由气质决定的,由于气禀的昏明清浊之异,产生了人的品质的偏差。人们要想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就要进行道德修养,克制自己的欲望, “变化气质”。张载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