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迦中国佛教史讲义
219341102_宋代华严系《圆觉经》注疏特点丛考
经》在宗派发展中的作用。这些注疏尤以净源的
修证仪》的删减和由此发挥而来的 《华严普贤行
的意愿,在继承宗密疏大义的同时,强化 《圆觉
《圆觉经道场略本修证仪》、观复的 《圆觉经钞辨
疑误》、善熹的 《斥谬》、行霆的 《圆觉经类解》、
清远的 《圆觉疏钞随文要解》最具代表性。
一、疏解实践化:净源对 《圆觉经道场修证仪》
⑤
彰逆顺十心,规式颇详而盛行乎江左矣。
此中,不仅强调了忏法在佛教传播中的重要
性,借此为在华严宗内恢复本宗忏仪建立充分的
理由,而且这里特别强调了天台忏法的完善和流
那作为华严 “宋朝四家”⑨ 之一的师会 (
1102—
1166)的两位弟子观复与善熹,则是从判教角度
对 《圆觉经》进行正本清源的考察,以期明确华
严经疏注》《华严经义海百门》《华严还源观科》
为宋代华严的义学发展奠定了基础。① 但正如吉
田刚所指出的那样,义学典籍的推进并不能作为
宗派复兴的标志,真正意义上的复兴是需要具备
圣典的完备、教理的发扬、教学的推广、教仪的
流行、教团的扩大、教徒的认同等多方面条件
经》研究与注疏呈现出较为强烈的推动本宗发展
的。② 如果说净源的前述著作还是侧重在义学领
·佛教研究·
宋代华严系 《 圆觉经 》 注疏特点丛考 *
王
凯
要:宋代汉地华严一系对 《圆觉经》的注疏呈现出三种趋势:一是以净源为代表,对 《圆觉
经》忏仪的研究,强化了 《圆觉经》注疏的实践化方向;二是以善熹、观复为代表,对 《华严经》与
提
《圆觉经》地位问题的研究,引发了宗门对 《圆觉经》的地位及其与 《华严经》关系问题的思考;三
是以行霆、清远等为代表,对 《圆觉经》注疏讲义式的改造,客观上推动了 《圆觉经》在参与佛学教
北京大学哲学系始建于1912年【精品推荐-doc】
北京大学哲学系始建于1912年，1914正式招生，是我国高等学校中最早成立的哲学系。
创建之初为北大文科哲学门，亦称“中国哲学门”，1919年更名为哲学系。
历史上，著名学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熊十力、唐钺、邓以蜇、汤用彤、梁漱溟、金岳霖、冯友兰、宗白华、朱光潜、冯定、陈康、贺麟、沈有鼎、洪谦、张岱年、胡世华等先后在这里执教，培养了数代中国最优秀的哲学家，使这里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的摇篮。
1937年，由于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哲学系随校内迁，在云南昆明与清华、南开的相关科系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
抗战胜利后，1946年北大复校，哲学系也随校北上，恢复为北大哲学系。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部分高校哲学骨干教师汇入哲学系，进一步壮大了哲学系的阵容。
1978年，心理学专业从哲学系分出，独立成为心理学系。
1978年以来，哲学系在改革开放的环境里快速发展，学科门类逐步完备，教师配备渐趋合理，图书资料日益丰富，科研条件极大改善。
1981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美学成为第一批博士学位授权点。
1988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三个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1994年起列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1998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在哲学的全部8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1999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立哲学学科博士后流动站。
2002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美学等四个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由于学科发展的需要，1995年9月宗教学由原来与哲学、逻辑学并列的专业独立成系。
按照一种新的办学模式，宗教学系与哲学系联体运作，以求协力发展。
2000年外国哲学研究所被评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2004年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评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90年来，哲学系共培养了8000余名毕业生，其中有张申府、冯友兰、孙本文、罗常培、顾颉刚、杨晦、潘菽、朱自清、朱谦之、牟宗三、何其芳、胡世华这样的大学者，也有邓中夏这样的革命志士，还有各行各业的大批骨干力量。
佛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
佛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议，有影响的说法达十多种，如沙门赍经来化说，伊存口授《浮屠经》，霍得金人说，刘向见有佛经说，汉明帝时传入说等。
其中大多被否定了，但仍存三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认为佛教早在秦始皇时就已传入。
据《历代三宝记》卷一记载：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
始皇弗从，遂禁利防等。
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
始皇惊怖，稽首谢焉。
”又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五所记：“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化，帝以异其俗，囚之。
夜有丈六金神破户出之。
帝惊，稽首称谢，以厚礼遣出境。
这种说法一向被人们否定，一因这种记载源于《朱士行经录》，朱士行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汉族僧人，但这部书并非他本人所撰，而是伪作；二因西汉张謇未通西域之前，关隘重重，闭塞不通，印度大德无法进入中国传教。
其实，《朱士行经录》虽系伪作，但内容不一定作伪，这点是后人研究时必须区别开来的；而张謇通西域只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陆路），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丝绸就已运至印度等地，可见那时，已有海上丝绸之路了；再则，即使张謇未通西域之前，也有商人为了巨额利润冒险通关，而高僧大德为弘扬佛法舍命闯关，侥幸进入内地当不乏其人。
秦始皇在位时期（公元前246—公元前210），正是印度阿育王（约公元前272－公元前226在位）奉请大德四方出国、光大佛法的年代（公元前250—公元前240）。
对此，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中认为：“秦始皇实与阿育王同时。
阿育王派遣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于各地，其派在亚洲者，北至俄属土耳其斯坦，南至缅甸，仅有确证，且时中印海路交通似已开。
然则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国者，其事非不可能。
”另据锡兰所传律藏典籍《善见律毗婆沙》（僧伽跋陀罗译）及藏传佛教觉囊派学者多罗那他著于1608年的《印度佛教史》所记，阿育王时也有大德前往中国弘法。
第二种说法，佛教在汉哀帝时传入。
上海景点简介导游词
上海景点简介导游词上海港是中国最大的枢纽港之一，共有35个客运站，长途班线1611条，可抵达全国14个省市的660个地方。
上海市已形成了由地面道路、高架道路、越江隧道和大桥以及地铁、高架式轨道交通组成的立体型市内交通网络。
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上海景点简介导游词，方便大家阅读与鉴赏!上海景点简介导游词1静安寺位于上海市南京西路1686号。
向为著名江南古刹。
据碑志，建于三国吴大帝孙权赤乌十年(247)，创始人为康僧会。
寺址原在吴淞江(今苏州河)北岸，初名沪渎重元(玄)寺，唐代一度改名永泰禅院。
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始改名静安寺。
南宋嘉定9年(1216)因寺址逼近江岸，昼夜受江水冲击，寺基有倾圮之危，住持仲依乃将寺迁至芦浦沸井浜一侧，即现今寺址。
静安寺迁至今址后，规模逐渐扩大，至元时，蔚成巨刹。
寺内有8处名胜，即：三国时所立赤乌碑、南北朝时所植陈朝桧、原于神僧智严异行而流传的虾子潭、南宋仲依所建讲经台、沸井浜中突沸的涌泉、诗僧寿宁所筑方丈室绿云洞、行人取道渡吴淞江的古渡口芦子渡、东晋遗存防御海寇的沪渎垒。
寿宁搜集历代诗人题咏，编为《静安八咏集》行世，静安寺由此声名远播。
明洪武二年(1369)，铸洪武大钟，耗铜六千斤，上有洪武二年铸，祝皇太子千秋铭文，至今呜响大殿，声洪震远。
清初以来，寺屡经兴废。
雍正年间，住持孚庵，因寺院田产案胜诉，维护了静安寺的田产，并勒石记其事。
乾隆六年(1741)礼部侍郎麦焕捐款重修大殿。
乾隆四十三年(1778)歙人孙思望倡议集资重修殿宇。
上海道(长白)盛保又修建寺前涌泉亭，并于寺东建报恩院供僧众居住。
寺僧大海，曾将寺内被火焚余的宋代银杏树干，雕成十八尊罗汉及一尊韦驮像于寺内供奉。
咸丰同治之际，静安寺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唯余一座大殿。
住持鹤峰在缙绅李朝观、姚曦、浙江富商胡雪岩等资助下，于光绪六年(1880)重建静安寺，翌年四月初八寺宇落成，按佛教仪轨举行隆重的浴佛节，四众云集，车水马龙，商贾辐，蔚为奇观。
详解中国佛教史上五次法难课件
详解中国佛教史上五次法难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历了五次最严重的浩劫。
不但令佛教文化遭遇空前劫难，更对我国众多文物古迹造成了严重破坏，为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是中华文明的大劫难。
三武一宗灭佛历史上“三武一宗”的教难，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等四位帝王所带来的四次大祸害。
当时，无数的寺院、经书、佛像、法器等被焚毁、破坏，数以千万的僧侣遭到杀戮，或被迫还俗。
这一次次的打击，使得佛教的发展遭到严重的扼杀，甚至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一、北魏太武帝灭佛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起因于武帝听信道士寇谦之及宰相崔浩的谗言所致。
鲜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入主中原后，道武帝、明元帝都信奉佛教，并兴建不少寺院。
太武帝即位之初也信奉佛法，礼敬沙门。
北魏灭北凉后，还带回许多沙门到京师，当时对北魏佛教产生重大影响的沙门玄高、师贤、昙曜等人都是来自凉州。
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
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
他还听信宰相崔浩的谗言劝谏，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
寇谦之早年就热中仙道，修持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随方士入华山、嵩山学道修炼，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
在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常通霄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为之叹美。
后来，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重新改造五斗米道，期使北魏帝王容易接纳。
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谦之献上道书，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书劝谏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
中国佛教史课件08-1
參考書目
《佛教史》任繼愈 主編
《印度佛學源流略講》 《中國佛學源流略講》 呂澂 著 呂澂 著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中國佛教史》（1-3卷） 《中國佛教近代史》 《西藏佛教發展史略》
湯用彤 著
任繼愈 主編
《中國佛教思想史》（1-3卷）
王森 著
郭朋 著
釋東初 編著
《中國佛教》（1—5冊）
《佛教經籍選編》 王宗昱等編著
中國佛教協會 編
任繼愈 主編
《中國宗教名著導讀（佛道教卷）》 《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1—3卷）
石峻 樓宇烈等編
《佛教常識答問》 《法苑談叢》 趙朴初著
周叔迦著
工具書
《佛光大辭典》
《佛教大辭典》 《佛學大辭典》
《實用佛學辭典》
《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阿毗達磨俱舍論》
一、佛陀生平（B.C.566-486）
年曆與出生——出家與成道 傳教與組織——晚年生活與涅槃
天上天下，唯我為尊； 三界皆苦，吾當安之。
——《修行本起經》 佛誕問題：農曆四月初八
四門出游 ——沙門思潮 ——苦行林
我今若不證，無上大菩提， 寧可碎是身，終不起此坐。
——《方廣大莊嚴經》
《宗教辭典》
《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
相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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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等比丘，勿懷悲惱，若我住世，一切會亦當 滅，會而不離，終不可得。自利利人，法皆具足， 若我久住，更無所益。……是故當知，世皆無常， 會必有離，勿懷憂惱，世相如是，當勤精進，早求 解脫，以智慧明，滅諸癡闇。世實危脆無牢強者， 我今得滅，如除惡病，此是應捨罪惡之物，假名為 身，沒在老病生死大海，何有智者得除滅之，如殺 怨賊而不歡喜？ 汝等比丘，常當一心勤求出道，一切世間動不 動法，皆是敗壞不安之相，汝等且止，勿得復語。 時將欲過，我欲滅度，是我最後之所教誨。
安徽池州东至周氏家风：六世书香百年家风
2017.02.（下）24主持人：单 洁主题阅读六世书香：人才荟萃集于一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城东郊有个叫周村的小村庄，从这里走出了一个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家族，周氏家族。
周馥（1837~1921）因一笔好字被李鸿章赏识，为李器重，协助李办理洋务达30余年，参与筹建北洋海军，协助设立天津机器局、天津电报局、天津武备学堂等事宜。
自1881年始，他先后任津海关道、直隶按察使、四川布政使、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等职。
于朝廷危难时，治水、兴实业、理外交，政绩突出。
周馥育有六子，四子周学熙（1866~1947）尤为出色。
周学熙是近代著名实业家，他开了华北实业之先河，创办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煤矿，促进了华北近代工业的发展，与当时南方著名的实业家张謇齐名，并称“南张北周”。
第三代传人中，周叔弢（1891~1984）是著名民族实业家，曾担任天津市副市长，1983年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此外，还有著名佛教史研究专家周叔迦；著名数学家、中国集邮大王周达；著名文物收藏家周季木；著名民族实业家周志俊等。
周家第四代良字辈、第五代启字辈依然人才辈出，学者居多。
比如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一良，著名数学家周炜良，著名红学家周绍良，著名生物学家周以良，著名建筑家、曾任北京亚运会工程总建筑师周治良，空间及地理信息系统专家周启鸣等，传承至今，长盛不衰。
百年家风：见证传承的力量周氏家规家训包括《周氏家庭家规十八条》《周氏家族周馥家训六条》和《负暄闲语》三部分。
《负暄闲语》是周馥晚年为教育子孙后代而撰写的家训，从读书、体道、崇儒、处事、待人、治家、葆生、延师、婚娶、卜葬、祖训、鬼神等十二个方面出发，要求后世子孙随时参悟以助学力。
勤学习□家规第三条：“子孙七八岁须入塾读书，朝夕不离书房，勿与邪避之人相近。
”周馥认为，第一等好事是读书。
他在《负暄闲语》读书篇中告诫子孙，要“眼觑千古之上，心契造化之微”，教育后人读书、做人、做事都要树立大格局。
佛教发展史及基本知识(简单说一说中华佛教的历史)
佛教发展史及基本知识（简单说一说中华佛教的历史）佛教发展史及基本知识传说西周穆王时，有一天西方光芒万丈，大地震动，吓坏了周穆王，慌忙叫大臣，问是何事？卜官占卦，说:西方有圣人诞生穆王问:与我国何关？答:五百年后，将会传入我国据说是佛陀诞生公元64年，汉朝明帝刘庄做了个梦，梦见有只金人在屋樑上飞来飞去第二天上朝，跟大臣们提及此事，太史令便占了一卦，说:西方，当时是指印度，有佛，要到我们中国来汉明帝问:此事对我国是善是恶太史令说，从卦象看，是善于是，汉明帝便派人到印度请了两个僧人，在白马寺供养起来，佛教僧人第一次到达中国地区，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佛教发展史及基本知识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传说西周穆王时，有一天西方光芒万丈，大地震动，吓坏了周穆王，慌忙叫大臣，问是何事？卜官占卦，说:西方有圣人诞生。
穆王问:与我国何关？答:五百年后，将会传入我国。
据说是佛陀诞生。
公元64年，汉朝明帝刘庄做了个梦，梦见有只金人在屋樑上飞来飞去。
第二天上朝，跟大臣们提及此事，太史令便占了一卦，说:西方，当时是指印度，有佛，要到我们中国来。
汉明帝问:此事对我国是善是恶。
太史令说，从卦象看，是善。
于是，汉明帝便派人到印度请了两个僧人，在白马寺供养起来，佛教僧人第一次到达中国地区。
应该说，佛教第一次到达中国是被请进来的，后来有些王公贵族学着样子，开始供养僧人，自家建寺庙或平房，请几个印度僧人来念念经，拜拜佛，学习佛法。
据说可以保佑平安富贵，消灾减难。
僧人在印度是乞讨生活的，中国当时肯定没有人懂佛，但王公贵族请来的客人，怎能去讨饭过日子，所以中国僧人刚开始是不用乞讨的。
虽然不懂佛，但是他们尊敬、敬重僧人、佛教。
专门造了两个字:佛，不能念拂Fu，只能念Fo，僧，专指佛教出家人。
佛教也不是一下子就全中国流行开来的。
据说中国佛教第一次大兴是由龟兹国的得道高僧佛图澄推动的。
佛图澄于公元310年西晋时來到中国传法，西晋很快灭亡，中国陷入了四分五裂，战乱连连。
熊十力与内学院的《新唯识论》之争评议
熊十力与内学院的《新唯识论》之争评议黄 敏【摘要】《新唯识论》问世后即饱受争议，熊十力与内学院诸君曾为此多番辩难。
通过回顾双方几次正面交锋的情况，可知熊十力对唯识学的一些关键性概念的理解是有意误读，而刘定权对熊十力的批评多为意气之辩，吕贗则意在借批评《新唯识论》抨击整个如来藏佛教宗派，只有王恩洋对《新唯识论》的回应是立足《新唯识论》义理本身而发。
实际上，《新唯识论》之争在佛教内部是唯识学与如来藏学之争的延续，而内学院诸君与熊十力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双方儒佛立场的不同。
【关键词】《新唯识论》；唯识学；如来藏；儒佛会通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７）０４－０１４０－０８作者简介：黄 敏，广东柳州人，哲学博士，（武汉４３００７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唯识论》儒佛会通思想研究”（１４ＦＺＸ０３５）近代如来藏学无疑是在受到广泛批判的情况下蜕变发展的。
在如来藏学与唯识学的理论交涉中，两桩公案引人注目：一是围绕《大乘起信论》真伪问题的争论，一是由熊十力造《新唯识论》所引发的争论。
前者关乎中国化佛教的理论合法性、中国佛教如来藏系宗派的正统性与否；后者关乎护法－玄奘系唯识正宗与否，玄奘系唯识学理论的正确与否。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两桩公案有着逻辑上的交错关系，若以中国化佛教的台、贤、禅所尊奉的《大乘起信论》为伪，则中国化佛教的正统地位即遭质疑，也就意味着玄奘所传唯识学方为正宗，反之亦然。
而《新唯识论》恰好在此时问世，借唯识躯壳行本觉真心之实，虽无意却必然引起内学院诸人不满，《新唯识论》之争也自然被卷入到《大乘起信论》之争的纠葛中。
不仅如此，《新唯识论》大谈会通儒佛，又把看似属于近代佛学内部的争论演变成儒佛之争，为近代儒佛交涉关系添上不同寻常的一笔。
一、《破〈新唯识论〉》与《破〈破新唯识论〉》辩难熊十力与内学院的第一次辩难始于１９３２年《新唯识论》文言文本造出，内学院刘定权率先作《破〈新唯识论〉》，并刊登在当年１２月《内学》第六辑，欧阳竟无亲自作序，谓熊十力灭弃圣言量，乃愈聪明愈逞才智，愈弃道远，明确表示对《新唯识论》的反对。
天台宗入门讲义-06
296
︱ 丁 了 解 不 足 、 發 揮 優 點 ︱ 丁 比 較 各 宗 、 融 攝 他 宗 乙 天 台 宗 之特 色 ︱ ︱ 丙 最 早 成 立 之 中 國 化 宗 派 ， 亦 是 現 存 最 早 之 中國佛教宗派 ︱ 丙 教 理 體 系 嚴 整 ︱ 丙 實 踐 體 系 清 楚 ︱ 丙 解 行 並 進 、 教 觀 雙 美 ︱ 丙 具 足 完 整 性 ︱ 丙 次 第 性 ︱ 丙 基 礎 性 ︱ 丙 發 展 性 ︱ 丙 包 容 性 ︱ 丙 教 學 體 系 善 巧 而 實 際 與 修 道 相 合 乙 學 習 天 台 宗 之 目 的 與 效益︱︱ 丙 目的︱ ︱ ︱ 丁 欲 了 解 諸 佛 出 世 之 深 意 與 設教方便
302
︱ 庚 康僧鎧︱ ︱ ︱辛 來 華 年 代 ︱辛 譯 出 經 典 ︱ 庚 支謙︱ ︱ ︱ 辛 生 平 ︱辛 翻 譯 ︱ 庚 康僧會︱ ︱ ︱ 辛 生 平 ︱辛 翻 譯 與 著 作 ︱ 庚 朱士行︱ ︱ ︱ 辛 生 平 ︱辛 功 績 ︱ 己 此 期 佛 教 之 特 色
304
︱ 辛 二 重 要 翻 譯 ︱ ︱ 壬 ︽ 放 光 般 若 ︾ ︱ 壬 ︽ 異 維 摩 詰 經 ︾ ︱ 壬 ︽ 首 楞 嚴 經 ︾ 戊 東 晉 之 佛 教 ︱ ︱ 己 政 治 大 局 與 社 會 趨勢之鳥瞰︱ ︱ ︱ 庚 偏 安 江 南 一 隅 ︱ 庚 存 續 華 夏 文 化 ︱ 庚 民 族 文 化 融 合 ︱ 己 此 期 佛 教 之 重 要 發 展
294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 庚 判 攝 ︱ 庚 典 籍 ︱ 庚 教 法 己 俱 舍 宗︱︱ 庚 名 義 ︱ ︱ 辛 歷 史 背 景 ︱ 辛 釋名 ︱ 庚 弘 傳 ︱ 庚 判 攝 ︱ 庚 典 籍 ︱ 庚 教 法 大 綱 己 三 論 宗 ︱ ︱ 庚 名 義 ︱ ︱ 辛 造 論 ︱ 辛 釋名 ︱ 庚 弘 傳 ︱ 庚 判 攝 ︱ 庚 典 籍 ︱ 庚 教 法 丙 宗 派 佛 教 產 生 之 原 因 ︱ ︱ 丁 個 人 因 素
《韩镜清佛典翻译手稿》序
2010年- 72 -《韩镜清佛典翻译手稿》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韩廷杰韩镜清先生，1912年出生于山西省沁县一个原籍北京的官僚家庭，在北京四中读书时皈依常惺法师为佛教居士，法名慧清。
上大学后，以此为号。
从此开始学佛生涯，曾跟随北京大学汤用彤先生赴南京，听欧阳竟无居士讲《晚年心得》。
当时因父母年迈，没能随校去西南联大，于是开始标点《成唯识论》的有关典籍。
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此间曾跟随韩清净居士学因明和《分别缘起初胜法门经》等。
当时佛学界有“南欧北韩”之说，韩镜清先生对这二大家的佛学体系都曾学习过，为其佛学功底夯实基础。
1936年在北大哲学系读完本科后，继续深造，师从汤用彤教授读研究生，又在北京大学史学研究所研究佛教史。
还跟随周叔迦先生学习大乘佛教，在周先生的鼓励下，开始学藏文，对读汉藏佛典，并将某些藏文佛典译成汉文。
读完研究生课程后，曾任教于私立中国大学哲学教育系、中国佛教学院、天津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等，又在华北居士林及菩提学会从事佛学研究和编辑工作。
1949年起，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研究藏语。
1952年调到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教研组。
1950—1953年和1956—1957年参加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工作队语言组和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两次入藏进行语言调查和编写藏语讲义。
1965年调到北京大学新组建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该所后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我与韩先生结缘就是这个时候，我于此时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宗教所研究佛教，与韩镜清同时入所。
我们到宗教所后的第一件工作，是赴北京市朝阳区参加四清工作队，所领导告诉我，刚来所的韩镜清副教授和我们同往，要注意照顾。
但我和韩教授被分配到不同的大队，很少见面，更谈不上照顾。
“四清”还没结束，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和韩教授同赴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直至他1977年退休。
唯识宗略说---壹、唯识宗的传承与发展
唯识宗略说---壹、唯识宗的传承与发展唯识宗略说壹、唯识宗的传承与发展唯识宗，也就是法相宗。
本宗依据《解深密经·法相品》⽽⽴，认为⼀切诸法的体性、相状，都是唯识所变，就其所变的"法相"来命名，所以称法相宗。
其它尚有诸多别名，如： 1.唯识宗：唯，有⼆义：⼀、别于他法(遣⼼外有境)；⼆、决定有此法(表有内在之⼼)。
识，有了别的意思(对种种境界⽣起了别作⽤)。
世间万事万物，皆"唯识"所造，若⽆⼼识的了别作⽤，则⽆万法的存在。
因其阐释"⼀切唯⼼所造，万法唯识所变"的道理，故名唯识宗。
2.中道宗：⼩乘偏"有"，般若偏"空"，此宗说"外境⾮有，内识⾮⽆"，离有、⽆偏执，正显处"中"真理，故名中道宗。
3.应理圆实宗：⼀切法门皆应理，⽽能圆实故。
4.普为乘教宗：本宗所说教义，不论利、钝根机，普遍皆蒙其利，故名普为乘教宗。
5.慈恩宗：唐朝⽞奘⼤师游历印度，于戒贤论师处，传承唯识学法统。
归国后，住持长安慈恩寺，于此传法给才智超群的窥基。
因窥基⼤弘法相唯识学于慈恩寺，世称慈恩⼤师，故此宗⼜名慈恩宗。
6.瑜伽宗：此名乃沿袭印度旧称。
依弥勒的《瑜伽师地论》和《分别瑜伽论》⽴名。
瑜伽，是相应的意思，谓本宗所明教义，能与真理相应，故名瑜伽宗。
7.⼤乘有宗：唯识学说建⽴种种"法相"，以解释宇宙⼈⽣的真理，⼒矫空宗末流(顽空、断灭空)的偏执，故名⼤乘有宗。
⼀、唯识学在印度的开展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上，有两⼤重要学派：⼀、为建⽴空观思想的龙树⼀系，以"本体论"为中⼼，即所谓的中观学派；⼆、为建⽴有宗思想的世亲⼀系，以"现象论"为中⼼，即瑜伽学派。
印度佛教在公元第⼀、⼆世纪间，⼤乘思想兴起，⼤乘经典相继出现。
约于佛陀⼊灭后七百年间(公元第⼆、三世纪)，南印度龙树论师出世，阐扬⼤乘佛法，依《般若经》造论，计有《中观论》、《⼗⼆门论》、《⼤智度论》等诸论着，因⽽有"千部论主"的美称。
几代佛教学者的心愿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5月/24日/第007版社科院30年几代佛教学者的心愿参加《中华大藏经》编辑工作的一段经历宗教所李富华今年是中国社科院成立30周年。
全院上下一片欢快和忙碌的景象，都在以优秀的学术成果和工作佳绩来迎接这一日子的到来。
30年来，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不仅科研队伍扩大了几倍，新建了科研大楼，更为重要的是推出一大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学术带头人成长起来，科研体制和管理逐步完善。
作为一名在社科院工作了40多年的“老学部”，我亲身经历了这所有的一切，也曾用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为社科院这座学术大厦的建设作过一些工作。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我参加编辑的《中华大藏经》。
25年前的1982年5月，也就是社科院建院刚刚5周年的时候，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上，根据时任宗教所所长任继愈先生的建议，把编辑《中华大藏经》确立为古籍整理的国家重点项目。
之后不久，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把这一任务委托任继愈组织实施。
也就是在随后的7～8月间，我受任先生委派，在他直接领导下参加编辑《中华大藏经》的筹备工作。
最初进入这个班子的还有已故南亚所的童玮先生。
童先生自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关注佛教大藏经的研究，至1982年初，已完成《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的初稿，他是我们这支编辑队伍中真正的专家。
我的任务之一就是与童先生联络，为编制目录和制定编辑体例作前期准备。
我的另一项任务是与北京图书馆、民族文化宫图书馆、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及北京市佛教协会等相关单位进行广泛接触，解决编辑《中华大藏经》过程中必需的资料收集和翻拍复制等具体问题。
应该说，在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氛围下，筹备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所到之处都无条件给予协助。
在那段时间里，我和童先生几乎每周都要与任先生碰头，汇报进展情况，研究编辑计划；任先生带我们多次与李一氓同志及中华书局领导会面，商议有关问题。
《佛教》 讲义
《佛教》讲义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它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更是一种哲学思想和生活方式，对无数人的心灵和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 6 世纪至前 5 世纪的古印度，由释迦牟尼创立。
释迦牟尼原名乔达摩·悉达多，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太子。
他在看到世间的生老病死等种种苦难后，决心寻求解脱之道。
经过多年的修行和思考，终于在菩提树下顿悟成佛，开始传播他所领悟的真理。
佛教的核心教义主要包括“四谛”“十二因缘”和“涅槃”。
“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
苦谛指出人生充满了各种痛苦，如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等；集谛分析了痛苦产生的原因，认为是由于人们的贪嗔痴等欲望和业力所致；灭谛阐述了消除痛苦、达到涅槃的境界；道谛则指明了达到涅槃的修行方法和途径。
“十二因缘”是对人生流转过程的详细解释，包括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十二个环节，它们相互依存、互为因果，形成了一个不断轮回的链条。
通过斩断这个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就能够摆脱轮回，实现解脱。
涅槃是佛教修行的最终目标，意味着超越生死轮回，达到一种寂静、清凉、无烦恼的境界。
涅槃并非是生命的终结，而是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境界。
佛教的经典众多，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大藏经》。
它包括经、律、论三藏，涵盖了佛教的教义、戒律、修行方法等各个方面。
不同的佛教流派对于经典的解读和侧重点可能会有所不同，但都以这些经典为根本依据。
佛教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众多的流派和分支。
在亚洲地区，主要有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两大流派。
大乘佛教强调普度众生，修行者不仅要追求自身的解脱，还要帮助他人解脱；小乘佛教则更注重个人的修行和解脱。
在中国，佛教又发展出了禅宗、净土宗、华严宗、法相宗等多个宗派，每个宗派都有其独特的教义和修行方法。
佛教对人们的生活和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个人层面，佛教教导人们要慈悲为怀、善良正直、宽容平和，通过修行来净化心灵、消除烦恼、培养智慧和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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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叔迦:中国佛教史（1）序言佛教自从西汉之末、东汉之初，随着商旅的往还，信使的来去而传人了中国。
三四百年以后，有了相当的发展。
关于这一期间佛教人物的史实，人们要求有汇集的记载以免散失遗忘，于是有僧传之作。
这种以僧传作为佛教史的唯一体例，由南北朝经过隋唐以至北宋无不如此。
一直到南宋才有编年体的佛教史，如宋祖琇的《隆兴编年通论》、宗鉴的《释门正统》、志磐的《佛祖统记》，又有元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明觉岸《释氏稽古略》等。
但是这些古代的佛教史传，无论其体制如何，都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
对于历代统治者，凡是尊敬佛教的都一律加以赞扬，凡是摧毁或排斥佛教的一律加以诋毁。
对于佛教，无论在学说方面，或是在教务方面，都是奉为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也决不许可置疑的。
近数十年来，虽然对于佛教史作了一些整理考订的工作，但都限于考证其某一史实的虚实而已，也还未涉到史实的实质问题，更未从阶级观点、政治观点来分析中国二千年来的佛教史实。
这本简史想使人们能分清什么是思想问题，什么是政治问题。
思想问题，也就是信仰问题，是在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得到保护的。
政治问题，就是封建制度、封建意识的问题，就必须与之割断关系。
因此也就有必要就佛教在中国流传近两千年的史实中分清那是思想问题，那是政治问题。
关于思想问题可以完全依据佛教各学派的创立、发展和消亡来叙述，关于政治问题必须说明封建统治者如何利用佛教和佛教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所起的不同影响。
著者虽有此愿望，并根据这一目的和要求出发编写，但是限于自己学识的缺乏，错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予以指正。
第一章斋忏祭祀时期第一节汉代的佛教(公元前206口220)佛教的传人佛教是印度的宗教，其传人中国是随着中国与西域交通的发展，由无而有，由微而盛，逐渐传进来的。
最初传人的具体时间和年代，现在很难考定。
有说秦始皇时有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携带佛经来到咸阳，秦始皇捕系而逐放了他们(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唐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文》)。
有说汉武帝时霍去病攻西域，获其金人，帝祭之于甘泉宫。
以为金人就是佛像(．《汉书·霍去病传》注、《魏书·释老志}、《汉武故事》)。
有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国使伊存口授浮图经(《魏书·释老志》、《三国志·西戎传》注)。
此外尚有种种附会的传说，难以详述。
总之，在西汉末年，已经有人开始研究佛教经典，而到东汉之初，佛教在中国少数地区，已经流行于民间，有时也波及贵族以至宫廷了。
其传人的途径，一般认为最初由陆路，从西域而至关中的，似乎也可以由海路，经交广而达荆楚。
’楚王英奉佛和明帝求法楚王刘英和明帝刘庄是异母兄弟，都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
《后汉书·楚王英传》中说：初楚王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
永平七年(64)诏令天下死罪皆人缣赎。
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
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罪愆。
”国相以闻。
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因以班示国中。
文中所说“浮屠”，“浮图”是“佛陀”的古译，“伊蒲塞”是“优婆塞”的古译，是在家佛教徒的称号，“桑门”是“沙门”的古译，是出家佛教徒的通称。
可见当时佛教已取得贵族的信奉，而楚王门下是有不少在家和出家佛教徒的。
与此同时，有汉明帝求法的故事。
史称永平七年(64)甲子，明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
明日遍问群臣：此是何神?太史傅毅答说：听说天竺有得道的，名叫作“佛”，能飞行虚空，身有日光。
陛下所梦或者就是佛。
于是明帝派遣了武官(羽林中郎将)率同学者们(博士弟子)十余人，前往西域寻求佛法。
在月支国(今阿富汗及葱岭东西区域)遇到天竺沙门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二人，带了经像同回中国。
永平十年(67)回到洛阳。
迦叶摩腾译出《四十二章经》一卷，是《阿含经》的选译本。
这是观存佛经中最古的翻译。
竺法兰译出经四部十五卷，是大乘经典和佛传，现在都失传了。
经典译成之后，明帝将译本秘藏在兰台石室，未广流传。
二人初到洛阳时，被招待在鸿胪寺。
鸿胪是掌管诸侯和外国朝觐的，寺是古代官署的名称。
后来明帝特为他们建立了专用的住所，因此也用了寺的名称，叫作“白马寺”。
所以后代僧尼所住通称为寺。
现在洛阳市的白马寺便是这个遗迹，经历代屡次重修以至于今的。
汉明求法的故事，见于《四十二章经序》、汉牟子《理惑论》、晋《老子化胡经》、晋袁宏《后汉记》、宋范哗《后汉书》、齐王琰《冥祥记》、梁僧祐《出三藏记集》、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唐靖迈《古今译经图记》等书。
传称使臣所带回来的佛像是佛在世时最初创雕佛像的拘啖弥国优填王旃檀师的第四作品。
明帝当时在白马寺壁上，宫内清凉台上，洛阳的开阳门上，及为自己预建的寿陵上都画了许多佛像。
又有说：竺法兰由于月支的弟子们挽留而在以后来的。
法兰是他的名字，竺是他的姓(汉晋时对外国人称呼的惯例，是以国为姓。
天竺人姓竺，月支国人姓支，安息国人姓安，康居国人姓康，于阗国人姓于，唯有龟兹国人姓帛。
魏晋时习惯是出家弟子拾了俗姓而从师姓，所以汉僧也有姓竺、姓支等的。
)关于汉明求法的问题，在晚近学术界中有些争论。
有人认为这段故事是出于假托，原因是：(1)各书所记出使人的官职、姓名、人数、年代各各不同；(2)汉明帝求法以后八十年中毫无有关佛教的史实记载，到汉桓帝时才出现了佛教的史实；(3)因梦而求法，迹近于迷信。
但是从用官署的名称“寺”作为僧伽蓝的通号来看，肯定这是由于受到政府的延聘和招待的原故。
这除了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二人外，再没有其他僧侣是受到政府招待的。
如若将汉明求法与楚王英奉佛二事联系起来看，便可了解故事的原委。
汉明帝夜梦金人，正是日有所思而夜有所梦。
可见当时由于楚王交结豪侠，崇奉佛教，得到群众的拥护，声势浩大，有凌逼帝位之势，引起明帝的深刻忧虑，以致夜梦金人，也就不得不遣使求法，藉此以与楚王争取群众。
毕竟这种办法缓不济急。
所以在永平十三年(70)便以谋反的罪名贬迁了楚王，结果楚王自杀。
同时还兴起大狱，楚王门下宾客和亲戚被杀和判刑的千余人，系狱的有三千余人，楚王门下的桑门、伊蒲塞当也在其中。
明帝的政敌既除，求法之举便无必要，因此译出的经典也就缄之兰台石室而不向社会流传，并且有鉴于楚王的利用佛教，因而禁止汉人出家奉佛(《高僧传·佛图澄传》王度奏语)。
佛教受此打击，所以此后八十年中寂然无闻。
由于对汉明帝求法之事有所怀疑，因而对现存的迦叶摩腾所译《四十二章经》的真伪也成为争论的问题。
有人以为这经文词华茂，不类汉代所译诸经的古拙，疑是晋人伪造，或后代所译。
有人以为唐道宣《大唐内典录》中有孙吴支谦译《四十二章经》一卷，是迦叶摩腾译本的重译，于是认为现存本是吴支谦译本。
考印度经典是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称为贝叶经，极易碎破，不耐翻检。
所以师资授受都是口耳相传，全凭背诵记忆。
这《四十二章经》是迦叶摩腾就所记忆的《阿含经》背诵出四十二章。
译者笔受其意，写成此经以供汉明帝阅览的，未必是依文直译。
此经既是迦叶摩腾以意诵出《阿含经》的节要，西域未必有此选本，支谦何从而得梵本重译。
《内典录》以前各经目中未载此条，想是出于误会。
梁陶宏景《真诰》中全部抄入此经而改佛为天尊，可见六朝时此经尚未广泛流通，以致陶宏景可以抄袭而不防人之辨识。
汉代佛教的传布汉代佛教在中国流布的区域还不普遍，其重心大略有三处：一是洛阳，因为洛阳是东汉的首都，必然是西域人会萃之所；二是江淮之间，奉佛的楚王英封国在此处，后来译师严佛调也是临淮人，汉末笮融在广陵大兴佛事；三是交趾，这是中国与印度水路交通的枢纽，汉末牟融在此撰《理惑论》叙述佛教，支疆梁接在此译出佛经，康僧会在此出家的。
汉代中叶虽是禁止汉人出家为桑门，而桑门独身清苦的生活是受到社会尊重的，所以汉和帝永元中张衡作《西京赋》，其中是以桑门与柳下惠并称的。
当时佛经尚未广事翻译，对于佛教哲理尚未深悉，所了解的仅有两点：一是三世因果之说，“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作善恶皆有报应”(袁宏《后汉纪》)；二是“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后汉书·襄楷传》)，“使人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袁宏《后汉纪》)。
如汉代译师的传记以安世高的传为最详，但所叙全是三世因果的故事。
他自称前生曾经与一位长者子同出家。
那位长者子对施主不能尽量布施时，常怀忿怨。
安世高屡劝不改，如此者二十余年。
安世高最后向他说：我要到中国的广州去偿还宿债。
你如此好恚怒，死后必受恶形。
我若得道，必当度你。
安世高既到广州，被一少年贼杀死。
安世高在临死时对贼说：这是我前世欠你的债，所以特从远道来偿还的。
死后便在安息王宫，为安息王太子。
出家后于桓帝建和元年(147)来到洛阳。
灵帝末南渡到庐山。
时有?亭庙神甚灵验。
安世高到时，神便对之叙述前生，性好恚怒，今受恶形，深加忏悔。
安世高为之用梵语赞诵一番。
不久山后发现一死蟒，而庙也从此无灵验了。
安世高又到了广州，找到杀他前身的贼，欢叙因缘。
他又说：自己还有一债待了。
因到会稽，正值街上有二人相殴，误中世高而被打死了。
这样现身说法以证明三世因果，“于是远近莫不悲叹，深信三世之有征”。
中国原有的学说只谈两生因果，儒家说：人是父母所生，死而为鬼，聪明正直者可以为神。
道家也说：人是父母所生，但可以长生不死，或者羽化而登仙。
现在佛教传来，说三世因果，人生是过去无始，未来无终，生死循环，无有穷尽，而吉凶祸福全是自己所作善恶所感。
所贵的是心怀仁慈，不念贪欲，修善行道以求解脱生死。
这就使在患难之中的群众可以得到精神上的安慰，而乐于信奉，又使有权势的豪贵有所戒惧，不敢妄肆淫威。
所以袁宏《后汉纪》中说：“王公大人观生死报应之际，莫不瞿然而自失。
”因此统治者信受佛教后，行为较为“仁慈”，以取得群众的归附。
如楚王英“尚浮图之仁祠”，便可以大量交通方士，招聚“奸猾”，以至被告为有逆谋。
汉末献帝时，笮融在初时聚众只数百人，往依陶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运粮。
笮融却不将运粮交给陶谦用来打内战，而“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作黄金涂像”，每浴佛辄多设饭食。
于是后来从之者有万余人。
由于对佛教哲学思想不甚深悉而仅知其贵尚无为，所以当时是佛老并称。
楚王英是“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恒帝在宫内“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祀浮图老子”。
汉末牟融作《理惑论》，仿老子《道经》三十七篇以叙佛理，并且说：“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
”襄楷上汉桓帝疏中且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
”这当然是汉人所附会，以为信奉外来的宗教解嘲。
据《后汉书·西域传》所说，佛教在汉代的传布，是由“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稍有奉其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