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15_N示踪技术在湿地氮素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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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4-08-10;修订日期:2004-12-15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KZCX3-S W -33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0211003)资助。
作者简介:孙志高(1979-),男,山东烟台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生态与生物地球化学研究。
E -mail:zhigaosun@yahoo .com.
cn
15
N 示踪技术在湿地氮素生物地球
化学过程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孙志高
1,2
,刘景双1,于君宝1,王金达
1
(1.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吉林长春13001;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0039)
摘要:稳定性同位素技术是现代生态学研究中的一门应用技术,它几乎在生态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其中15N 技术由于具有示踪和区分氮素物质的源与去向等优越性而在生态系统氮循环研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文章主要从湿地氮素的输入过程、转化过程以及归趋过程三方面综述了该技术在当前国内外湿地氮素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中的应用进展,特别指出当前基于该技术的湿地氮素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尚缺乏一定的系统性、深入性和广泛性。
最后,文章就该技术在湿地氮素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中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研究。
关 键 词: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同位素分馏;15N 示踪技术;湿地
中图分类号:X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05)06-0762-07
湿地氮素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是指氮素在湿地环境中进行的各种迁移转化和能量交换过程。
它以生物过程、化学过程和物理过程为主线,主要研究湿地系统内(湿地中各种沉积物以及湿地内生物新陈代谢所进行的氮素物质交换和转化过程)和系统外(湿地与毗邻生态系统之间进行的氮素
物质交换过程)两种过程[1]。
U rey 关于同位素物质热力学性质的深入研究和N ier 研制的比值质谱计为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奠定了基础
[2]。
McKin 2
ney [3]
等对N ier 型质谱计的改进最终使稳定性同
位素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
之后,稳定性同位素方法在经历了示踪分子的相对反应速度、同位素的演化途径、同位素分馏的机理等基本原理的研究后转向了研究生物地球化学领域的具体问题
[4]。
同位素15
N 技术是现代生态学研究中的一
门应用技术,它因具有示踪和区分氮素物质的源与去向等优越性而在生态系统氮循环研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5]。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性
氮污染的加剧以及人类对全球变化的日益关注,全球氮素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开始提上日程。
当前,湿地氮素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也是WCRP 和I G BP 等国际研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湿地研
究的热点化又为其研究提供了契机。
本文综述了
国内外基于该技术的湿地氮素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进展,并展望了其在湿地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1 基于15
N 技术的湿地氮素生物地球
化学过程研究进展
湿地氮素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大致可人为划分为三个子过程,即氮素的输入过程(包括生物固氮、大气沉降、人为氮输入和径流输入等)、氮素的
转化过程(包括氮素的矿化作用、硝化作用、NH 4+
的同化作用、植物吸收和氮素在食物网中的转化等)和氮素的归趋过程(包括土壤固定、反硝化作用导致的气态损失、NH 3挥发、径流输出、侵蚀和植物收获等)。
实际上这三个子过程是有机结合在一起交叉进行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耦合关系。
1.1 湿地氮素的输入过程研究1.1.1 生物固氮研究湿地生物固氮是大气中的分子态氮在湿地微生物体内由固氮酶催化还原为氨的过程,即
N 2+8e +8H +
+16M g A TP →2NH 3+
H 2+16M g ATP +16Pi
[6]
根据固氮微生物同湿地植物的关系和固氮的生境
可将生物固氮作用分为共生固氮、内生固氮、联合
第25卷第6期2005年12月 地 理 科 学SC I E NTI A GE OGRAPH I C A SI N I C A
Vol.25 No.6
Dec .,2005
固氮和自身固氮四个类型。
自20世纪50年代以
来,稳定性同位素(13N 、15
N )示踪技术已成功应用到生物固氮的研究中[7]。
当前,15
N 技术在湿地生物固氮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固氮机理、自养固氮对氮素输入的贡献以及共生固氮过程中寄主与宿
主间的营养分配等问题的探讨上[5,8~10]。
关于非
共生固氮的研究Gibs on 等[11]
已做过详细介绍,本文在此不予讨论,而主要探讨湿地共生固氮研究。
湿地共生固氮的测定方法主要有15
N 2还原法、乙炔还原法、15
N 天然丰度法和15
N 同位素稀释法等,而
以后两种方法的应用较多。
15
N 同位素稀释法的基本原理是将一定丰度的标记体投放到既有固氮植物也有参照植物生长的湿地微区内,因固氮植物要从空气中固定一定比例的N 2,故微区内生长的固氮植物与非固氮植物的15
N 就有了一定的差异,据此来计算生物固氮对湿地固氮植物氮素营养的贡
献百分比(Ndfa )[12]
,即
N dfa =1-湿地固氮植物的15
N 原子百分超
参照植物的15
N 原子百分超
×100 植物的15
N 原子百分超=植物的15
N 原子百分数-0.3663%
与15N 同位素稀释法相比,15
N 天然丰度法不需要投放标记体而是通过生长在同一地点的固氮
植物和非固氮植物δ15
N 值的差异(非固氮植物的δ15N 值要比固氮植物的大)来估算固氮植物的生
物固氮量。
植物的δ15
N 和%Ndfa 可据下式计算
[13]
,即:
δ15
N =
(15N /14N )植物样品-(15N /14N )标准
(15N /14N )标准
(以大气中的氮气为标准)
N dfa =δ15N -δ15N fixed
δ15N ref -δ15
N hrdro
×100式中,δ15N ref 为参照植物的δ15N;δ15
N fixed 为湿地固氮植物的δ15
N;δ15
N hydro 为无氮基质中水培生长的湿地固氮植物的δ15
N 。
结合生物量数据还可估算
出总固氮量(T N fixed ),即:T N fixed =Ndfa ×湿地植物生物量×豆科植物
所占百分比×豆科植物T N 含量
Yoneya mad 等[14]利用15
N 天然丰度法分别对
巴西和泰国的热带湿地植物特别是豆科树种δ15
N 值及其固氮量进行了研究。
结果发现,在泰国,非
固氮树种的δ15
N 值4.9±2.0‰,而木田菁(Sesba 2
niagrandiflora )、苏铁属植物(Cycus spp .)和木麻黄
属植物(Casua rina spp .)的δ15
N 值则较低,接近大
气N 2的δ15
N 值(0‰),表明这些植物本身的氮大部分来源于固氮的贡献。
而在巴西,非固氮树种的δ15N 值为4.8±1.9‰,含羞草属植物(M i m osa )和
野葛(Pueraria lobata )的δ15
N 值则更低(-1.4±0.5‰),但大黍(Panicum m axi m um )和豆科树种(除银合欢属L eucaena 的L.leucocepha la 种外)的δ15N 值与非固氮树种相近,表明这些植物固氮作
用的贡献可忽略不计。
Kohls 等[15]
还研究了加拿大阿萨巴斯卡新冰川(A thabasca neo 2glacial )撤退后135年中3个仙女木属(D ryas )分类群的固氮能力,结果表明,维管束非固氮植物在此时间序列中
的δ15
N 平均值均为负,从-6.4±0.4‰到-3.3±0.5‰,而现在仙女木属的D.drumm ondii 种在整
个时间序列中的δ15
N 从-6.0±0.5‰变为0.32±0.5‰,说明该植物种是在此时间序列的中晚期才
开始固氮,其源于大气氮的平均值介于81%~89%之间。
而其它物种如D.octopetala 和D.inte 2
grifolia 的δ15
N 平均值分别为-3.5±0.5‰和
-4.9±0.3‰,与非固氮物种的δ15
N 值相近,说明这些物种不固氮。
1.1.2 氮素的来源研究
除生物固氮外,大气沉降、人为氮输入和径流输入等也是湿地系统氮素的重要来源,而这些不同
的氮源因同位素分馏效应的不同又有不同的δ15
N 值。
由于湿地生态系统中的悬浮颗粒物以及沉积有机物的组成包含着不同来源的有机物相混合以及它们分解、转化的信息,所以我们通过分析湿地生态系统中这些物质的氮同位素,依据其中的同位素信息并结合元素信息以及分子生物标志信息等
来识别不同的氮源[16]
目前,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已包括不同类型的湿地生态系统,如河口湿地生态系统、淡水沼泽生态系统和盐沼生态系统等。
McKinney 等[17]
利用棱纹贻贝(R ibbed M ussel )体组织中的稳定性氮同位素比率研究了美国罗德岛州Narragansett 海湾海岸盐沼的氮源。
结果表明,贻贝体组织中的氮同位素标记受到来自靠近沼泽区人类活动的氮素影响,说明人为氮的输入(污水排放和氮肥施用)是该盐沼的一个重要氮源。
M iddelburg 等[16]
对Schelde 河口中的悬浮物质以
及沉积物中C 和N 的稳定同位素(δ13C 和δ15
N )以
及C /N 进行了测定,利用颗粒物质中的δ13C,δ15
N
3676期 孙志高等:15N 示踪技术在湿地氮素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和C/N来确定有机物质来源。
该研究根据δ13C,δ15N和C/N之间的关系将主要的有机物库确定为4个,即河流物质库、河口物质库、海洋物质库以及陆地物质库。
其中,陆地有机物质库(δ13C≈-26‰,δ15N≈3.5‰,C/N≈21)对于沉积物库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但悬浮物质的组成又主要受海洋物质库(δ13C≈-18‰,δ15N≈9‰,C/N≈8)、河流物质库(δ13C≈-30‰,δ15N≈9‰,C/N≈7.5)以及河口物质库(δ13C≈-29‰,δ15N≈15‰,C/N≈8)的控制。
然而,Graha m等[18]在利用稳定性C和N同位素以及元素比(C/N和C/H)的方法对英国苏格兰Forth河口沉积物中有机物质的源与归趋的研究时却发现,不能应用δ15N和C/N来确定该河口沉积物中有机物质的源与归趋。
其原因主要是在整个河口区,河口沉积物中的δ15N和C/N的变化范围都很小,并且δ15N或C/N与δ13C之间缺乏相关性。
吴莹等[19]对长江悬浮颗粒物中稳定性C、N同位素的研究也发现,长江南通三个监测站的C、N同位素的季节变化趋势尽管与陆源输入和浮游植物的组成和生长状况有关,但δ15N和C/N 均不能严格体现物源的影响,受水体中有机质转化和微生物活动的影响,体现的是物源信息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综合。
此外,有的学者还运用15N技术探讨了氮素输入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并将其与模型方法相结合来探讨氮源的相关问题。
Nordbakken等[20]在Kisselberg mosen地区南部的沼泽区采用人工降水的方法野外模拟氮湿沉降以增加N供给并结合15N 示踪技术对8种沼泽植被的氮源以及不同N供给对沼泽植被和不同深度泥炭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结果发现,沼泽中不同氮源的相对重要性是由植被中的优势种所决定;每年加入N5kg/h m2足以显著增加泥炭藓、地钱和浅根微管束植物的N浓度,而每年加入N40kg/hm2却不足以增加深根植被的N浓度;但每年加入N40kg/hm2却增加了泥炭表层5~10c m深度的N浓度,而没有增加20~40 c m深度的N浓度,表明泥炭藓和泥炭表层具有吸收沉降N的能力,具有过滤器的功能。
此外,15N 值与深度无相关性,这可能与泥炭分解的差异有关。
Ruth等[21]应用NLM(N itr ogen l oading model)和EL M(Estuarine l oading model)模型以及15N技术对低浓度N负荷的Pleasant Bay的研究表明,悬浮颗粒、深海有机物以及蚌(Quahog)体组织中的N 同位素丰度均随着污水对氮负荷贡献率的增加而增加,蚌体组织中的N同位素丰度要比有机物中高4‰,表明即使在低浓度氮负荷的情况下,来自陆地的N源也能明显的在食物网中流动。
该研究还证实,NLM、E LM模型与15N技术的结合能有效地确定和示踪来自陆地的N向消费者的转移,并为食物网分析提供了基础。
1.2 湿地氮素的转化过程研究
1.2.1 氮素的水土内循环研究
氮素的水土内循环主要涉及到有机N矿化为无机N,无机N通过微生物的生长和死亡过程再转变为有机N这一过程中的矿化作用、硝化作用和同化作用等。
矿化和硝化作用的研究常采用Da2 vids on[22]等改进的15N库稀释技术。
其原理是,氮矿化速率是通过在土壤中加入15NH
4
+来观察土壤
库中由于微生物矿化有机14N为14NH
4
+而导致
15NH
4
+的原子百分比的下降来测定;硝化速率是
通过在土壤中加入15NO
3
-来观察由于硝化细菌活
动将土壤库中的14N转化为14NO
3
-致使15NO
3
-原
子百分比的下降来测定;NH
4
+的同化速率则通过NH4+消耗与硝化作用消耗NH4+之间的差值来计算。
氮的总矿化率(m)和硝化率(n)常用下式计算[23],即:
m=
M0-M1
t
×
log(H0M1/H1M0)
log(M0/M1)
c=
M0-M1
t
×
log(H0/H1)
log(M0/M1)
式中,M
为14+15N初始库浓度;M
1
为14+15N培养
后库浓度;H
为15N初始库浓度;H
1
为15N培养后库浓度;m为矿化速率;c为N消耗速率;t为培养时间。
如果计算硝化速率只需将式中的m要换成n即可。
Erikss on等[24]利用15N库稀释技术对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个泻湖盐沼的土壤耗氧量、硝化作用和反硝化作用的时空变化的研究表明,该泻湖盐沼中的氧和D I N通量以及N的转化都有着高度的时空变化。
土壤最高耗氧量与6、7月份的最高水温相一致;反硝化速率的最高值出现在春秋两季,并与硝酸盐浓度的最高值相一致,反硝化作用与潮水中硝酸盐的浓度呈显著正相关;不同采样地点(溪流处和长有优势植被L i m on ium erotinum、Juncus m ari2 ti m us和Hali m ione portu lacoides的地点)的土壤耗氧量和硝化速率是不同的且硝化作用与耗氧速率
467 地 理 科 学 25卷
呈显著的正相关,但反硝化速率在不同植被类型之间却很相近,在有L.serotinum植被覆盖地点的反硝化速率是最高的。
Lund等[25]还利用该技术对加利福尼亚南部一人工湿地(Prado Basin)的反硝化作用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随着NO
3
--N浓度的降低,δ15N值将会增加,这意味着反硝化作用
在NO
3
--N的去除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原因是反硝化作用的生物化学热力学过程对重同位素15N存在排斥作用,但却有利于轻同位素14N
通过将NO
3-还原为N
2
而得到排出)。
同时,Prado
系统还有着大型植物的硝化作用和吸收作用,并且二者的影响会使系统的15N富集系数ε趋于0。
因此要定量评价反硝化作用对系统NO
3
--N总损失的贡献必须对植物的吸收作用和硝化作用对δ15N 所产生的影响做出相应的假设。
此外,Kalbitz 等[26]对德国D r oe m ling地区不同程度泥炭退化地DOM中与有机物质的腐殖化指数相关的碳(13C, 14C)和氮(15N)同位素丰度的研究发现,DOM中的δ13C值和放射性碳龄(表现为14C值的减少)随着泥炭地的退化和腐殖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而退化泥炭地的腐殖化指数却与低的δ15N值相关。
Delaune等[27]还运用15N同位素稀释技术和直接的气体观测对路易斯安那森林沼泽的硝化作用和反硝化作用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硝化-反硝化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它使沼泽土壤对进入系统的农业退水中的无机氮有着巨大的处理能力。
1.2.2 氮素在湿地生物和食物网中的营养状况
由于15N示踪技术能够示踪氮素物质的踪迹,所以如果将湿地植被所需的氮素物质加以标记,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生理情况下示踪氮素物质在植物体内的吸收、利用和周转等状况。
同时,生物体内的δ15N主要受食物源和生物新陈代谢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而生物的新陈代谢又会引起同位素的分馏,从而使15N同位素在不同营养级的生物体内逐步富集。
因此,可以利用氮的同位素组成来确定生态系统中未知物种的营养级,而营养级T L(Tr op ic level)的确定又常采用Hobs on和W elch[28]所确定的计算式,即
T L=2+(δ15N
insect
-δ15N T L2)
ΔT L
式中,ΔT L=δ15N
T L3
-δ15N T L2,而δ15N T L2和δ15N T L3
为两已知营养级物种的δ15N值,δ15N
insect
为待定物种的δ15N值。
Henry[29]等运用15N示踪技术(标记体13C15N-氨基酸、15N2NH
4
+和15N2NO
3
-)探讨了寒带盐沼植
被———Puccinellia phryganodes对土壤中自由氨基酸的吸收、溶解N的周转以及微生物N的获取状况。
结果发现,至少有5%~11%的13C15N-氨基乙酸被植物完好的吸收;土壤中自由氨基酸的周转速率很快,与氨和硝酸盐的半衰期(氨:5.6~14.7 h;硝酸盐:5.6~15.6h)相比,氨基乙酸和亮氨酸的半衰期分别为8.2~22.8h和8.9~25.2h;土壤中微生物的C和N值分别要比植物体高1.7和5.4倍。
研究还发现,尽管有来自土壤微生物的竞争,但是P.phryganodes还能够从土壤中完好的吸收氨基酸。
Margaret[30]等利用氮同位素比率确定了美国蒙大纳州两条溪流[Fisher(采矿污染河流)和Sheep(对照河流,几乎无污染)]的食物链长度、平均营养级、物种丰富度以及构成溪流食物网的无脊椎动物的营养级。
结果发现,无脊椎动物的物种丰富度在Fisher河流是最低的,并且其物种丰富度随着距污染地点距离的增加而增加,但两条河流的食物链长度和平均营养级却并无差异。
1.3 湿地氮素的归趋过程研究
氮素的归趋过程是氮素在湿地系统中经过复杂的生物地球化学转化而引起的氮素重新分配过程,其结果可能会导致湿地植物-水-土壤系统的氮素损失,如土壤固定、反硝化作用导致的气态损
失、NH
3
挥发、径流输出(NH
4
+和DON等)和植物收获等。
利用15N示踪技术对湿地氮素进行归趋研究的原理是:用一定丰度、形态和数量的标记氮
肥[如(15NH
4
)
2
S O4、K15NO3、CO(15NH2)2等]代替所施氮肥,在一定面积的隔离小区内施用(设置隔离小区的目的是为了防止15N扩散)。
通过样品的质谱分析,可以辨认出同位素标记物质并测定出其数量上的变化,从而显示出它们的踪迹。
根据研究需要也可结合其它技术,如蒸渗仪(Lysi m eter)、土壤罩盖法(Soil cover method)和封闭酸吸收法(En2 cl osure method)等。
Mathes on等[31]对新西兰Ham ilt on丘陵区河口
湿地土壤微区中15N2NO
3
-的归趋进行了研究。
该研究采用15N示踪技术,通过进行三个微区[无植被生长、有植被(Glyceria declinata)生长以及控制2 c m高度的植被(Glyceria declinata)嫩芽]的模拟实
验对15N-NO
3
-在三个微区中的归趋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在两个生长着植被的微区中,15N-
567
6期 孙志高等:15N示踪技术在湿地氮素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NO3-的归趋并无明显差异。
实验中加入的15N-NO3-中有61%~63%用于反硝化作用,有24%~26%被土壤所固定,有11%~15%被植物吸收,而只有不到1%被还原为NH
4
+;而在无植被生长的
微区中,实验中所加入的15N2NO
3
-中有49%被还
原为NH
4
+,29%用于反硝化作用,22%被土壤固
定;收获嫩芽对于NO
3
-的归趋并无影响,但它会
减少并阻碍嫩芽的生长,增加植被根部对NO
3
-的
吸收能力;反硝化作用和DNRA作为NO
3
-2N的两条去除途径,其相对重要性受湿地植被G.declina ta 的影响。
在无G.declinata生长的河口湿地土壤中,DNRA是主要去除途径;而在生长着G.declina2 ta的河口湿地土壤中,反硝化作用是其主要去除途
径。
因此,G.declinata对于NO
3
-2N在反硝化作用和DNRA两条去除途径之间的区分有着重要作用。
研究还发现,提高G.declina ta的植被覆盖度能够促进反硝化作用所导致N损失的进行,进而有利于河岸湿地水质功能的提高,而植物收获作为一种永久性的N损失方式,其重要性不大。
U lrike Rückauf等[32]还利用15N示踪技术探讨了湿地植被和不同土壤水分条件对硝酸盐周转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退化的沼泽土壤中,反硝化作用和硝酸盐转化为有机N化合物这两个过程主要取决于土壤的水分条件。
干燥和潮湿的土壤条件下有大于80%的硝酸盐转化为有机氮且这一过程随着土壤水分的增加而显著减少,但这一过程并不受植物生长和吸收的影响;而在淹水条件下,总的气态N损失量最高(77%~95%),而转化为有机氮化合物的则很低(1.8%)。
研究还发现,淹水土壤条件
下,反硝化作用是主要过程并且N
2
的释放量超过N2O从而成为反硝化作用的主要产物;在长有植被Phragm ites australis的情况下,N2O的释放量是未
生长该植被的两倍多,有15%形成的N
2
O和N2经由Phragm ites从土壤转运到大气中。
而Pha laris arund inacea对N2O的释放并无影响,并且也没有任何释放物经由其转运至大气中。
2 国内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国外的研究现状来看,15N技术已广泛
应用到湿地氮素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研究中,并在氮素的输入过程、转化过程以及归趋途径等方面进行了许多较为成功的研究,并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
但这些研究大多是针对某一子过程或某几个环节,且对这些子过程和环节的研究多停留在规律的探讨上,缺乏机理上的揭示。
同时,关于15N技术与现有氮素模型的结合研究以及15N技术的基础理论和15N技术与其它技术的集成研究也不多见。
而关于湿地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氮素驱动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的系统综合研究以及湿地生态系统与毗邻生态系统之间因氮素物质交换所产生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则更小。
尽管中国的湿地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的15N技术主要应用于农业(包括人工湿地水稻田)和草地等生态系统的氮素循环研究,且这些研究又多集中在生物固氮、氮素吸收利用、分配状况、转化及影响因素等规律的探讨上[33~36],缺乏氮素循环的内在机制研究。
目前,国内还尚未将该技术应用于天然湿地氮循环的研究中,与国外已有的研究相比,应该说国内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尚属空白。
3 15N技术在湿地氮素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15N技术作为一门理论上和技术上都很成熟的技术,现已成功应用到湿地氮素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研究中,并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今后该技术有望在如下几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1)继续加强现有湿地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氮素输入、转化以及归趋途径的研究,探讨各环节和子过程的动因和机理。
2)开展湿地生态系统与毗邻生态系统之间因氮素物质交换所产生的生态环境效应特别是污染物在生态系统中的环境行为研究。
3)加强以15N同位素示踪动力学为依据的基础理论研究,充分利用现代数学和物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讨氮素行为的动力学规律,并为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4)加强15N技术与现有氮素模型的结合研究,开展15N技术与其它技术的集成,为深入研究氮素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提供技术支持。
5)拓展15N技术在湿地氮素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中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从更多和更微观的角度阐明氮素的生物地球化学行为及影响因素,为其宏观综合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667 地 理 科 学 25卷
尽管现阶段中国的湿地研究在利用15N技术进行湿地氮素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方面与国外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只要我们正视差距、发现不足,在不断提高研究水平的基础上积极与国际湿地前沿领域接轨,我们就一定会在该领域的研究方面取得一席之地。
可以相信,该技术在中国湿地研究中的应用必将会推进湿地定量化研究的纵深化,并为中国湿地科学的发展带来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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