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谭嗣同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提要谭嗣同是改良派的左翼代表者，反映了资产阶级中下层的要求。在民族矛盾迅速激化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谭嗣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改良主义体系的范围，表现了对封建制度和清朝政权的憎恨情绪。他在客观上作了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先导。

谭嗣同是戊戌变法时为追求真理而勇敢牺牲的伟大的爱国者，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比较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思想，虽然未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却具有比前人更为丰富甚至在某些方面为同时代的其他维新派人士所远远不及的内容，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谭嗣同之所以具有这种进步思想，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一、时代特点

我们认识谭嗣同思想产生的根源，必须从他所处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情况去考察。九十年代的中国已迈入一个新的阶段，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而彻底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进一步被推向半殖民地的深渊，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得不到正常发展，这就决定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必然产生企图变革国家制度强烈的政治愿望。爱国主义精神是谭嗣同及其当时整个改良派思想的主要内容，同时还是谭嗣同思想产生和酝酿成熟的一个直接原因。沉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广大社会进步阶层的愤怒和同仇敌忾的决心。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谭嗣同变法维新的政治思想。

爱国的中国人在猛烈的刺激下，惊醒过来了，他们重新思考着、学习着、探索着。在甲午战后，谭嗣同总结过去，宣告与封建书生生活相决裂，提出一系列的维新变法的具体主张，其中已充满了反封建的战斗精神。这些基本思想不断地向前发展，到1897年就以更深刻的内容和更丰满的面貌，企图构造一个哲学体系，在《仁学》一书中呈现出来。

康有为的思想体系成熟在八十年代末，孙中山的思想体系成熟在二十世纪初，而谭嗣同的思想体系是产生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九十年代中下叶，他属于改良派，但又与康有为有差异；虽有某些革命思想因素，但还不同于孙中山及二十世纪初年的革命派。原因就在于中日战后的九十年代与以前是大不相同了，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瓜分浪潮和全国人民爱国主义高潮，另一方面，在中国半殖民地已经开始定型，中国旧社会阶级的分化加剧的同时，产生了一个新的情况：社会上开始萌生第一批“无科第，无官阶”的平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第一批近代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群，他们满怀热情开始投入了政治生活中。

二、阶级特征

改良派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如果说，以杨锐、翁同龢等上层高级官员为代表的改良派右翼的各派别主要是以一部分开明的地主阶级为基础；如果说，以康有为首的具有浓厚的调和策略的左翼稳健派，主要是通过较为广泛的一般中级政府官员、封建士大夫、富商为骨干，反映了正在开始形成或转化中的自由资产阶

级的要求；那么，以谭嗣同、唐才常为首的左翼激进派就正是以中下层地主知识分子和正出现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的先驱。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封建社会急剧解体，从其中开始涌现出第一批各种平民知识分子，他们开始脱离土地和对土地的封建所有关系，背井离乡，出外求学或谋生。比起上层封建士大夫和封建官吏来，他们与封建官场较为疏远，他们所受封建社会束缚较少，爱国热情和政治积极性却比较坚决，他们与普通民众也较为亲近。在六十至九十年代贵族改良主义者的影响和启发下，尤其是九十年代的革命高潮的刺激下，他们逐渐形成一股重要力量，积极地转入政治斗争。

随着戊戌变法改良主义梦想的破产和唐才常庚子事变的流血教训，斗争形势急剧发展，改良派分化了，左翼（激进派）中的大部分人日益走向了革命民主派和反清的斗争中。谭嗣同的出身、身份和地位并不能列入下层平民知识分子中，但谭嗣同思想特点就在于：它在某些地方和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士大夫改良主义者的阶级狭隘性，客观上反映了下层知识分子比较激进的情绪和要求，反映了他们将自由主义改良派向民主主义革命派转化的内在的阶级内容和历史倾向，谭嗣同的思想是改良主义必将让位于革命民主主义的时代动向的重要反映。

谭嗣同在当时之所以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由于他有着和康有为、梁启超不同的经历：他在甲午中日战争结束以后就和唐才常等从事开矿，直到他牺牲前，还和唐才常合伙经营着一个“煤井”和“钱庄”。虽然是委托别人管理,但是在筹划开办和进一步发展以及稽核收支方面，谭嗣同是花费了很大精力的。在此期间，他从自己的有关活动中，深刻地体会到了在资金不雄厚和外来压抑很多的情况下经营企业的艰难性，同时他与一些经营着跟自己相类似的规模不大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人物接触，更深刻地了解到了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思想意愿和要求，从而考虑如何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一番较切实的改革，为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发展资本主义开辟广阔的道路。只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谭嗣同深受康、梁的影响以及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力量还很薄弱，致使他不仅在思想理论上把革命和改良混淆不清，而且使他在从事变法的实践中也被自己的思想理论上的落后和某些客观条件束缚了手脚，壮志未酬，扮演了时代的悲剧主角。然而这也是历史曲折发展难以避免的现象，绝不能以此忽视谭嗣同的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而把他断定为与康有为、梁启超一样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代表。事实上，谭嗣同的思想理论的主流，之所以超过康、梁，正是由于他能大胆地突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偏见，而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要求对清朝封建统治进行比较彻底改革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愿望。

中国近代有改良派和革命派之分，前者以康有为未收活动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者以孙中山为首活动在二十世纪初年。前者大都是官僚地主的旧式士大夫知识分子，而后者是没有官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像孙中山一样的革命者外，许多革命派人物在九十年代常常是改良派变法维新的积极支持者，这正是改良派左翼激进派。左翼激进派与改良派的其他部分在阶级上有所不同，是有其特征的，例如他们在经济地位上多是比较一般甚至或破落的知识分子，他们与民众、会党有联系。在政治地位上，他们与改良派右翼以及有“功名”的康有为、梁启超有许多不同。这些不同便导致他们的政治思想有差异，但这种差异还是潜在的，还没有发展成矛盾对立。直到戊戌、庚子流血以后，他们才一步步的迈上反对康梁的革命道路，改良派也就一分为二了。谭嗣同正好反映了处在这个过渡时期的特点，反映了左翼激进派的特色。在二十世纪初，许多革命志士的思想中，谭嗣同的因素起了重要指导作用。