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历史

文学与历史

摘要:

文与史，似乎永远有说不完的关系、牵扯不清的联系。“文史不分家”，究竟是文与史互动的表现还是学科界限的不清。在当代，文学面临新的文学处境，文学的生存空间正在被挤占，文学有应当怎样处理与历史的关系。“新历史小说”的异军突起，它是怎样处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历史在“新历史小说”作家眼中扮演的又是怎样的角色。文学与历史将走向何处，归向何方。

关键词：

文史不分家、文史互动、新历史小说

常言道“文史不分家也”。“文史不分家”，这是文与史的互动还是文学和历史学科的混淆，界限的不清。远古神话是文学还是历史，“春秋三传”是文学还是历史，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美称的《史记》是文学还是历史。“史家之绝唱”强调的是“史”，“无韵之离骚”强调的则是“文”，对于《史记》究竟应归于文学著作还是历史史书，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愚以为《史记》应还是归入历史史书更为妥当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就可否认《史记》书中的文学成分和文学成就。《史记》之所以会出现是文还是史的论争，是因为其作者司马迁很好地做到了史与文的巧妙结合，其书中常有的那段“太史公曰：……”则是《史记》身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标志，是历史史书中的文学创作，但《史记》终归是一部史书而不是一部小说，只是这本史书文采斐然，文学成就也不菲罢了。《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是表露作者思想感情、内心心声的文字，是《史记》的独创，也是《史记》与一般史书不同的鲜明特色，也有着极高的文学价值，以至后来许多文学创作也都模仿《史记》在文章的最后有这么一段表露作者思想感情心声、发表自己的议论的文字，典型的如《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

文与史的不同之处是文是带有、伴随着表露作者的思想感情、人生理想、价值观念、主观意志的表现，但是文史毕竟有别，伴随着这种文与史的双重互动随之而来的问题却是学科分界、界定的问题。在我看来文与史还是应有界限可言的，文与史应该始终都保有只属于自己的一片净土，有自己的一方阵地，有自己的运转机制，有自己的原则、自己的底线，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既然文学和历史都有自己的学科名称，那么它们就应该是两门独立的学科，而不能将其混为一谈，混淆带来的是逻辑的混乱，概念的不清，是不利于两门学科的各自发展与壮大的。我想“文史不分家”强调的应该是文与史的互动，文与史的学科间的相似性，文与史之间关系的紧密，文与史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不是文与史的不分或等同。

历史与文学之间是有距离的，历史与文学之间是有差异、有各自的特殊的。在我看来，文可以以史为据，但史不可以以文为据；文可以以史为主题、为材料、为对象，但史不可以以文为资料、为佐证、为史实。文学可以虚构历史，可以重构历史，也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解读历史，甚至颠覆历史，这是文学的自由，我称其为“文学的历史自由”。但历史自身却没有这种自由，历史也许有一定的文学自

由，它可以选择用怎样的文体、什么样的文字来叙述史实，但历史却没有历史自由，有什么样的历史事实就应有什么样的历史，历史不能自己解读自己，自己去重构自己，自己去颠覆自己，历史是要由别人去解读甚至去颠覆的，而这个别人不是其他，最佳的就是“文学”。不错，文学创作、文学活动也构成了历史一部分，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时隐时显地影响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知“史”论“事”，知“史”论“文”，但不能简单粗暴的知“文”论“事”，知“文”论“史”，毕竟历史讲究的是真实，是事实，是史实，而文学作品中多多少少或绝大部分是有作家的思想情感和主观意志在里面的。也许这就是历史和文学之间的距离。但历史是什么？历史追求真实、史实，但文学创作在涉及历史时，是不是也要局限于历史的真实、事实、史实？

历史是什么？按字典的一般解释，也就是中规中矩的解释，历史是指自然界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对过去事实的记载。这样说来，历史必须是真实，是真实的事实，不可更改的事实。但也有不少古代先贤们认为历史从来就是“说话人”的历史，历史是一个任人装扮的小姑娘。究竟孰是孰非，历史究竟是什么，是真实还是虚构，恐怕这个问题到现在甚至在遥远的将来也不能立刻盖棺定论。争论至今，人们普遍认为历史应有正史中的历史和虚构的历史之分。必须说明的是，正史中的历史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真实，正史并不等于历史，同样，虚构的历史也并不一定就没有真实的历史成分，没有真实历史的存在。从某种角度来说，为了使历史更加生动可感，历史叙述有时是需要必要的虚构的，此时的历史就是充满虚构的叙事，是文学中的历史了。

我想说的是，历史应该还是真实的事实和史实，只是还应有“文学中的历史”这一说，我们要区历史和文学中的历史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学中的历史并不等于历史，也不等于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真实，但也不能全盘否定文学中的历史就没有历史，就没有真实。文学中的历史是被文学重新解构、解读甚至颠覆了的历史，文学中的历史可能跟原来的历史已经大相径庭了，也可能在这种重构、重新解读中又与历史的真实有着某种共通性。前面已经说过，文学对历史的消解、重构、重新解读甚至颠覆这是文学的自由，文学的历史自由，但读者在读文学作时却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误将文学中的历史等同于真实的历史，但也不要完全否定文学中的历史。

“新历史小说”就是这样一类对对历史进行消解、重新构建、解读甚至颠覆的文学作品。需要说明的是，对历史进行消解、重新构建、解读、甚至颠覆并不代表着文学对历史的不尊重、不重视、不肯定，相反，可能正是通过这样一些特殊的手段和方式，使我们对历史有了重新的认识和理解，对历史更加敬重，对历史的认识更加深刻，也使历史走下神坛，与普通百姓相融合，而不再是仅仅是史学家们案头那枯燥无味的文字记录，历史不再是那么严肃而变得生动可感了。文学是感性的，是有感情有想象的，虽说历史追求的是真实、事实，是客观，但文学中的历史却不应仅仅局限于真实、事实和客观，文学中的历史应是活的历史，而不是如同死尸一般僵死的历史，活的历史是生动可感的历史，是更具有魅力和吸引力的历史。“新历史小说”中的历史就是活的历史，“新历史小说”的鲜明特色首先表现在它对历史的重新解读的巨大颠覆上。在“新历史小说”作家那里，历史不再是一具僵硬的死尸，而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只是他们为自己小说进行时间、空间定位的一个框子，历史在这里被处理为世俗化的历史”，①历史不再是严肃、冷漠和高高在上了，“历史在这里失去了从前的所谓‘深度’，

而成为一种戏说和寓言。”②“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和作品有莫言的《红高粱》、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和苏童的《罂粟之家》等。“新历史小说”对历史有着独特的眼光和独到的见解，“他们把‘人’作为价值尺度，用人道、人性、人情来审视历史，在注解历史中，自由地注入了个人极其强烈的随意言说的欲望。”

③“在‘新历史小说’作家看来，历史叙事的形式并不是一扇洁净明亮的窗户，人们可以毫无阻碍的透过它回望过去，它可能镶有有色玻璃或以其他的形式歪曲被看到的景象，历史乃是在语言、感情、思想和话语中形成的‘历史’，因此，历史离不开虚构和想象，历史叙述需要必要的虚构，历史就是充满虚构的叙事。”④“新历史小说”把文学的历史自由发挥到了极限。

谈了这么多的文学和历史，文学和历史的关系感觉似乎更为复杂了，不是一句简单的“文史不分家”能说得清的，也不是一句笼统的“文学是对历史的虚构和重建”就能道得明的。而现代科学与文化迅速猛增，在我们的周围形成一个多元的信息网，这股潮流的推进已无可逆转它的膨胀无疑正日益缩减文学的地盘，文学的生存空间正在被挤占。在新的形势面前，文学应当怎样处理与历史的关系，文学与历史这对兄弟是将和睦相处以求共进，还是将兄弟阋墙、分道扬镳，各自为营？文学与历史将走向何处、归往何方，我们将拭目以待！

姓名：卢慧

学号：2012401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